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写作：明清地域性文学社团考察

明清两代文人具有鲜明的群体化倾向，地域性文学社团丛生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这些地方文学社团努力守护心中的文学圣地，构建本地文学谱系，形成地方文学话语，光大地方基层的文学地位，留下了大量的作品。我们有必要将地域社团作为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把大量的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放到地方基层写作的语境中去考察，对具体地域空间的文学场景和版图加以还原，由此形成对明清诗文发展的某种特殊机制的认识。这不仅对明清诗文研究，同时对将文学史研究从重视时间维度、重视宏观、重视文本、重视主流发展引向对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地域、文本与经验、主流与支脉并重齐观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诗界的“差序混层”与“众层化创作”

对文学史作历时性或共时性考察,都可以看到一种类似社会学的"差序格局"和"一轮轮波纹"现象。其所表征的是,所有的文学家活动以及他们的写作,其实都不是独立的、完全个体化的行为,而是由社会关系和历史地位所决定的群体化的表现。明清诗界的差序格局相当复杂,对其混层现象尤其需要进行深入切当的辨识。现有的文学史并不足以体现明清诗歌史的成就,无论在上层、中层或底层社会,为数甚多的诗人至今还未曾被学界涉猎。应该对明清诗人群体采取众层化研究方法,将各阶层诗人的创作纳入视野加以考察,更多地呈现各种诗学现象和创作成果。如此,人们对明清诗歌的批评或辩护才能更接近文学史实的本然属性。

唐代作家并称的语言符号秩序与文学评论意义

并称是唐代文学发展史和学术史中的一种习见现象。如何并称,关乎语言符号秩序,而并称现象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学评论意义。如果说并称是抽象、浓缩的符号,阐释就是不可缺少的意义还原,通过还原实现对选择对象的再选择和淘汰,以达成文学经典化的推进。从并称的出现,到意义的生成,价值的确认,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些并称对象进入了唐代主流作家群体,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而另一些对象则在"循名责实"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其中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而无论必然,抑或偶然,作为唐代文学史的资源,总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基于典型事件的清代诗史建构

历史是由事件构成的,诗史同样如此,有一代诗人、一代诗歌便有一代事件诗史。研究事件诗史是基于事件所包含的冲突性及其断裂、介入、融会的能量,蕴涵着对诗史改变、演化的动力源,具有诗史构造力。故建构事件诗史不在于发现作为诗人书写背景的历史动态,而在于发现具体事件中的诗人位置、精神状态和创作实践,在"事件"与"诗"的契合点中阐述某种关系。清代历史进程中事件发生频度大、事件与诗的结合度高、对诗史演进作用力强,如果能够从其中具有特殊性、代表性、群体性、关联性、影响性的典型事件切入,进行辨证而深刻地分析,在事件视阈中建构清代诗史完全可能且有重要价值。

近代文学事件“醒狮”说的形成与延异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成为古今中外矛盾冲突的场域,因沿海、沿江的原因,各种信息最先在这里交汇,各种矛盾也最先在这里展开。明清以来这里已经形成文化思想的高地,而“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双重变化,使这片大地成为再造传统的试验场,新思潮不断涌现,酝酿或构造出种种事件。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在这里产生初期影响,并延异、重构为“醒狮”说,这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几乎划出了一条“时代线”,文学创作题材为之拓展,增添了民族自强的色彩;随后出现的铸魂思潮,卷动了整个知识阶层,成为民族复兴的动能,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近代典型文学事件阐论--以柳亚子《分湖旧隐图》征集题咏为例

清末民初的历史大变局,为亘古以来所未有,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事件频繁发生,成为历史大变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家需要借由事件形成介入历史、推动历史的力量,显示其特殊的作用,南社的成立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当我们将南社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研究时,可以发现这个重大事件是由一系列具体事件构成的,《分湖旧隐图》的出现以及其后的征集题咏活动,即为柳亚子成功造就的一个文学事件。此举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活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众,征集作品之多,产生影响之巨,在近代文学社团中相当罕见,具有其典型意义。柳亚子如何有意识地运用《分湖旧隐图》的征集题咏方式,使之从一个艺术作品产生的"事实"变成有影响的文学"事件",从而进入南社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值得深入探讨。

白居易在唐代诗歌史上的“第三极”意义

在唐代,白居易是继李、杜之后的又一座丰碑式人物,是中唐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他不仅处于"百代之中"使文学创作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而且对士人精神世界和生存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唐代诗歌史和文化史上的"第三极"。如果说李白提供了天上人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诗界典型和追求狂放自由的人格形象,杜甫留下的是沉郁顿挫、晚节渐于声律细的诗学风范和济世难成的悲壮之歌,白居易则显示出将一切官样文章放下,以平凡朴质面貌示人的诗人襟怀和在不突破道德底线的前提下获取最充分物质和精神享受的生命姿态。白居易对后代士族阶层影响巨大,其中既有文学创作的传播,也有生存智慧的接收。

清代江南士林的文字缘及其文字力量崇拜

清代江南士林的文字缘可以从文字饮、文字业、文字功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三个方面体现了文人以文字为媒、以文字为事、以文字为器的总体状况,也表现出他们对"文字——文学"所具有的不同层次的文化功能、社会作用的体认。文字缘现象不是清代,也不是江南所独有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古代各地文人群体的共相,但清代社会与历史的复杂性,江南文人群体的聚集度,使得这种对"文字——文学"的偏好演化为一种文化崇拜的心理。尤其在社会大变局中,相对于物质的力量,他们似乎更相信文字凿破天地、创化世界的伟力。文字缘与文字崇拜,体现了江南文人对本土文化符号的审美体验和价值发现,显示出对文学话语场域的扩大和对道义目的性的追求。

林淑贞教授《对跖与融摄:唐人生命情调与审美风尚》序

去年上半年，我在台湾逢甲大学任客座教授，一次与萧丽华教授谈起台湾唐代文学研究界的研究动态，丽华向我介绍中兴大学的林淑贞教授，认为是一位值得尊重和关注的学者。她对淑贞教授的介绍，使我想起了在明道大学的一次“学术偶遇”。

癸未大水纪事本末与文学书写——以《绘水集》为中心

癸未大水是清代自然灾害史上具有典型性的事件,直接关联清朝国运,被认为是“道光萧条”的重要原因。《绘水集》是记录这次灾难的倡和诗集,编者震泽王之佐出自江南孝义之家,是基层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典型代表。他基于灾难见闻和救灾实践绘图征诗,征集活动持续十五年之久,汇聚了社会各阶层近八十名作者的诗歌及序跋。《绘水集》作品主要包括癸未大水的灾难书写、赈济事件和人物的书写,既有现场性的文字,更多追忆性题赠,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精神溢满字里行间。《绘水集》编刊的核心要义是提醒人们“安不忘危”,从民风改革和水利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积极建议,是对“灾难过后,文学何为”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文学社会学意义。

论汤显祖戏曲文体选择之后的诗学宗尚

汤显祖自觉选择戏曲文体的节点在其40岁之后,万历十八年(1590)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间。这一选择是汤显祖多年以来思想情感与创作积累发展的结果。汤显祖的诗学宗尚在其自觉选择戏曲文体之后发生了变化。《紫箫记》创作之时,其审美追求与其时的诗学取向一致,追求秾丽,难免涩重;待《紫钗记》改成,尤其是《牡丹亭》创作之后,其诗歌风格自然浅丽、鉴赏注重诗歌初创性与自然性,创作手法以诗为戏,主张学习中晚唐诗歌,拒绝接受杜甫“诗圣”的形象,表现出独特的诗学宗尚,这些诗学宗尚的变化有汤显祖自觉选择戏曲文体影响的因素。

知识版图形成与学术研究特质——论罗时进的学术成长与治学特色

罗时进先生长期浸濡于集部之学,在唐宋与明清诗文研究领域致力颇深,创获迭出。江南文化环境涵养了他的学术品格,长期阅读研究的经历和广涉多学科领域,形成了他的知识版图。因钱仲联先生的影响,他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无锡国专的传统与学风,并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建构了由隋唐而下、以明清诗学反哺唐宋诗学的研究理路。如今他进入江南已四十多年,进入学界也已达“不惑”之岁。如果说在研究地域文化方面,作为江南尤其是吴文化研究专家享有盛誉,这对于一个二十多岁后方占籍苏州者或许是个“意外”,那么他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历史文化领域跨世纪投入精力劬勤探索,取得了堪称丰硕的成果,得到海内外学界称誉,则有其“必然”性。

群体与事件:明清诗文研究的“经纬网”——论罗时进的研究路向与关键节点

罗时进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由唐宋文学研究起步,进入明清文学研究领域后亦颇有建树。他关注明清诗文研究中的“群体”,包括地域群体、家族群体、文学社群等部分,对群体的共同性、特殊性、差异性有深切关注,以为群体是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视角,在文学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群体研究的基础上,他又提出文学事件对构建事件文学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出“事件诗史”的概念,认为“事件诗史”是清诗史的应有之义,而典型事件对诗史的构建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以群体为经、以事件为纬,罗时进的明清诗文研究织起了经纬网,既反映了明清诗文内涵之广、意义之重,又注重细节,以个案研究不断完善这张关系网中的重要节点及其特征。宏观视域与微观研究并存是其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特色,也是他在此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的原因所在。

清代江南宝卷宣卷的仪式行为与劝善导向

对清代江南文化的观照,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视野:一是士文化,一是民间文化。前者着眼普遍的、典型的文化价值,后者着眼于地方性知识;前者较注意仕宦或缙绅阶层,后者更多注意底层文化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接受;前者注重经典文体和文本,后者注重民间口传形式的知识,即非文字或无文字的文化形态的影响。宝卷与宣卷提供了一个从文字世界走向非文字世界,形成底层社会“民间宗教—通俗文化”生态的绝好样本。其贮存知识、传播知识、获取知识,有一条隐约的链结线索,串联着文本书写者、宣卷艺人、庶民社会民众,交混着民间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其形式仪轨和劝善导向对了解江南庶民文化有重要价值。

清代江南文人水乡生活的“忧乐”书写——从日常与事件两重视角的考察

江南就总体地理特征而言,皆可称为水乡。水是构成江南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基础条件。清代江南文人,尤其是底层文人的日常生活如果说具有特定的“乡土性”的话,则与水乡密切相关。其“乡土性”表达出文人与水环境的内在关系,这是日常生活中人与自然的耦合。然而人在水乡环境中自非超脱性存在,而是黏着性生存。他们在与水的黏着中延展生命的历程,感应社会的脉搏,尤其社会事件会带来心理触击。故其书写的“乐”和“忧”形成了两重生活的节律、生命的音符。研究清代江南文人的人格、性情与创作特点,自应注意其与水乡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应是抽象的、感会的,而应建立在具体的、分析的基础之上。

湖畔水滨：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创作现场

江南遍布的山庄园林、无数的居宅堂室,都成为文学群体或文学社团创作的现场。文事活动中"活的元素"(文人)、"静止的元素"(文本)都被注意或重视,而介于"文人"与"文本"之间的"物质元素"——地点场景,往往被忽略。考察清代江南地区的"水环境",探讨与"水"相关的"场景"与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出江南文人用文学书写的方式建构了以水为环境特征的自然,同时这种自然环境长期被感知又反过来建构了江南文人的文学经验,这种双向建构使江南文人和水环境形成了共存的耦合关系。清代江南文学社团大量写于湖畔水滨的作品及其背后群体活动的故事,成为一种特有的兼具文学性和社会性的认知地图,是我们回忆清代江南文人生活和文化生态的重要参照,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基于典型事件的清代诗史建构

一代诗史是如何构成的?传统方法是在时间流程中对诗人、作品进行序列化、差等性分析、组合。一些突破传统论述框架的断代史诗歌著作在“诗人”方面注入了“群体”意识,在“作品”方面引入了“本文”概念,由此结合“环境”与“时代”背景进行艺术与社会价值分析,增加了新的维度,显示出更广的视野。但总体看来,“事件”的重要意义是被忽略的,只是看作“时代”的一个相关因素有所涉及,尚未作为诗歌史的重要构成力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