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

社区治理作为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有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城市社区的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其中社区内设立的有执政党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居民活动团队等,社区外介入的有上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当前,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处于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状态。推进社区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需要确定社区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型组织,由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交叉任职形成的党—居一体化组织具备了充当枢纽型组织的基本条件。在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党—居一体化组织通过组织渗透和组织协调两种路径引导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关系。党—居一体化组织应充分借助社区党员网络以及与上级党政机关的特殊联系,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渗透性,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形成。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国家治理的建构性意涵既包含了治理所主张的多主体、多中心的治道逻辑,又彰显了国家在保障治理实践有效开展上的不可或缺性,强调通过国家组织来预防社会治理因缺乏必要的规则约束、过程监督、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谈判能力等而导致的普遍失败。社会组织作为一类组织载体和一种实体力量,它既能打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实体壁障,又能将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统一起来,从而成为国家治理机制建构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或重要实践手段。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下,对社会组织的实体论和系统论想象,应超越片面关注其位置属性和结构特征的单一视角,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其在国家治理系统建构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及其行为评析上,应根据国家治理的国家属性、结构特性和运作逻辑而定位其未来发展的价值、功能与实践取向。

“基层庸懒症”的一体化治理路径

"基层庸懒症"的治理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运用系统思维,坚持整体治理和综合治理,一体化地构建起以精准识别机制和严格问责机制为主要构件的不敢庸懒的惩戒机制;以基层公共管理标准化机制、权力监督机制、优勤考核评价机制和全员聘任机制为主要构件的不能庸懒的防范机制;以教育培训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容错纠错机制为主要构件的不想庸懒的保障机制。

结构与行动互构下公私合作治理的运作逻辑——以农转居社区物业混改为例

运用结构与行动互构的理论范式,以苏州工业园区物业混改为例研究发现:一方面农转居社区物业管理的既有结构不仅充当了约束性条件,同时又是孕育和促发物业改革行动的能动性条件,即“结构—行动”的实现过程;另一方面,物业混改中公私合作治理遵循了“结构优化—目标明晰—认知内化—赋权执责”的过程,行动的结果实现了对物业管理治理结构的重构,提升了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即“行动—新结构”的实现过程。由此,治理结构与行动互为中介和结果,在结构向新结构转化的过程中,行动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与效能转换器的作用,从而为公私合作治理的行动路径与效能生成提供了学理性解释。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随着公共事务愈益复杂多变,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改革的关键内容。对社会治理创新的解析不应囿于传统体制改革的中观层面或是机制应用的微观层面,而应将其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来考察。当下的转型危机使国家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也成为社会治理发展的契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法制保障、民主参与、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建构等维度上寻求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

城中村社区居民的空间权利及其实现--以苏州市城湾村为例

"城中村"现象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已经非常普遍。本文以苏州市城湾村为例,从空间的视角将城中村视为居民(包括外来流动人口)进行生产、生活的空间和场域。在这片生存空间里存在着复杂的权力博弈,影响城中村利益分配。在博弈中城中村社区居民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和空间权利(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纬度)的贫乏等问题,他们通过"违法占用"、"利益共谋"等方式,展示他们的空间权利诉求和维权行动逻辑。由此,我们认为,在城中村治理过程中要尊重社区居民的空间权利,建立包容性城中村发展空间。

经济发达镇的社会治理创新:“网格化+网络化”的复合模式——基于J市X镇的分析

城市化是现代性对空间的形塑。城乡的巨大分野和人口结构差异促成了我国城市化的实践方略是城镇化。镇是与农民生活半径最短的城市空间形态,作为一种相对廉价的身份转换的空间形态,理应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力的重点区域。经济发达镇是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共时性存续的空间,相应的治理模式的相适变革和创新是必然之举。基于J市X镇的案例研究,经济发达镇的社会治理模式不能照搬城市盛行的网格治理模式,要基于“网格化+网络化”复合治理模式来回应治理的情境需要,促成社会的有效治理。

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维度、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农转居社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区类型,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治理问题,内在地要求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与成熟的城市社区相比,当前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总体水平不高,相关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党组织转换不彻底、政府服务缺位、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等,制约了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在优化各治理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强化各主体的能力建设,注重形成整体合力,以提高农转居社区的治理绩效。

城市综合体空置诱因及TOD再开发——以苏州市活力岛为例

整体开发、整体推介、整体运营的城市综合体“打造”模式不乏失败案例,苏州活力岛地区的案例表明,城市综合体空置的直接原因是未批先建导致的法律性问题,但根本原因在于“大干快上”的CBD物质空间建设热超出了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区际区内过度竞争导致商业业态与空间的低端锁定,交通组织与城市设计不合理。精准定位,社会经济实力提升,深化改革、依法行政,道路建设与公交优化,国家城市设计改革从经济、政治、交通、技术层面提高空置城市综合体TOD再开发的可行性。

苏州工业园中央活动区(CAZ)空间生产路径探讨

苏州工业园区CBD经历了20余年建设,整体发展水平仍较低,出现商务金融等核心功能较弱、集聚辐射力较弱、跨区域服务功能有限,城市形象亟需提升,活力不足等发展困境。土地与交通规划及实施不协调是表象原因,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仍需深化改革是深层次原因,而区际及区内竞争性合作不足则进一步诱致困境加深。新常态下,立足"东方慧湖,天堂新城",树立"东方慧湖,宜居创业新天堂"形象,园区CAZ应充分融入长三角CBD网络;深化体制改革,统筹区域发展,加强社会治理;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要素,推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增强综合实力,提升核心功能;公交优先,建设区域走廊TOD,营造7*24小时活力区。

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的优化路径

公共管理学融合了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以及管理学等内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已日渐成熟和完善。然而,公共管理学科在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方面仍存在拓展实践类课程设置缺乏、多元学科融合不足、师资力量有限、知识创新不足等问题。因此,优化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需要通过政校联合增加实践课程,增加课程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个性化设置,促进多领域或多学科的教师联合教学,推动研究生分层培养与联动发展。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

研究范式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方法论自觉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仅指“加速”,更指“高质量”和“高境界”,因此需要方法论自觉。其中核心环节就是学界要站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方位上,明确肩负新时代根本性使命,即深刻梳理和总体反思西方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研究范式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新篇章,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县域主政官员个体特征、成长轨迹与腐败的关联性研究——基于近20年的150个腐败案例

文章基于县域的特殊情境,突破传统静态分析架构,重塑县域分析框架,探寻县域主政官员腐败的内在机理。通过梳理150个县域主政官员腐败案例,形成落马县域官员完备的变量体系,进而深入探究县委书记、县长腐败的内在机理。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体特征上,官员的学历、资历与腐败金额具有正相关性,部分有家庭成员参与腐败的官员更容易产生严重的腐败;落马方式中,中央巡视组监督效果大于纪委查处及群众监督,省委巡视组监督效果相对最弱;任职经历中,腐败金额与“贫困县”“秘书”经历无显著的线性关系,但与“教师”经历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腐败金额与任职时长无显著的线性关系。

平台驱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机制与路径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确保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在使治理效能提升的同时又不致基层负担加重,其关键在于基层治理平台建设,以及相应的机制承接和支持。经由平台的集成、协调和联结功能相互作用而成的“信息获取-条块协同-行动监督”作为平台建设驱动和支持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内在机制,其运行有序,能促进基层有效承接下移的重心,达成治理效能提升目标。基于东部沿海的浙江省S市Y区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的案例分析表明,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并由基于数字技术应用的平台所承接和支撑,有助于形成治理协同和促进效能提升。

“新官理清旧账”:有效基层协商的社会机制分析——乡镇企业危房拆除的案例研究

基层协商对于促进基层治理良序善治、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基层协商实践蓬勃开展,丰富发展了基层协商民主理论,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有效开展基层协商成为完善基层治理体制的关键问题。本文从社会机制视角分析基层协商的运作逻辑,旨在深入理解基层协商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健全基层协商体制机制。本文选取T镇“乡镇企业危房拆除”案例,构建从“政策环境”到“个体行为与互动”再到“政策结果”的跨层次分析框架,揭示基层协商助推“新官理清旧账”的运作逻辑。研究发现,协商主体基于多元利益和行动偏好形成复杂互动,在协商过程中,“参与激励”、“策略性认同”和“中间人沟通”三种机制得以生成,助推基层协商制度化运行,进而涌现基层协商的政策结果。与此同时,基层协商的社会机制在操作层面上阐释了“矛盾呈现-张力化解-有效协商”的逻辑链条,为促进有效基层协商提供了可行路径。

政府绩效评估中“第三方评估”的适用范围与限度——以先行国家为标杆的探索

目前,我国开始了以"第三方评估"来矫治原有政府绩效评估模式诱致的各种问题。然而,从全国的实践来看,我国尚未把握绩效评估中使用"第三方评估"的规律。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先行国家约一个世纪的政府绩效评估经验来看,其规律性主要在于:有效把握公共受托责任是"第三方评估"的"物质性基础";由权力机关及其所属机构推行绩效评估需要纳入"第三方"智慧;"自控"性绩效评估中"第三方评估"并非必要环节;为了增强绩效评估客体对评估结果的接受性,"内控"性绩效评估可以采用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第三方评估";任一项绩效评估都有着"第三方"因素,但纯粹的"第三方评估"只是一种研究视角。未来我国推进"第三方评估"需要基于这些规律展开。

县城城镇化趋势与县城公共服务供给强化之路径

县城是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因地制宜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关键在于提升县城公共服务能力。适应县城城镇化趋势和要求,应强化县城公共服务供给,增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县城偏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县城公共服务,提升县城公共服务的县域辐射能力,意味着政府要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政府与社会互动合作机制,推进数字赋能,是适应县城城镇化趋势的公共服务供给强化之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有效参与--基于参与工具应用策略维度的考量

参与工具通常被视为实现公民参与的预期目标之手段。以当代西方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两个预期目标为分类依据,参与工具可分为公共政策优化型和公共政策认同型两种。前者意在通过公民参与来做到集思广益和及时发现偏差或失误,从而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其以关键公众接触和公民调查为典型;后者意在通过公民参与使公民更为清楚地理解公共政策制定的目的、功能和内容,从而促使其对某种公共政策形成支持和赞成倾向并产生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其以公民会议、咨询委员会、斡旋调解为代表。鉴于参与工具的恰当、科学,适时运用将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有效运转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在使用关键公众接触、公民调查、公民会议、咨询委员会。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绿色民生建设

绿色民生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及其相应的体制困境的突破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规制与导引。当前法治思维及其衍生的法治方式的核心在于坚持规则意识,坚持合法性判断优先,强调程序正义。运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是约束执政者权力"任性"、瞬时兴致和专横力量,保障绿色民生建设既遵循政治话语与法律规范,又能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动态变通的有效手段。有效推进绿色民生建设需要坚持法律认知判断与逻辑推理结合、政府科学决策与利益相关者有序参与相结合、民生法治与政策调适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