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

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晚唐诗人既不取魏晋以前遁迹山林的“小隐”,也不取盛唐时期京官加别业的“大隐”,为了解决仕隐矛盾,他们根据出仕外郡既可远祸避害,尽情游乐,又可获得优厚俸禄,免去饥寒冻馁的切身体会,多采取外官加田园的“中隐”形式。但由“大隐”到“中隐”这种隐逸形式的变化,却是以诗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失落为代价的。许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许浑虽然用山水、禅道、酒棋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但由于他一直在江湖与魏阙之间不断徘徊,因此他的精神乐园实际上仍是一个在隐遍超世情结掩盖下的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精神世界。许浑隐逸诗的独特风韵在于:一是在人境中追求孤独与寂寞,从而表现出悠闲高雅的艺术情趣;二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意趣摄取物境,以细微幽约的意象表现环境美;三是讲究精巧的构思和修辞。

从“地下室人”到“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虚无主义

本文以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观点为基础,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对虚无主义思潮的多层次、多阶段的反映,以期对经典作家的研究有所新发现。文章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重点从虚无主义思想家"地下室人"到"孤独的反抗者"拉斯科里尼科夫再到虚无主义者团体"群魔",呈现出一种层层深入,步步递进的姿态。虽然作家对虚无主义的思考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但这种思考本身就值得我们关注。

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

《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等中国的唐诗选本传入日本后,日本的知识阶层和出版界人士根据日本人学习汉诗以及商业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建构,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的既定规范,又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论张潮《幽梦影》的文体特色

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一些隽永雅洁的作品，随着历史的推移，如丛兰般发散出耐人寻味的幽香。清代文人张潮的《幽梦影》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奇思卓识的作品。

他者的反叛--林语堂与萨义德对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不同途径的选择

林语堂与萨义德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他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诊断却有所不同。尽管二人都看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源在本质主义,但两个人对救治方案的选择又有不同。林语堂的方案是对本质主义进行改造,重新讨论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林语堂选用了孟子的标准,就是四心。萨义德选择的方案是解构式的,批判了本质主义的民族身份观念,而倡导建立对话性的、多变的民族身份观念。他对人文主义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人文主义不是恪守着那个精英的标准,拒绝新事物,拒绝其他文化,而是不断与其他文化交往对话的过程,不断创新的过程。他们的设想对于我们今天解决东西方关系中的不平等和扭曲、偏见等问题仍有重要启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民族参与对话的动态过程,一个谈判、协商的过程。它接近于萨义德所说的人文主义,但在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层面上,它接近于林语堂对"人性"的追问。

现代诗魂的重塑——论朦胧诗的诗性寻求与艺术建构

作为一股艺术变革力量,朦胧诗伴随“人”的觉醒,断然与陈腐、僵硬的美学范式决裂,逐渐萌生具有现代意味的审美意识和诗歌观念。正是由于这种深度裂变催生出的“新质”,呈现出当代诗歌创作不断追求艺术新变的特色,从而使中国当代诗歌从总体上告别了五六十年代已趋于定型的“古典加民歌”的抒情言志模式,开创出一条不断追求艺术革新与诗歌现代化的通道。

形态学视野中的现代章回小说

从历史角度宏观把握现代章回小说的传承变化及其在整个章回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价值,是目前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形态学方法可以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途径。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章回小说走向了其生命的终结,但又孕育着新的生机。用形态学的"有机体"概念、"文化形态"理论、比较的方法及"挑战与迎战"的学说,可以清晰描画出现代章回小说的历史面影。

论唐宋词的印刷及其传播

唐宋词一经登上历史舞台,就几乎与印刷术的发展并行前进,两者结合后,更是如虎添翼,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印刷传播对唐宋词的走向全面繁荣,起的虽然只是外力的作用,但没有这种外力,唐宋词就不能在传播层面上实现真正的大众化,达到传播的最大范围。本文试从唐宋词印刷渠道的多样化、出版形式的多样性、流通方式的便利化等方面展开论述。

作为城市审美文化的大众文化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城市经济、文化也随之崛起,以城市人的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建立城市美学,是美学研究的新任务与新方向.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应当由对乡村的审美经验把握转向对城市的审美经验的总结,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美学的现代性.

“用事实说话”还是“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节目定位的再思考

本文认为 ,《焦点访谈》定位有一个渐趋明朗的过程。不过 ,这个过程现在并没有最后完成。“用事实说话”是个似是而非的节目定位语。随着节目分工越来越明确 ,《焦点访谈》应该把不属于新闻评论的部分进行分流 。

神话与童话：朦胧诗的想象性建构

童话与神话，本属于两个不同的知识系统。从本义上讲，童话是一种童年读本，它故事情节神奇曲折，生动浅显，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塑造形象，并以此对儿童给予最初的心灵哺育神话则可以看作是成年人的童话，它反映人类童年时期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借助幻想和想象把自然力拟人化，

“朦胧”的意象与语言——论朦胧诗派的艺术建构

卡西尔在他的巨著《符号形式的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中以符号形式的范例揭示了创造性想象的本源，认为语言由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在智力上一直起着两种作用：一方面靠命名手段使经验中未定名的因素固定下来，化为实体；另一方面对这些已命名的实体抽象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概念。(转引自苏珊．朗格：《生活及其意象》，见《西方现代诗论》，

小说文本的戏仿与融合——论程青长篇小说《美女作家》

一个急遽变化时代的到来会改变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叙述模式，促成文学创作从单一性、封闭性向混合性、开放性转变。不久前，程青出版了一部颇有文本新意的长篇小说《美女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涉及文坛一个以往尚未触探的创作题材。

“重新退回”与“历史批判”--由王尧教授《脱去文化的外套》说起

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尧教授的新书《脱去文化的外套》（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版）。这本学术随笔集涉及二个历史话题：“文革”历史和“文革”中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

俄国思想史中的“波兰问题”--保守派的视角

"波兰问题"是19世纪俄国政治中无法回避的因素,却一直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在1863年波兰爆发独立事件后,俄国政论家斯特拉霍夫、卡特科夫、阿克萨科夫等人分别从文化、政治和社会方面分析"波兰问题"及国家利益、民族文化身份的关系,体现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中民主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的激烈争论。

民间“五毒”与昆丑“五毒戏”

五毒戏是从清代中叶开始,在昆剧艺人长期舞台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承载昆丑家门独特"拟形"身段的折子戏剧目,它成型的时间大致在清代中叶之后到清代晚期的几十年间,在清代晚期已经盛行。昆剧界用"五毒"代指昆丑的五个折子戏剧目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就演员身段的"拟形"而言;一则是针对其"独到"和"独特"的特点而言。五毒戏的出现,是昆剧折子戏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标志着昆剧舞台化发展的新阶段,而且显示了昆剧在角色行当方面分工和协作的成熟,显示了昆剧折子戏"情境"与"技巧"的完美匹配。

用纪录理念的变迁实现国家形象的再塑-从《中国建筑奇观》到《运行中国》

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认为，纪录片之于国家就如同相册之于家庭一般。纪录片镌刻着现时的光与影，让人在应事观物中突破认知的限囿，获得有关本国或他国的印象。国家形象即“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