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差异及影响机理——基于长三角核心-边缘区比较实证

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利用集对分析法、向量自回归、系统动力学仿真等多元集成方法,对比分析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机理和路径差异。研究发现:①旅游业能够推动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一体化均衡发展,恢复力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②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系统内部复杂交互、协同有序发展。社会、经济和生态子系统互为非线性动态因果关系,在此非线性复杂自组织力作用下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良好发展趋势。③通过复杂系统多情景模拟,核心区乡村旅游地发展路径以协调发展型或生态保护型为主,边缘区以旅游优先型为主。④驱动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演化的要素系统具有差异性。在系统层面,生态系统对核心区影响程度最高,社会系统对边缘区的影响程度最高;在因素层面,生态因素是影响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共同要素,核心区能够通过生态修复提升生态韧性,边缘区能够利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进而均能显著提升乡村旅游地恢复力。

建构主义下传统村落旅游者原真性体验研究——以呈坎村为例

原真性作为旅游研究中热点话题,却较少在传统村落旅游情景下被探讨。传统村落兼具乡村聚落、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的多维属性,其原真性问题更为复杂,村落、原真性与旅游体验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此,文章以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为例,运用访谈法与观察法,立足建构主义视角,探讨旅游者主位下的原真性体验。研究发现,原真性在传统村落此类旅游目的地选择中仍具有作用,体现在旅游者对村落原始特征、反商业化、建筑特色与文化符号的追寻,目的地文化掮客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此种追寻在旅游者具身实践中得以强化,并在遗产景观、乡村意象、旅游景观与地方氛围、文化独特性的交互品鉴中形成原真性体验。在此过程中,旅游者偏好以静态、“冰冻”过去的方式理解传统村落的原真性。此外,文章依据旅游者建构原真性方式的差异,将其划分为原始想象型、审美现实型和理性认知型3种类型。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原真性研究领域中观点争鸣的认识,回应传统村落此类特殊的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背景下,其原真性该如何理解的学理探讨。

基于行为仿真的城市休闲绿地步行空间网络适老性重构——以苏州市虎丘湿地公园为例

空间人本主义强调城市空间开发的现实需求导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市休闲绿地空间的营造需要切实解决适老性短板问题。以苏州市虎丘湿地公园为例,基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将“公共空间—公共生活”PSPL调研法与空间句法应用于城市休闲绿地步行空间适老性仿真模拟及优化重构。结果表明:1)基于生理和心理特征,老年人群体对城市休闲绿地步行空间具有选择性;2)绿地步行空间网络整合度与老年人群体分布和活动类型高度相关,整合度数值越高,老年人群体聚集程度越高,活动类型以社交集聚型为主;3)绿地步行空间视域的开合影响老年人群体的流动方向和停留选择,且老年人活动类型与视域空间复杂度及其变化程度紧密相关;4)绿地空间步行距离影响老年人空间感知能力,且多数老年人的感知能力较差,加强局域性步行空间网络功能集聚及服务是优化重构的关键。研究结果可为城市休闲绿地步行空间网络重构提供基于行为仿真的空间智能优化预案,也可为新时期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网络适老性优化重构提供基于空间人本主义的治理新思路。

苏州城市生态旅游舒适性空间格局演变及溢出效应

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促使舒适性成为旅游者空间流动的重要因素,生态旅游可以化解城镇化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从舒适性视角解析大城市生态旅游演变规律可为构建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支撑。文章基于城市舒适性理论和场景理论,以苏州市区为例,利用最小阻力模型、空间连续小波变换、空间计量模型等多元集成方法,解析2010—2020年大城市生态旅游舒适性格局演变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苏州城市生态旅游舒适性逐渐提升,舒适性类型由生态主导型向综合型演变。②苏州城市生态旅游舒适性核心区为城市边缘的生态聚集型,通过舒适性增长的空间溢出带动其他区域共同发展,且空间溢出随距离增加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③苏州应营造以“核心区—联动区—辐射区—边缘区”为圈层、以生态旅游源地为节点,通过生态旅游舒适性核心廊道联通的生态旅游舒适性空间。文章对协调大城市发展与保护的共生关系、推动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返贫风险及防控机制

有效防控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是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议题。本文基于脆弱性评价理论和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在构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理论框架及评价模型基础上,以大别山天柱山旅游片区为例,实证分析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及内在驱动防控机制。结果发现:(1)欠发达旅游脱贫地区脱贫稳定性整体较高,旅游参与型农户相对于非旅游参与型农户具有更高脱贫稳定性和更低返贫风险,但随着旅游参与程度由低到高,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呈现U型变化,即高参与度农户亦会因受旅游业自身脆弱性影响而导致返贫风险反向拉升。(2)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影响因素包括内生性和突变性两类,对于不同类型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而言,两类因素的作用程度也存在差异性。(3)健康冲击和人力资本对返贫风险起到关键性影响作用,并通过农户生计多样性和体现人格特质的非认知能力影响返贫风险;返贫风险具有空间异质性,旅游地风险防控能力和资源禀赋越高,农户返贫风险越低。(4)欠发达旅游地应构建以目标管理、组织层级、风险要素为框架,目标设定、综合管控、常态化治理、制度健全、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督为一体的返贫风险多维防控机制。本文可为中国欠发达地区返贫风险防控和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创造性破坏还是创造性提升?重新审视乡村商品化的过程与效应

旅游驱动的乡村商品化创造了理想化的乡村景观以供游客消费,但在诸多案例中也经常看到因过度开发而对乡村原有的美学景观造成破坏。“创造性破坏”模型在解释与旅游相关的乡村商品化上形成了一种“霸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乡村空间发展的其它可能认知。本文在全面引介“创造性破坏”与“创造性提升”理论的基础上,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本土案例,经过6次田野考察,证伪与证实了相关命题,并提出修正。研究发现,无论是基于乡村商品化的阶段与现状,还是从乡村商品化中的功能、使用者与表征来看,西溪南村的空间商品化并没有演化为常见的“创造性破坏”,而是“创造性提升”,突出表现为多种景观类型的并存。进一步,总结了“创造性提升”的原因并对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反思。研究有助于扩充对乡村转型发展的理解视野,也对“创造性提升”的理论基础做出了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