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实施与司法应对

落实和实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对于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意义重大。现行法虽然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供了许多实体、程序规则,但存在规范不衔接乃至规范冲突等问题,为此,须从司法裁判视角确定各类相关规则的规范功能和规范要求。具言之,在司法审查过程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采用“集体土地所有权依法登记且入市地块符合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标准进行认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决策应遵循“全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参加并同意”规则,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合同应认定为民事合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监管协议的法律性质应认定为行政协议。围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合同和监管协议产生的纠纷应当分别通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程序加以解决。

公益性私权诉讼的程序构造与法理基础

我国实证法上的公益诉讼仅仅指《民事诉讼法》第58条和《行政诉讼法》第25条以及单行法规定的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公民个人不享有公益诉讼的诉权。实质意义上的公益诉讼泛指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权益的诉讼,包括追求公共利益保护的私权诉讼。公益性私权诉讼存在机构原告型和个人原告型两种类型,通过对案件事由、诉讼请求、被告身份、处理方式进行设计和选择,追求涉诉问题的全面性解决。公益性私权诉讼的波及效及其对所诉纠纷所涉制度规则的影响,使得公益性私权诉讼具有了超越个案的溢出效应。公益性私权诉讼综合了纯粹私权诉讼的法理和法定公益诉讼的法理,法院也存在基于司法能动主义而放宽诉讼实施权限制以及策应原告公益保护目标的情况。在立法上向公民个人开放公益诉讼诉权仍然应该慎重,但解释论上法院可以适当放宽具有公益性的私权诉讼的诉讼请求的范围,以此缓和法定公益诉讼因范围限制和诉权主体限定所导致的迟滞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法治社会建设论纲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法治社会建设的严重不足。法律规范中社会主体具体义务设定的严重不足,克减公民权利的主体及其情形随意,权利义务一致性教育的不足,惩罚手段的疲软等是其主要原因。应通过健全公共卫生法律规范体系,使得各法律规范之间有效衔接,同时注意各规范自身设定的科学性,加大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种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快公共卫生事业中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加快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社会协同共治体制等具体举措,来推进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法治社会的建设,并以此促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

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规则体系构建——以《著作权法》的完善为中心

权利法定原则要求,著作权法规定的侵权行为范围应等于权项控制的行为范围,这是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规则的构建逻辑。契合该种构建逻辑,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规则应采用省略型的立法模式。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法律责任规则采取不完全重复权项内容的立法模式,存在大于或小于权项控制行为的范围问题,无法过滤虽立法未予明确规定为权利限制但司法实践所允许的行为,并且将规避技术保护措施和破坏权利管理信息规定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因此,《著作权法》应契合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规则的构建逻辑,调整为省略型立法模式,将第52条与第53条合并,以“侵犯依本法规定的权利+应承担的责任形式”为表达模式,并将规避技术保护措施和破坏权利管理信息的侵权行为独立规定。

我国行政法中比例原则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行政法学领域对比例原则的研究有着突出的特点,主要聚焦于比例原则的源起、内涵、适用范围、比例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的关系等问题。我国立法及有关文件中对包涵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因素的同时规定,反映出学界对两大原则的共同认可。展望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发展愿景,应确立比例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逐步替代合理性原则,从目的正当、手段与目的适当、必要性、相称性四个方面构筑比例原则的内容体系,将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拓宽到授益性行政行为、行政立法、行政救济等领域。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

国际商事法庭是我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的组成部分,与仲裁机构、调解机构一起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法治保障。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国际商事法庭设立浪潮为我国从组织架构、运行机制、法律适用、判决执行等方面设计和运作国际商事法庭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现行制度框架内,于审级设置、专家委员会、外国法查明、境外证据材料、取证及质证方式、与调解和仲裁的衔接、信息化平台建设上进行了有限的革新,但在管辖权、法官任免、诉讼程序上仍保持与普通人民法院一致的实践。立足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整体定位,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成功运行的方向。

作品改编权保护的历史之维

改编权是一项重要的著作财产权,改编行为是最典型的作品演绎方式。在印刷技术发展早期并未形成独立的改编权概念,改编权的雏形多以禁例形式内化于复制权当中。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改编权逐渐从复制权中解放出来,成为《伯尔尼公约》中类型化不断发展的一项独立权利。作品改编在中国经历了由合理模仿到侵害著作权的演化过程。改编权保护的推动因素来自于产业发展的诉求,既反映出作品派生市场和新产业的成长发展轨迹,又是著作权超越复制,转向规范类型化之作品利用方式的体系化进程。

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紧急状态下采取的各种非常措施,均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国家公权力依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减损。我国现行法律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种类型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已有初步的法律依据。即使是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也应遵循合法、比例、救济等基本原则。我国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同时加强合法性和合宪性审查,确保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各种限制均符合宪法精神。

行政措施的性质界定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措施往往以限制型、应急型及发展型等面相出现,具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落实政策与法律的功能,但也存在逻辑不畅与性质存疑的立法缺陷,以及程序缺失、裁量权失范及监督机制欠缺等实践困惑。除宪法第89条对国务院的授权性规定外,行政措施主要存在于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行政规范性文件这四种承载媒介中。行政措施的语义内涵不能理解为宽泛的行政行为,应从“规定”和“采取”两个阶段概括其性质。“规定行政措施”的性质,宜界定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外的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是在抽象行政行为谱系内具有独特品性的范畴;“采取行政措施”的性质,应视作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某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管理手段。行政措施的法律规制,可遵循规定—实施—监督的逻辑。在规定行政措施阶段,需根据具体类型匹配合理的程序安排。在实施行政措施时,须经过比例原则检验,并在嗣后对实施效果作出评估。在行政措施监督层面,从四种主要承载媒介的特性出发,既要实现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中行政措施的实质法治化,也要构建规章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中行政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

民法典第462条占有保护制度的几个解释与适用问题

我国《民法典》第462条所规定的占有保护规范属于不完全规范,其适用依赖于整体性、体系性、合目的性等解释。占有保护与物权保护在规范目的、请求权基础、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适用、诉讼结果、抗辩事由以及请求权的成立要件诸方面均存在本质性区别,不得不辨。侵害占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民法典》总则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关于责任财产不足、代位权、撤销权、抵销权、不当得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归责原则等制度,一般均得适用于侵害占有的损害赔偿责任。善意占有人的侵害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一般应予支持,恶意占有人针对非本权人的侵害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一般也应予以支持。

法律科学的诞生

法律科学是这样的一门学科,它研究法现象,理性地将法置于一定的框架之下,它对法进行构造,以便对规范的诠释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可验证的逻辑程序进行。在人类的法律文化史上,正宗法律科学之发育肇始于罗马社会,而在古近东国家以及古希腊社会,并不能发现法律科学之痕迹。

论贪贿犯罪的死刑废除及其应对措施

从罪刑等价、刑罚人道主义、死刑适用效果和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合作等方面来看,贪污、受贿罪的死刑应予废除。在立法尚未对贪污、受贿罪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对重特大贪贿犯罪分子设置终身监禁这一刑罚措施,既能形成对犯罪分子的强大震慑,同时在客观上也能产生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效果。但因终身监禁存在着诸多弊端,从长远来看,我国的未来刑事立法应废止终身监禁措施,而以无期徒刑作为法定最高刑,并限制减刑、不可假释。

新《行政复议法》中的变更决定及其完善

变更决定是行政复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最主要形式。新《行政复议法》规定了“内容不适当纠错型”“未正确适用依据纠错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纠错型”三种行政复议变更决定情形,并完善了禁止不利变更规定。新《行政复议法》强化了行政复议变更决定体系,细化了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情形,并将变更决定置于复议决定的第一种类型,以便于更好地实现行政复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功能。但是,新《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规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土地法治四十年:变革与反思

一、引言帕斯卡尔曾说过,“人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正是思想使渺小且脆弱的人类可以高贵起来。人如何思想和思考呢?依照斯宾诺莎的看法,关键在于寻找一种好的方法来指导我们认识“可以区别于表象的真观念”,而这种好的方法“不是别的,只是反思的知识或观念的观念”。

体系解释视角下宪法土地制度条款的规范结构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我国法学界对《宪法》第10条的理解和适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现有研究过于聚焦于该条内部个款规定,存在着割裂解释宪法土地制度条款的风险,也不能全面充分地揭示该条规定的整体规范内涵。通过运用体系解释方法明确《宪法》第10条的内部和外部规范结构,既可以理清该条内部各款的规范内涵和规范意义,又可有效检验围绕该条形成的各种宪法解释方案的理论品质,进而可以为相关土地立法或改革的合宪性审查提供稳定、可靠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裁量基准。

论集体土地征收决定的识别与司法审查

由于我国土地管理实体法相关制度的缺失,《行政诉讼法》关于征收决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在集体土地征收领域长期难以得到落实。当我国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从“分级限额征收体制”转变为“分级多阶段实施征收体制”,且后一体制在2020年进一步完善之后,将市县政府作出的“征收公告”界定为“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征收决定”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过,鉴于集体土地征收程序中的先行行为与征收公告共同构成了一个征收决定,而不是分别构成数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在审查集体土地征收决定合法性时,应当对征收公告以及相关先行行政行为一并进行审查,而不能只审查该公告本身的合法性。

外国公法在美国法院的效力和适用

美国法院在面临外国公法适用的情形下,一如其扩张国内法的域外效力时不顾忌法律规范的性质一样,在规范层面并没有对外国公法进入冲突法领域进行任何限制。但这不意味着美国法在对待外国公法上采取了和欧陆国家及英国截然不同的立场,实则美国法没有将此问题独立出来,而是在冲突法体系的既有框架内解决外国公法的适用与否问题。美国法院将礼让原则作为解决法律冲突的基石,也作为是否承认和适用外国公法的指导原则。受冲突法确立起来的“存在真实冲突→政府利益分析”选法思路的影响,美国法院发展出“多要素礼让分析”的方法去处理涉及外国公法冲突的案件。美国法院对外国公法的尊重或采用是个系统工程,在国家行为原则、事项管辖权、证据披露义务等程序问题上也会考虑承认外国公法的效力。

《律师法》颁布20年来我国律师承担民事责任实证研究

对《律师法》颁布20年来158个案例的实证研究显示,律师民事责任纠纷在日渐增多,且从发达省市扩展到全国各地,所涉业务类型趋向多样。整体上看,律师对委托人之违约责任是律师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类型,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律师对委托人和第三人之侵权责任、律师事务所对律师的追偿纠纷及律师责任保险纠纷。以《律师法》、《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为中心,我国多层次的律师民事责任法律体系已经建立,但就若干具体制度之适用,法院见解却并不一致。《律师法》第54条所规定律师事务所对律师之替代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有被突破趋势,律师责任保险制度却裹足不前,尚待与律师民事责任制度有效衔接。如何准确评估律师执业风险之限度,并在解释论维度整合现行法体系,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律师业及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年度观察报告(2017)

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实施权在2017年实现了多元化配置,修订之后的《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职权。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消费者协会请求惩罚性损害赔偿等影响性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2017年得到了解决。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作为赔偿权利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本质上是以私法方式行使国家所有权权能的结果,其与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功能上存在交叉。2017年学界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门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规则、民事公益诉讼的一般性程序问题、特定起诉主体的程序角色三大方面,研究高度关照既有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规则以及实践,整体上以立法论或者建构论为主。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作为一个政治早熟的文明共同体,中国社会在数千年前就形成了特有的“天下”观和“天下大一统”理论。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理念的传播,传统以“天子”为核心的君主国模式,因其无力维系国家的和平统一与社会的稳定发展,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百余年内,中国人对如何统一中国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艰难且曲折的探索。最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既落实和维护了中华文明“天下-中国”的传统,又符合了民主共和理念的基本要求,同时还丰富了现代民主共和国的多样性,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