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舆情博弈的公民有序化网络参与对策

当前网络舆情疏导和治理已成为各级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工作。网络舆情博弈是伴随着新媒介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逐步深入渗透以及公民维权意识的增长而诞生的一种公共生活方式,是民众权利借由新媒介而对既有社会权力形态的角力。民众的媒治依赖与政府的压迫性反应使舆情博弈呈现为"失范"特征,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处置网络热点舆情,会刺激民众提升维权行动的悲情烈度,使抗争性网络文化蔓延,丑化政府形象、消解政府权威。应切实转变治理理念、制定网络事件应对预案、提高舆情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推进现实社会管理创新。

新加坡的“好政府”模式与社会管理:经验与反思

在一党独大条件下,新加坡"好政府"模式强调政府的强势地位,并长期保持着对社会领域的支配。通过政府主导的合作架构,公众的社会政治参与被控制在现有体制内。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及公民社会自主性的增强,这一模式的社会基础正面临变化,扩大民主日益提到议程上。新加坡政府对于公民社会的诉求持包容态度,随着良好治理的展开,政府与社会在更为平等基础上建立合作共治关系,二者调适与互动的趋势日趋明显。尽管短期内政府相对于社会的强势格局不会改变,但公民社会参与将使政府受到更多制约,并有利于渐进的民主转型。

公民社会与东盟地区治理转型：参与与回应

近三十年来东南亚地区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其参与行为除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外,也日益对东盟地区治理产生影响。国家层面的变化是地区治理转型的基础,治理范式的兴起也使公民社会得以把这两个层面进一步联系起来。随着传统东盟方式的调整,地区公民社会逐渐成为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相关方,并以第三轨道形式参与东盟相关决策。公民社会参与使东盟治理结构得到改善,共同体意识得到加强,以人为本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公民社会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已初步形成,但受制于自身及环境因素,公民社会尚不能根本改变现有的国家中心主义。未来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发展关系,需要考虑该地区一体化过程中不断加强的社会维度。

分离性政策视野下的拆迁补偿与城市公正

拆迁补偿政策是政府为实现城市发展对被拆迁人的必要偿付。但是,在住房制度变迁等不稳定因素影响下,政府、开发商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制造了行动的负外在性,影响了非拆迁购房人通过改善住房提升社会地位的努力,不利于城市公正的实现。城市公正是一种基于政策公平性的正义状态,它意味着拆迁户与非拆迁户等各异质性群体亦能公平享受到城市资源,并不因分离性政策而使其利益受损。保障异质性群体不因分离性政策的负外在性而使其利益受损,是实现城市公正的基本要求。

农民“被上楼”现象的伦理反思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被上楼"现象,源于民生时代的伦理缺位。一是伴随承载着传统人文生态的农民居所的变化,缺乏一种与之适应的全新人文伦理生态;二是农民上楼缺乏一种生活体验上的主体性认同;三是农民上楼过程中,缺乏资源性的政治动员与其利益分配的道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