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实际上也就是文学家族。这是江南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相互作用使然,由此也充分显示出江南文化家族在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在清代文学史发展中,江南文化家族的参与程度极高,从一定意义上说,江南文化家族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清代文学创作力生成的过程。因此,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将有助于理解清代江南文学作者群的成长和创作环境,也有助于理解其创作的源泉和特质。

论先锋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叙事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消解深度模式,呈现出零散化和不确定性。先锋文学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种文学变体。本文重点分析先锋小说中主体的迷失、历史的断裂、语言的拼贴和戏仿三个方面,从叙事角度阐释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先锋小说创作中的诗学特征。

普里什文作品中的生态文学思想及其浪漫主义气质

普里什文的文学作品中表达的生态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人对大自然应该有亲情般的关注。爱是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联系的纽带。普里什文的生态文学思想与浪漫主义在精神气质上是相似的。浪漫主义对自然的态度也是爱与崇敬相融合的,浪漫主义者不仅对外在的自然采取有机论的观点,在内在的精神世界,也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维持着自我内在世界的完整性。普里什文的生态文学思想中对爱的讴歌与浪漫主义者的爱的哲学也是一致的。但普里什文没有停留在重复浪漫主义的境地,他坚定地向大自然迈出了关键性一步,把自己融入大自然,而不是利用自然的对象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浪漫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普里什文的生态文学思想是以自然为中心的。

论现代大众传媒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机制的影响

本文认为现代大众传媒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机制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从文学观念、作家身份和美学形态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些影响的表现形态。

20世纪中国文学叙事中城乡观念的演替

在整个20世纪至今的中国文学叙事中,城市与乡村并不只是一对刻板的地域概念,更是一对互为参照的文化观念体系。两者之间不单是空间的对峙,也暗含着时间维度上"过去"与"未来"的两种价值之间的博弈。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处于两种极化的想象之中,这种极化的想象又反过来强化了现实的社会差异,并且赋予这种差异以价值性的审美内涵。

论解构主义的哲学与文学观及其影响

作为后现代哲学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德里达在1968年"五月风暴"前即已批评、质疑结构主义,就已经有着明确的非中心化的思想,由此,他发展出了另一种表述方式:以异质性为中心,而以"他者"与"延异"这两个概念纵横交织出了解构思想。然而,在其晚年,他又与"他者"与"延异"这两个概念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德里达的文学观有五个要点:文学具有讲述一切的自由;文学应浓缩历史,包容一切;对"延异"概念内涵作了重要调整的阅读法;否认文学性;作品是一种建制,它形成自己的读者。解构思想在美国形成了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这一批评以颠覆文本与批评者的确定性为其特点与目标,而其结果则是解析变成了瘫痪。黑人文学批评与女性文学批评都受到了解构主义的影响,其实际作用是解构了从差异中形成却又凝固起来的那个统一的黑人或女人主体概念。这是解构主义批评观的一种特定的体现。虽然揭示事物及其概念内部复杂的异质性、流动性是重要的,但一定程度地承认其统一性与稳定性也不可缺少。

高科技时代的技术理性与文学思维

高科技时代中的技术理性与文学思维的关系如何?文艺的功能发生了哪些变迁?美学批判是否值得反思与置疑?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如何凸现技术理性时代中的审美诉求与感性价值?等等,这些都是新时代对当下文艺学提出的新课题。本期特邀方汉文、张荣翼、吴兴明、冯黎明、彭修银、郑博超等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笔谈,希望能借此推动文艺理论界对上述问题的研思。

苏州的文化地标——论沧浪亭的主题

沧浪亭的主题从苏舜钦抒写沧浪濯缨的政治愤懑,到追慕苏舜钦高踪、景行唯贤,最后衍为对在职官员进行教育,其创构及布局变迁,凸现了苏州的人文风范,沧浪亭堪称苏州的一座文化地标。

从《哀希腊》四译本看清末民初文学变革

清末民初的《哀希腊》译介一开始就使拜伦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介入知识分子的视野。1902年梁启超首开风气,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节译《哀希腊》一诗,基本奠定了拜伦中国阐释的基调,之后众多名家的《哀希腊》翻译实践掀起了拜伦"中国化"的热潮,并与晚清民初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亦步亦趋。以梁启超、苏曼殊、胡适、闻一多四译本为中心,可以窥见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发端与发展的进程,《哀希腊》前后译介中的种种细微变化,折射出文学现代转型之初的复杂图景,如多元文学观念的发露、白话与文言的最初分野、古典诗体与现代诗体的形式更迭等。

牟宗三的文学思考及其学术价值

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客观地审视牟宗三在民国二、三十年代所撰写的文学论文,回顾当时的争鸣场景,就会发现其自觉的文学理论建构意识。牟宗三说文阐艺,衡情度理,表现出一种思超越而厌拘泥之精神特质。在某种程度上,牟宗三的文论话语体现了现代学人对文学的洞见。

抢救、保护、传承昆曲遗产的先驱者——纪念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90周年

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创办者、支持者、教学者和传字辈演员等,不愧为抢救、保护、传承昆曲遗产的先驱者。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者和支持者的远见卓识,教学者恪守正宗昆曲传统的指导思想,传字辈演员艰苦奋斗、与时俱进传习昆曲的精神,在今天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应该大力宣传,发扬光大。

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

突破从属论、独立论和多元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理应是一种相互缘起的想象关系,它们因想象一种好的生活而有所关联。这种想象具有否定性、超越性和不可能性。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时,两者也应以一种想象的关系而存在,一方面政治须从文学文本中汲取制度策划的资源,同时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对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有所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也须对现实政治的种种存在可能性进行积极的想象,将之作为自己不可缺失的资源之一。

苏州大学的昆曲教育

苏州大学的主要前身是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的东吴大学堂。早在建校之初的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曲学大师吴梅（1884—1939）应聘来校任教,“指点宫商,携笛公然上课堂”（唐圭璋《减字木兰花·祝瞿师百年诞辰》）,开昆曲作为一门学问并引入高等教育之始。他的昆腔传奇《风洞山》《暖香楼》（后改名《湘真阁》）以及曲学论著《奢摩他室曲话》也都作于任教东吴期间。民国后,吴梅先后执教于南京、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将笛韵昆唱传遍南北上庠。当代知名学者卢前、任中敏、唐圭璋、钱南扬、赵景深、俞平伯、王起、浦江清等都出自其门下,现代中国戏曲学的基础由此得以奠定。

唐诗的哲理叙述

唐诗主情,但也不乏丰富的哲理内涵。唐代的诗人们或以空灵明净的自然意境体现生命之理,或寓义理于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启发读者,或在宏大的历史意象中追问个体存在的本质,创作了一大批理在趣中,情理结合,包含丰富哲理话语的诗歌作品。唐人在哲理叙述方面的探索与创新证明了诗歌中“理”所存在的合理性。从整个诗歌发展流变史来看,它既是对魏晋时期哲理诗的革新与开拓,也对主理的宋诗产生了重要的嫡缘性的影响。

论散文的三重境界

散文有三重境界:一为"形不散神不散";二为"形散神不散";三为"形散神散"。大境界散文的特征:"和";"形散神散"的散文求"品"。

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晚唐诗人既不取魏晋以前遁迹山林的“小隐”,也不取盛唐时期京官加别业的“大隐”,为了解决仕隐矛盾,他们根据出仕外郡既可远祸避害,尽情游乐,又可获得优厚俸禄,免去饥寒冻馁的切身体会,多采取外官加田园的“中隐”形式。但由“大隐”到“中隐”这种隐逸形式的变化,却是以诗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失落为代价的。许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许浑虽然用山水、禅道、酒棋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但由于他一直在江湖与魏阙之间不断徘徊,因此他的精神乐园实际上仍是一个在隐遍超世情结掩盖下的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精神世界。许浑隐逸诗的独特风韵在于:一是在人境中追求孤独与寂寞,从而表现出悠闲高雅的艺术情趣;二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意趣摄取物境,以细微幽约的意象表现环境美;三是讲究精巧的构思和修辞。

流转带来神奇--程小青《霍桑探案》、高罗佩《大唐狄公案》论

本文论述了三个相关层次的问题: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和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是中国式的侦探小说和西方式的公案小说;他们这样创作是由于各自的文化、文学的"偏食"和"误读";"偏食"和"误读"是不同民族、国家文化、文学传播中的必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