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已逐步展开并日益兴盛,从而使"中国城镇化"成为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新的学科领域。但目前的研究与中国城镇化实践所需要的中国城镇化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发展尚有差距。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应当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理论依据及西方城市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体系、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前景问题等五个方面着力推进,以探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及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独特规律,并在借鉴和批判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创新理论,发展来源于中国实践的中国城镇化理论,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指明实践路径的同时提供具体而有效的理论指导。

从“城乡一体化”走向“有特色的城镇现代化”——苏州（碧溪）实践对我国城镇科学发展的几点启示

碧溪镇的实践给人们多方面的启迪。其中，对我国城镇科学发展也启示良多。碧溪走了一条从“城乡一体化”走向“有特色的城镇现代化”之路。

数据伦理框架:国际对话与中国化的构建路径

数据伦理框架作为国外数据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数据治理效能、优化数据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欧美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数据伦理框架,对其基本架构和深层逻辑的探讨可以为我国数据伦理框架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对我国数据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调研法和内容分析法,对8个国外数据伦理框架进行比较,研究国外数据伦理通用的框架、结构和运行模式,借鉴国外数据伦理框架的模式及实践经验,对我国数据伦理框架参与国际数据伦理对话以及中国化构建路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国外数据伦理框架相对稳定,并具有规律性,确立了以法律体系为支撑、以基本原则为核心、以行动方案为指南的数据伦理逻辑框架,形成了“法律体系—伦理框架—伦理说明”为一体的以伦理问题为中心的运行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开放观:方向抉择、重大使命与历史超越

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在持续性深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趋向于理性自觉,创造了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一个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关头应时而变,创新指引、科学谋划和全面布展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程,不断作出方向抉择、使命转换和战略调整,进而不断实现时代转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一项重大议程是谋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一议程内在贯穿新征程的改革开放观,科学阐明了这一轮改革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旨在谱写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着力在改革开放新征程中作出重大方向性抉择,明确解答改革的主要使命、实现路径和战略安排等“时代之问”,奋力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继续推向深入,实现历史的超越。

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如何走向科学发展之路

2006年12月22～23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主办了“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10+10”全国高层论坛,与会代表分别从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和城市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成因、表现、后果进行了深度反思,就我国城镇化发展如何转换模式、走科学发展之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深入探索。本刊发表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苏州样本(笔谈)

苏州是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重要样本,体现在诸多领域。在高质量发展上,苏州坚持胸怀天下的发展共同体主义,走出了一条以创新为核心、以协调为导向、以绿色为重点、以开放为支撑、以共享为目的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城镇化领域,苏州探索出了一条以公共服务均衡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新型城镇化苏州经验;在生态领域,苏州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文化领域,苏州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秉持开放包容,文化赋能经济,传统现代结合,绘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高质量建设的“双面绣”;在教育领域,苏州一直在均衡发展、包容发展、融合发展、智慧发展、终身发展上积极采取措施,以行动践行教育现代化发展理念、塑造“苏式教育”品牌、确立人民至上的教育价值立场。

基于区域视角下对中国城镇化空间转型的思考

城镇化是一个重大的区域发展问题,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效地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基于区域视角下对城镇化空间内涵的认识应包括以下内容:区域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格局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城乡协调和城镇体系协调发展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城镇化的空间转型应包括:城镇化发展应该与自然基础和生态环境的格局相匹配;由城市主导下的城镇化转向城乡一体化;由单一城市主导下城镇化转向区域范围内城镇体系主导下的城镇化;城镇化格局应该和宏观区域格局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使得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复杂现代性视域中的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基于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分析

在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时代,以战略方式进入治理场域的中国城镇化,将在实践基础、发展逻辑以及塑构作用等方面对国家治理模式产生深刻影响。在复杂现代性生成与演进中,作为"新四化"之一的城镇化,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有着双重价值:基于"利益链—转型域—风险度"的静态逻辑,它将有助于建构现代性国家治理模式的结构选择;围绕"动力机制—推进模式—空间结构"的动态逻辑,它将有益于整合性国家治理能力的功能提升。因此,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中间变量,城镇化不仅会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或将凭藉其对解放政治进行结构性的生活政治替代而突破传统治理的路径依赖,从而深度型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

后发国家自主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现代化是人类的共同事业,但现代化并非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而是拥有复杂层次结构和因素变量的长历史演化过程。后发国家被西方“冲击”后的被动现代化“反应”,需遵循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即国家建构、政党领导和政府质量是促成自主现代化的基础要素。从国家建构看,后发国家自主现代化的前置问题是国权问题,国家认同持续注入则是国家建构的根本;从政党领导看,后发国家需要政党的自主现代化共识凝结和政治动员,且后发国家政党应以自身制度化带动国家政治制度化;从政府质量看,渐进经济改革的政策创制是政府质量高低的关键指标,公正、回应和廉洁则是政府质量的价值依归。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建构、政党领导和政府质量的目标分别指向国家人民属性和建设人民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形态以及效能与公信力兼具的法治政府,它们是中国式现代化高度自主性的根本保障。后发国家现代化如果仅聚焦技术层面的工业化或硬性照搬照抄西方制度模式,未基于基本国情以渐进模式促成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相适改革演进,则必然遭遇挫折,沦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庸”。

中国城镇化战略:构造逻辑、题域呈现与风险防范——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的探讨

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并借助"逻辑—题域—风险"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晰揭示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逻辑发生学与实践运筹学。依据多重混合逻辑所展演的发生秩序、实践动力与目标指向,大转型时代的城镇化正经历一场历时性题域的共时性呈现,同时表现为技术—经济的、社会—政治的、文化—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和心理—体认的复杂面相,这正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但在此过程中,易于伴生性地出现过载、固化、漂移等诸多风险,并具有跨域渗透性、层叠集群性与虹吸传感性等特征。为此,必须从内生应对的系统性出发,以确立法治化与效能化治理的根植性为目标,通过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性而实现风险管控、导引良序发展。

以大历史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新篇章

以大历史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华丽篇章,满怀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宋朝以降,苏州就率先发起向内生型现代化社会的五次探索,近千年来一直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历史探索的重要先驱之一和内生型现代化社会的发源地之一,具有最完整的现代化沧桑历史记载和丰富经验。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新实践要成为人文经济发展的典范,成为打造现代化科技强链与产业创新强链融合的示范,成为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开放枢纽,成为以新时代苏州精神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示范,成为构建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示范。

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的历史演进与实践特质

苏州作为中国经济最强的地级市,可以率先实现现代化,发挥样本作用。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具有自身的实践特质,具体包括:第一,开放性和包容性。开放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实践的最重要动力,苏州在开放经济发展中形成了包容性的制度与文化,而包容性的制度和文化又推动了进一步的开放。第二,均衡性和内生性。发展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最重要的文化内核,在空间上的表现就是均衡性和协调性。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不是被动接受西方辐射的现代化,而是一种内生的现代化。第三,主体性与规则性。主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的重要特质,苏州积极发挥有为政府和制度型企业家的作用,为市场中每个个体发挥创造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主体性是与规则性相辅相成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的实践是动态的历史过程,只有在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才能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样本的实践特质及支撑苏州现代化实践的深层文化基因。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五大维度和三重尺度下的实践向度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城市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入学习和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可以发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即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基础、发展目标、价值导向、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五大维度,分别在国家、区域和城市三重尺度上,指引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高质量发展道路。国家尺度上,要重视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价值引导,关注城乡差距缩小与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东中西部城市的均衡发展;区域尺度上,要聚焦城市间的联合与一体化建设,重点在于壁垒的打破、产业链的联结和共赢思维的塑造;城市尺度上,要努力实现城市内部发展的均衡性、宜居性、文化性、文明性、生态性与和谐性等目标,并妥善处理各类冲突与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推动全球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重要实践价值。

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与辩证逻辑

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在作为现代化重要内容的城镇化领域摆脱“学徒”状态而开辟的自主城镇化之路。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向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遵循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受中国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原则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中国必须自主开创城镇化新道路,以解决“学徒”状态下中国城镇化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且重塑新的全球城市体系。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道路之新是一个历史性的创造,表现为对西方城镇化道路、旧中国城镇化道路、苏联城镇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城镇化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道路等五重城镇化道路坐标的不断超越。要对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进行整体性和全面性认识,还需要深刻揭示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出场内蕴的“否定之否定“”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辩证法。

中国城镇化风险的政府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职责。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把防范和化解风险摆在突出位置。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内容的新型城镇化,正面临着不断累积的风险挑战。面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所累积的各种风险。

基于AHP和Kano模型分析的乡村公共空间适老化设计评价——以苏州叶山岛为例

基于AHP和Kano模型探讨公共空间适老化设计的标准及其改进的迫切程度,提出多层次规划设计的解决方案,以提高乡村公共空间适老化水平。首先,通过AHP构建乡村公共空间适老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叶山岛公共空间适老化设计的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和分区评价;其次,结合Kano模型,综合考虑满意度和重要度,求得改进权重;最后,计算出满意度得分,提出乡村公共空间设计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AHP和Kano模型相结合能客观分析单一评价要素的改进迫切程度,具有推广意义。(2)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乡村公共空间适老化水平的量化评价体系,通过量化的数据可以为乡村公共空间适老化设计的优化方向提供指导。

历史文化街区就地养老支撑体系评价与优化策略研究——以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就地养老概念强调老龄群体在社区资源的支持下留在“原住地”进行养老的行为。当前历史文化街区普遍面临物质条件衰退与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双重困境,评估历史文化街区就地养老支撑体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特点和老龄化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在解构就地养老支撑体系概念框架的基础上确立历史文化街区就地养老评价体系,对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实证评价研究,并提出就地养老发展的优化策略。

员工为什么不建言:基于中国文化视角的解析

在中国背景下,员工常常对问题视而不见或不敢表达。立足于中国文化视角,对这种状况分析得出,中庸思维不利于自我冒进式建言;较高的面子意识和人情观念,促使员工更多关注自身和被建言者的面子保全,往往选择保留自己的观点;集体主义关注组织和谐的特征不利于组织中建言行为的发生;权力距离抑制建言行为的表达;长期观念可能也会抑制建言行为的表达。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明确具体文化因素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

多维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内涵解读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镇化仍处于相对快速发展阶段,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支撑。但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城镇化的内涵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我国必须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镇化发展机制应由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向市场主导型的城镇化转变;从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城镇化应进入由"化地"到"化人"的重大转变;相对于外生的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应体现为内生城镇化模式;相对于出口和投资驱动下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动力应建立在消费驱动的基础上;从发展目标上来看,城镇化应由"一维"的经济目标向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多维"目标转型。

城镇化与产业集群的耦合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

城镇化对技术创新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影响机理。从协同学来看,城镇化和产业集群是区域中相互作用的两个系统,二者"耦合"作用表现为正反馈或负反馈,前者相互促进,后者相互限制。理论上,二者的耦合度高,有利于创新要素的融合及协同,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反之,二者的耦合度低,则会阻碍技术创新的发展。为此,通过构建城镇化与产业集群的耦合模型,基于江苏省13个地市的历史数据,采用GMM法实证城镇化与产业集群耦合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假设。结果表明:提高城镇化与产业集群耦合水平会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正面影响,且二者的耦合水平对技术密集行业和劳动密集行业的创新效率影响显著,对资本密集行业的影响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