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协调企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困境与破解——以分工协作的理论视角

在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中,政府是主要的负责方,企业也参与其中。但目前政府缺乏协调企业的有效手段,难以充分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而且对企业资源也难以形成有效整合。市场分工和社会分工理论对分工的形成、后果、限度及功能的论述有力地解释了政府协调企业参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困境的原因。为此,政府需要健全协调企业的法律机制、完善行政协调机制、优化市场协调机制,建立道德协调机制。

信念论政治之局限与后意识形态政治走向--奥克肖特政治“理想类型”理论探析

可以把不同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活看成是人类应对各种挑战的不同应战模式。这类应战模式在奥克肖特看来,可以抽象地划分成为两种极端的"理想类型":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人们正是通过在这极端"类型"的中间地带作出移动与调整,来使社会适应来自外部与内部环境的不断变化。由于近现代以来人类理性的盲目膨胀,各国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类型在本质上都严重偏向于信念论政治。信念论政治在显现自身合理性的同时,也把人类拖到了极其危险的意识形态政治之中。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以向怀疑论政治的适度回归来打通走向后意识形态政治之路。

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与中国逻辑——对五四运动以来百年历史的现代性审思

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以唯物史观深望伟大的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历史及期间开创的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具有重大意义。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即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包括中国新现代性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之"新"在于以中国方案深刻解答了"马克思之问"和"列宁之问",它不是套用西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经典现代性道路的模板,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经典现代性道路的翻版,更不是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再版,而是形成了鲜明的新现代性方案,在新世界历史场域中创造着人类新文明道路,其内蕴的中国逻辑书写着中国化的唯物史观。

教育追求幸福的两种路径

教育以幸福为目的本身只是一个抽象,因为它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教育实践:教育以非教育幸福为目的和教育以自身幸福为目的。无论教育追求的是"教育幸福"还是"非教育幸福",它总是以幸福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要使二者统一起来,找到教育追求幸福的正确路径,关键在于回到教育的原点,培养和谐的人、完整的人、现实的人,并且要将培养人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使追求过程的好(当下的教育幸福)与追求人的发展统一起来。这样,教育作为幸福的目的与手段就统一起来,当下的幸福与未来的幸福就统一起来。

新教育实验的话语研究

新教育实验话语是以幸福完整为理念,以教育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师生生命叙事为手段,以民主平等为引领,以回归教育原点为逻辑的一种生成性、发展性、现代性的新话语形式。从话语的逻辑上看,它是新教育共同体通过行动和叙事,向"己者"和"他者"言说新教育的故事、理想、共识和愿景的一种新型话语形式,即"谁在言说、向谁言说、如何言说、言说什么";从话语的呈现方式上看,它是理论诗性话语和平民实践话语形式的综合,由理念话语、行动话语、交往话语、课程话语、文化话语等组成,并生成于历史维度、实践维度、价值维度、文本维度,具有行动性、个体性、叙事性、生成性、主体间性等特征。

现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综述

随着20世纪80年代现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兴起,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内涵、机制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究于当前现状,关于现代不同领域下的协商民主、现代不同空间下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与代议民主的关系、理性协商与制度协商的关系以及协商民主边界问题等方面将成为今后研究的发展趋势。

网络交往实践与人的全面发展

网络交往实践是信息时代交往实践发展的新阶段,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创设了一个新的空间,它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人们通过网络交往踏上了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之路,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正视网络交往实践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在全球化条件下探寻人的发展的正确路径,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期知识与财富相悖离的矛盾使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地位日益明显,其合法性出现了危机。事实上,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性从古到今就一直存在,本文试从人文知识分子的定义、特征、功能和自身价值取向等方面来分析这一现象。本文通过客观条件和主观选择两方面的剖析,看出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凸显既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也是一种自主选择。人文知识分子的合法性仍在于它的"批判性","批判"仍是人文知识分子走出困境、重新认同自我角色以及确立当代文化价值的唯一途径。

新教育实验的社会评价研究

教育的社会评价一般由评价主体(谁评价)、评价对象(评价谁)、评价内容(评价什么)、评价方式(如何评价)构成。新教育实验的社会评价是指社会媒体、教育工作者、第三方教育机构、一线师生、学生父母、校长等,围绕新教育实验的理念、实践、绩效和未来愿景,基于客观立场,秉持还原事实真相的原则,采取实践-反思的质性评价方式和核心话语的表达方式,进行言说和评量的一种价值判定。其实质是对新教育实验的一种独立观察和反思。这种评价具有主体多元、方式质性、立场中立、结果客观等特点。其评价背后的教育逻辑可归结为回归教育本真、回归人的教育、回归教育常识。

制度创新：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

对于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问题，胡锦涛总书记用了两个“相当”，即“相当严峻和相当严重”加以概括。他说：“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一些地方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严重环境危机既是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加剧的必然结果，又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折射出严重的制度危机。

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理论结构与现实价值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渊源,以国外发展理论的形成与演变轨迹为借鉴,以发展目的论、发展主体论、发展要义论、发展方法论为理论结构,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

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论纲

自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任务以后，社会上“和谐”之声不绝于耳，真可谓“改革、发展、稳定话中国，听取和声一片”，这是对当今中国民生、民心、民意的历史性顺应。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清晰地表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党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这一核心理念是置于我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的。这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所形成的堪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媲美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让历史在脚下延伸

大事是历史的坐标，大事是记者展现才华的舞台。200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年，冰雪、地震灾害让我们蒙受了物质财富损失、承受痛失亲人之痛；北京奥运会的圆满成功、“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顺利飞天则让我们民族更加坚定了走向辉煌的决心和信心。在这道雄浑的历史画卷中，到处可见新闻记者的身影，

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

应急管理是突发事件中各参与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过程。突发事件打破了系统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改变了系统的价值分配模式,使公共产品呈现"高需求、低供给"的非常状态,这决定了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具有时间属性、空间属性、层次属性和权利属性。突发事件改变了人们的需求层次,不同的需求层次要求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供给。在突发事件的各个阶段,需要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但具体到某一特定阶段,某种形态的公共产品需求会占主导。由于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需求的多变性和形态的多样性,公共产品供给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有效参与、协调合作,以建立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模式。

论协同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建构路径

社会治理的建构性特质突出体现在其具体的实践机制之中,多元协同作为社会治理的内生语义与实践逻辑,正逐渐由理论构划变为一种现实可能。从其生成逻辑来说,这不仅是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与重塑的必然要求,更是对后工业社会公共性扩散的应然回应。由政府管控型社会管理向协同合作型社会治理的模式变迁,需要我们通过制度的规约与政府的引导,最大限度发挥社会组织与大众传媒的社会治理效能,构建多中心的协同治理体系,并以价值认知的引导机制和利益分配的均衡机制构建多元协同的微观基础,从而实现各治理主体的自我管理,保证协同机制的长效运作。

自由与功利之间-密尔伦理思想的双重诉求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功利原则与自由原则是密尔伦理思想中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基本原则,功利原则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终极价值诉求,自由原则则赋予个体的自由权利以价值优先性。密尔的一生都致力于以功利原则为哲学基础来证明个体自由,致力于论证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一致与契合,但实际上若要追求功利原则和自由原则的融合就决定了他既不能执守严格的功利主义,也无法坚持一般的自由主义。因此,功利主义不是自由主义最好的哲学基础。

冲突性学习:组织中知识创新的驱动力

本文在界说组织学习中的知识以及冲突性学习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冲突性学习在交往实践观中的基本框架,并从冲突性学习与组织文化的相互作用、冲突性学习与组织情感的相互作用、冲突性学习与组织学习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作用三个方面阐述了冲突性学习与组织学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