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圈层与客观化过程:齐美尔的现代相对主义立场

齐美尔在今天被同时贴上心理主义者和杂论者这两个相互冲突的标签。本文通过对齐美尔有关数字符号表征、社会圈层、上升的客观化过程等问题的论述指出,齐美尔对心理因素的强调与他对社会形式的强调并不冲突。社会圈层的演变和上升以人在个体和群体两方面的心理参与为必要条件,其连接点就在于齐美尔所强调的社会化的形式。这种形式化过程又最终导致了其对现代性的诊断。齐美尔同时反对怀疑论、整体论等模式,主张普遍联系的相对认识,因此齐美尔既非心理主义者也非杂论者,而是联系主义意义上的现代相对主义者。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基层智慧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苏州市G区“住枫桥”App为例

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点场域,其治理成效事关民生福祉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基层智慧治理遵循问题呈现、网络组建、利益赋予、多元互动的行动逻辑,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但同时,也存在权力与责任不匹配导致的权宜性治理、治理一体化与个体差异化张力导致的居民参与不足、技术应用数字鸿沟导致的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和技术平台公益性与运营部门营利性之间的冲突等治理限度。因此,要从深化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需求识别的精准度、提升行动者的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进行优化。

资源主导下基层编制如何动态统筹?——基于乡镇与街道的双案例研究

编制作为中国特色组织管理制度,是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执政资源,为基层政府治理提供基本保障。随着基层事务增加和属地责任增强,无限扩大的行政责任与长期固化的编制之间产生了结构、功能、资源等三大矛盾,急需探索基层编制改革。鉴于此,基于编制分析视角,论文探讨基层政府在编制刚性束缚下,如何积极探索资源整合与编制统筹的创新路径。通过双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政府以机构改革带来的编制调整为契机,通过对不同资源(行政资源、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整合,促进基层编制的动态统筹,使编制功能在基层政府治理中得以发挥,这为基层编制改革提供了可行路径。基层编制改革也需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以及治理体制机制的成熟程度对编制统筹的影响。

结构与行动互构下公私合作治理的运作逻辑——以农转居社区物业混改为例

运用结构与行动互构的理论范式,以苏州工业园区物业混改为例研究发现:一方面农转居社区物业管理的既有结构不仅充当了约束性条件,同时又是孕育和促发物业改革行动的能动性条件,即“结构—行动”的实现过程;另一方面,物业混改中公私合作治理遵循了“结构优化—目标明晰—认知内化—赋权执责”的过程,行动的结果实现了对物业管理治理结构的重构,提升了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即“行动—新结构”的实现过程。由此,治理结构与行动互为中介和结果,在结构向新结构转化的过程中,行动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与效能转换器的作用,从而为公私合作治理的行动路径与效能生成提供了学理性解释。

共情与默会:一项常人方法实验

韦伯界定的情感型行动中潜在地存在认识悖论:一方面,情感行动被视为理性的冗余;另一方面,情感并非不可理解。对此,借助于围绕歌曲《阿妹》所进行的一项常人方法实验,本文指出,共情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解策略。如同迈克尔·波兰尼所认为的那样,共情是默会知识的作用结果,后者以社会性基础的形象使得可理解性最终成为可能。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维度、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农转居社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区类型,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治理问题,内在地要求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与成熟的城市社区相比,当前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总体水平不高,相关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党组织转换不彻底、政府服务缺位、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等,制约了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在优化各治理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强化各主体的能力建设,注重形成整体合力,以提高农转居社区的治理绩效。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的优化路径

公共管理学融合了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以及管理学等内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已日渐成熟和完善。然而,公共管理学科在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方面仍存在拓展实践类课程设置缺乏、多元学科融合不足、师资力量有限、知识创新不足等问题。因此,优化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需要通过政校联合增加实践课程,增加课程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个性化设置,促进多领域或多学科的教师联合教学,推动研究生分层培养与联动发展。

乡村韧性治理的三重维度:权力、制度、技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分析

转型社会中,化解乡村治理风险、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韧性治理因其内在包容性价值与风险抵御能力等特征契合了乡村有效治理的时代新要求,成为乡村治理变革的新走向。历史与现实表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失衡多因权力、制度、技术引起,故而应从权力、制度、技术三个维度来诠释乡村韧性治理,强调国家与社会的权力韧性发展、制度韧性互动、技术韧性融合,亦即通过加强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来提升权力韧性,通过强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融合来提升制度韧性,通过采取刚柔并济的治理术来提升技术韧性,推动乡村的韧性治理。

从失序到有序:物业管理改革重塑农转居社区空间秩序的路径分析

农转居社区作为一种“过渡型”社区类型,其空间转型对社区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实践中,物业管理市场化改革综合多重力量,不断重塑农转居社区的物质空间、意义空间、关系空间、权利空间。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以农转居社区物业管理市场化改革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将物业管理市场化改革事件置于农转居社区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情景中,有助于深入审视物业管理市场化改革推动社区空间重塑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转居社区作为一个由多重空间构成的异质性空间,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空间需求与社区治理主体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之间的博弈融合是推动社区空间重塑的重要动力来源。其中,物业管理具有关键性的串联、传导与整合作用,既能够串联形成一种平面向上的治理联盟共同体,也能够传导形成一种立体向上的空间治理连锁效益,还能够在整合“管物”与“管人”治理职能的基础上,联合多元主体共同塑造农转居社区空间治理的有序格局和秩序。

社区微更新的项目制:性质范畴、类型机制与优化路径

作为社区成长方式之一的社区微更新,在实践中取得项目制治理形态时,或隐或显地呈现出合作生产的样态。这是一种新治理取向,虽颇有成效,但亦问题频仍。从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交互及利益交汇的治理理论内涵设定看,散布于城市社区的微更新,以项目制方式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重逻辑,但镶嵌其中的权力、资本与权利之间的持续张力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有效消弭。从“社区微更新何以有效达成”的务实理解出发,持续强化社区合作治理,需要激发社区各类主体合作治理的自主性,寻求“最大公约数”,即以对社区微更新项目制的新认知、新规则、新参与、新借鉴与新监管为基本路径,引导对项目制治理逻辑的新调谐。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结果与对策——基于苏州市吴中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的考察

乡村振兴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具有“压舱石”的作用。本文基于对苏州市吴中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的实地调研,选取发展理念和发展条件两项指标构建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四种类型,即生存型、生活型、发展型和提升型。在解释维度上,发展理念上的不同、治理体系上的不同、利益联结上的不同,形成了同一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的不同发展结果。因此,要强化“稳中求进”的发展理念,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机制,增强集体经济与农民的利益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