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理论的民族化——英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浮现

霍夫曼在《一门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关系》里分析“国际关系”在美国学科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三个因素：智力倾向、政治环境和制度机遇，认为是它们共同导致了一种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模式的霸权。美国超级大国的崛起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恰好吻合。其实在国际理论民族化的过程中，英国学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也具有这个特点。

对国际理论的民族化——英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浮现

对作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知识”与“权力”二者的联系进行解构的工作已经做了很多。英国学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也参与到了“民族化”国际理论的行列之中。本文采用一种谱系学的方法来描述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学派的浮现及其逻辑 ,并且分析该理论对古代“大同”伦理观念的诉求。这种理论建构将与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讨论的浮现及其逻辑联系起来。“国际社会”和“大同”都使用“文明标准”作为区分国际关系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文章结论认为 ,这两种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一致的诸多方法之一 ,即是用文明和帝国的相同逻辑来排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 :为了重申中国和英国理论上的“我族 (self)”而建构一个美国理论上的“他族 (other)”。因此这些理论并非其倡导者所认为的那么彻底 ,它们将理论探讨局限于三个民族国家而成为世界政治中其他“国家中心主义”方法的保守联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