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就悲歌一曲 复现文学经典——歌剧《骆驼祥子》女性角色塑造的艺术特征与创作启示

歌剧《骆驼祥子》是国家大剧院第五部原创的“全唱型”正歌剧风格的歌剧作品,亦是郭文景先生继歌剧《狂人日记》《夜宴》《凤仪亭》《诗人李白》之后的又一力作。下文笔者将以歌剧《骆驼祥子》中两名主要女性角色“虎妞”与“小福子”为研究对象切入,从两位女角的人物形象塑造、角色于歌剧创作的意义与创作启示三方面展开论述。

社交媒体为博物馆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思考

近几年,社交媒体的发展为博物馆与受众之间的交流协作带来了很多新的可能,如合作展览,完善展品信息等。不过,社交媒体能在多大程度上辅助博物馆发挥其教育功能,既有其潜力空间,也有局限性。而新一轮的"社交集展"式网站给信息的深度讨论学习提供了有效平台,有望成为更理想的网络学习机遇。

建议的政治:对君主进言

在本文中，我的目的是关注马基雅维利获得其君主之注意力的策略。这一策略是对下述更为宽泛的问题之考虑的一部分，即“献策的政治”（politics of advice giving）是一种充满危险和矛盾的过程。在对马基雅维利最著名作品较为晚近的学术研究中，作为一种理解其文本之论证基础的尝试的一部分，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那些文本的修辞性质。对于他的建议，

华裔女性英文自传《古韵》的世界文学内涵——凌淑华与伍尔夫的交往及比较

《Ancient Melodies(古韵)》是华裔女作家凌淑华20世纪中期发表在英国的自传体小说。该作品的创作和出版都受到同一时代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很大影响。但如同其他华裔英文写作/跨文化写作一样,《古韵》本身及作者和伍尔夫关于这部作品的交流,都受到了来自后殖民视角的质疑。《古韵》中的确存在东方主义的问题,但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从审美和性别的角度,看到该作品对世界文学审美多样性、世界女性文学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及其与东方主义的交织。

京派作家凌叔华创作中的现代主义抽象性特质——兼与现代主义作家伍尔夫比较

京派作家凌叔华的作品包含大量中国传统审美元素,如古诗词、水墨画等等。这些看似传统的中国古代审美特质,却与20世纪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代主义作品有相通之处。两位作家曾在20世纪上半叶有过一场跨文化的文学交流。伍尔夫一直被看作是现代主义先锋作家,而京派作家凌叔华则是以新传统主义为特色。将这两位看似风格迥异的作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现代主义抽象性通过京派新传统主义文学表达出来的可能性。

“颠覆性”女作家: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伍尔夫与凌叔华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将女性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进行研究依然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两位在文学史上看似十分具有“颠覆性”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凌叔华。尽管两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却跨越文化边界,产生了思想碰撞。她们都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颠覆了传统的性别概念、女性写作模式以及文学创作中的文化中心论。由此可见,正是基于性别共同体所产生的女性共鸣和力量,让全世界范围内的女作家超越了民族、文化的边界,发挥出文学与思想潜能,从而颠覆了已有的写作模式与性别印象,加速了世界文学的繁荣。

从大象点映看众筹观影模式对中国艺术院线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国民鉴赏水平的提高,艺术电影已愈发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内。但艺术电影依然属于'小众化电影',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刻而个性化的内容,使得影片晦涩难懂,从而形成'曲高和寡'的局面。艺术电影相比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电影相对处于弱势。为了改善艺术电影在电影市场中'夹缝生存'这一现状,发展并完善艺术院线的运营是重点,也是推动电影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艺术院线的经营普遍面临无法盈利的困境,而近年来涌现的新型众筹观影模式颠覆了传统的观影理念,打破了传统至上而下的选择方式,将选择权交给观众,并形成观影社交圈。本文旨在探讨国内艺术电影与艺术院线的现状,并与国外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众筹观影模式的发展前景,并以大象点映的运作模式及发展策略为主要分析对象,探讨其对中国艺术电影发展带来的推动作用。

证词的价值:约翰·布朗的《罗伯特·布林科自传》和弗朗西斯·特罗洛普的《迈克尔·阿姆斯特朗》

本文对约翰·布朗的《罗伯特·布林科自传》和弗朗西斯·特罗洛普的《迈克尔·阿姆斯特朗》这两个文本进行个案研究,反思19世纪英国劳工运动问题,进而探讨"经验"、"真理"、政治策略与叙事策略之间的关系,说明"倘若不是为了信仰真理,而仅仅是为了理解真理,真理就不堪言说"。

传播学视域下四组中国民族管弦乐团2020年线上音乐会活动述评——以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为例

从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成立至今,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已走过百年历程,当我们回看2020年,不难发现以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管弦乐团已完成一系列精彩的线上音乐会。笔者认为线上音乐会这一创新形式作为民族管弦乐百年节点的一部分值得被记录,因此,下文笔者将结合传播学中所涉及的一些研究方法对四组民族管弦乐团的线上音乐活动内容展开论述。

悲剧、希望与乐观主义

本文分析和批驳了把悲观看做一种文化批判形式的现代悲剧观的错误和自我矛盾。文化批判的悲剧观作为一种精英主义的悲剧观,将作为高雅文化的悲剧与日常生活的平庸无奇对立起来,以绝对精神贬低世俗经验,在其本体论意义与精英化倾向、自由与决定论、虚无主义与常胜主义等问题上一再陷入僵局。事实上,崇高的、非凡的与日常的、平庸的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富于革命性的连续性。在希望的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悲剧带给人们的是希望,而不是乐观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希望是与失败的经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轮流谈论政治和诗歌”

本文源自一个更大的研究宪章派诗歌的项目,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探讨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断言宪章派诗歌具有能动作用这一问题。第二部分尝试辨别宪章派诗歌中体现出的历史知识属于哪一个特殊种类。第三部分详尽分析两首宪章派诗歌,借此来验证前面两个理论部分的实际应用。本文指出,"宪章派想象"既支持着宪章派诗歌所欣赏的能动作用,也构成了体现在宪章派诗歌中的历史知识的独特形式。宪章派诗歌通过使工人阶级的自修者接触新的观念而在总体的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发挥了能动作用。宪章派诗歌能动地塑造了宪章运动的价值观、策略和身份认同,而不是对它们的被动反映。宪章运动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近乎本能式的理解:审美是对功利主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的任何抵抗的必要组成部分。宪章派诗歌展示了一种超出宪章运动正式的理论能力的政治理解程度。宪章派诗歌捕捉"解决的社会经验"的能力及其提高我们感受力的能力的联姻,既构建了其自身独特的历史知识,也构建了其自身政治能动作用。

将宪章派诗歌星座化:杰拉德·麦西、瓦尔特·本雅明与弥赛亚主义的用途

通过将宪章派诗人杰拉德·麦西的作品与本雅明的作品予以星座化,不难发现,麦西对于历史所持的救世主式洞见预见了本雅明自身的救世主信念的多个方面。他作为一名诗人的职责就是创造一种"星座化",即一种有意义的时间(过去和现在的)联合。这一联合使得那些分散的"弥赛亚时间的碎片"聚集拢来,从而赋予现在以足够的力量,去"冲破历史的连续统一体",并且开辟全新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对于本雅明和麦西两人来说,在对于革命的弥赛亚特质的信仰和对于人类力量的信奉之间并没有矛盾。这两个作家都在寻求可选择的暂时性的表达方式,这种短暂性有能力救赎过去和现在,这种可选择的暂时性只有通过借助当下对"同质的、虚空的时间"的否定才能够获得。他们两人都坚持要求集体性人类力量的必要性。就绝对的断裂而言,两者都想象弥赛亚式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作品中的弥赛亚主义都萦绕着千禧年主义的幽灵。麦西作品中的弥赛亚冲动象征着革命期望的在场,千禧年则通过将这些期望延迟到某个非特指的未来时间,从而给麦西提供了一种应对历史失败的途径。

性倾向与历史:人道主义、自由与义务

为什么评论资本主义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这些关系影响着我们对反常性倾向(特别是同性恋经验)和现代性的理解。本文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并不排斥其他传统,通过动力学的分析,表明我们的人类意识受束缚于人道主义观念的程度,从而有助于解释或支持更为普遍的性自由。

“颠覆性”女作家: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伍尔夫与凌叔华

"颠覆性(subversive)"一词曾被用于对维多利亚时期煽情小说的评论。该小说体裁中的女性形象很多是强势且具有进攻性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中天使",因而在当时的文学评论中被解读为离经叛道。比如威尔基·柯林斯、艾伦·伍德等作家被批评为"自以为是、粗俗不堪的颠覆分子"。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对传统维多利亚男权的"颠覆"是积极进步的体现,更为后来女性文学形象的丰富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