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理清旧账”:有效基层协商的社会机制分析——乡镇企业危房拆除的案例研究

基层协商对于促进基层治理良序善治、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基层协商实践蓬勃开展,丰富发展了基层协商民主理论,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有效开展基层协商成为完善基层治理体制的关键问题。本文从社会机制视角分析基层协商的运作逻辑,旨在深入理解基层协商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健全基层协商体制机制。本文选取T镇“乡镇企业危房拆除”案例,构建从“政策环境”到“个体行为与互动”再到“政策结果”的跨层次分析框架,揭示基层协商助推“新官理清旧账”的运作逻辑。研究发现,协商主体基于多元利益和行动偏好形成复杂互动,在协商过程中,“参与激励”、“策略性认同”和“中间人沟通”三种机制得以生成,助推基层协商制度化运行,进而涌现基层协商的政策结果。与此同时,基层协商的社会机制在操作层面上阐释了“矛盾呈现-张力化解-有效协商”的逻辑链条,为促进有效基层协商提供了可行路径。

县域主政官员个体特征、成长轨迹与腐败的关联性研究——基于近20年的150个腐败案例

文章基于县域的特殊情境,突破传统静态分析架构,重塑县域分析框架,探寻县域主政官员腐败的内在机理。通过梳理150个县域主政官员腐败案例,形成落马县域官员完备的变量体系,进而深入探究县委书记、县长腐败的内在机理。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体特征上,官员的学历、资历与腐败金额具有正相关性,部分有家庭成员参与腐败的官员更容易产生严重的腐败;落马方式中,中央巡视组监督效果大于纪委查处及群众监督,省委巡视组监督效果相对最弱;任职经历中,腐败金额与“贫困县”“秘书”经历无显著的线性关系,但与“教师”经历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腐败金额与任职时长无显著的线性关系。

平台驱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机制与路径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确保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在使治理效能提升的同时又不致基层负担加重,其关键在于基层治理平台建设,以及相应的机制承接和支持。经由平台的集成、协调和联结功能相互作用而成的“信息获取-条块协同-行动监督”作为平台建设驱动和支持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内在机制,其运行有序,能促进基层有效承接下移的重心,达成治理效能提升目标。基于东部沿海的浙江省S市Y区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的案例分析表明,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并由基于数字技术应用的平台所承接和支撑,有助于形成治理协同和促进效能提升。

县城城镇化趋势与县城公共服务供给强化之路径

县城是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因地制宜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关键在于提升县城公共服务能力。适应县城城镇化趋势和要求,应强化县城公共服务供给,增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县城偏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县城公共服务,提升县城公共服务的县域辐射能力,意味着政府要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政府与社会互动合作机制,推进数字赋能,是适应县城城镇化趋势的公共服务供给强化之路径选择。

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基于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考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在体系化、制度化、均等化、标准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充分和供给不均衡问题仍然存在。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相适应,必须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发展,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使其贯穿各领域全过程。优化财政体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更趋完备。从国家基本标准到地方实施标准、部门行业标准协同强化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规范。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法治建设,让“分散”的政策性文件发展成系统的法规体系。构建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公共服务治理机制,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需求更趋匹配,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

民调、民意与民心:西式选举合法性迷思破解与中国话语的重构

民调这种“被认定的真理”已经成为西方政府政治合法性,以及实现选举政治共识的技术保证,选举政治的主角(竞选人)时刻被民调所牵引,相应进行形象、议题和观点的相适调整。事实上,民调并不是民意的简单呈现,它是操纵性模拟的结果,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民意。而且自媒体时代,由社会个体的碎片化意见整合而成的民意既易成型也易变化。瞬变的民意结合多型民调技术使西方选举政治聚焦于纷杂的表象问题治理,日益丧失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折射功能。选举周期内的短期绩效可视化治理成为竞选人基本的治国方略,行为表征是选举期的福利承诺加码以及当选后的自食其言和对承诺置若罔闻。民心,即人心向背,它是中国传统政治对政治合法性阐释的核心概念,相较民意更为长久和稳固,成型不易,瞬变亦难。西方对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批判主要借助西方选举政治盛行的民调和民意,而对作为中国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民心缺乏学理和实践上的认知。民心指引下的中国政治合法性所规约的治国方略就是国泰民安、长治久安。新时代的中国,执政党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精准研判和落实解决就是顺民心之举,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新时代的“国泰民安”和“长治久安”。

经济绩效是主政官员晋升的最关键指标吗？——基于经济特区2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1992-2018年间的五大经济特区主政官员晋升信息和相应区域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1)对于经济特区主政官员而言,其任职期间内的经济绩效往往比其他要素更能决定其晋升与否,这就对"关系论"进行了有力回击,证实了中国现行官员晋升体系在国家治理上的有效性(;2)拥有上级政府任职经历的地方主政官员在政治升迁方面的表现较为理想。可能的解释是对上级绩效期待的回应性较强、完成易被上级感知的特定任务和能够有效汲取到所在层级之上的资源,利于绩效的呈现;(3)晋升激励的时间空档与晋升与否的稳定预期带来了官员动力的衰退。新时代中国面临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型和供给侧的经济结构调整,应通过晋升的指标结构调整促成主政官员对新时代、新理念的主体适应,另需进行相关制度的设计来打破晋升激励的时间空档和晋升与否的稳定预期所带来的"庸政"、"怠政"和"懒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