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在欧洲:欧盟运行条约(TFEU)第102条视角下的谷歌垄断行为分析

自2010年起,欧盟委员会针对谷歌的商业行为开展了反垄断调查。最近,欧盟委员会对外正式表示谷歌涉嫌在"比价销售服务案"(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同时,欧盟委员会还正式启动了对"安卓搭售案"(Android Tying)的反垄断调查。本文的目的是集中讨论目前谷歌的反垄断案件,详细阐述其中的热点问题,例如相关市场与垄断行为,以确定谷歌是否有违背反垄断法之嫌。同时,这篇文章还将分析谷歌另一潜在的垄断行为——滥用用户数据,并简要分析它将如何影响用户和广告商的利益。这篇论文的第一个目标是讨论谷歌如何在网络搜索市场进行不公平竞争。第二个目标是表明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谷歌在手机系统市场上有垄断行为。最后,数据滥用作为一种可能的剥削行为,应该进入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视野。

惩罚性恢复与恢复性司法

刑事司法政策正面临着两项挑战,一方面要为了减少犯罪而努力,另一方面又要提升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心。然而,一些受公众欢迎的措施却并不有利于减少犯罪,这一事实正导致上述挑战越来越严峻。如何才能实现既有效地减少犯罪,同时又不降低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心呢?恢复性司法为传统的刑罚裁量提供了一些有效的替代措施,这将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但恢复性司法也正遭遇一些严重的障碍,尤其是在适用范围、灵活性和公众支持度等方面均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惩罚性恢复"是一种新颖且独特的恢复性司法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利益相关原则"的基础上,即凡是与刑罚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都应该对刑罚的适用有发言权。惩罚性恢复是"恢复性"的,其目的在于对受到犯罪侵害或威胁的权利进行恢复;惩罚性恢复也是"惩罚性"的,它为协议的达成所提供的可选择措施,比大多数传统型恢复性司法措施更具有惩罚性,例如可以提供更为强硬的处置措施。惩罚性恢复为我们实现"有效地减少犯罪却不降低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心"这两个目标带来了新的曙光,向我们展示了一条如何将恢复性司法实践深深嵌入到刑事司法体系之中的可行路径。

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以及我国金融法制的完善

WTO体制下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是由《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服务附录和《全球金融服务协议》所共同构成的多边法律框架。它首次将金融服务贸易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调整范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了强制性的法律效力。本论文重点介绍了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核心规定以及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后对金融服务贸易领域所作出的法律修改,最后据此简要提出了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完善的基本途径。

从反人道罪的最新发展看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兼论对中国刑法的启示

反人道罪的最新审判实践,赋予罪刑法定原则崭新的时代内容。新近判决的Galic案和Gacumbitsi案,阐释了此罪中某些罪行的新概念,更加明确了若干法定构成要件。这不仅顺应了国际刑法的发展契机和时代潮流,而且促进国际犯罪的国内化和有效惩治,更加奠定了此原则的核心和灵魂地位。为了缓解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中关于此原则的矛盾,中国应当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修改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以完善国际犯罪的国内法律体系,并切实贯彻执行此原则。

未成年刑法焦点问题之中英比较——以《儿童权利公约》的执行为切入点

正值《儿童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之际,以《公约》的执行为切入点,探析中英两国未成年刑法中的焦点问题并进行比较,有助于我国完善相关的刑事立法,以切实履行其作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国际义务。为了贯彻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与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中国未成年刑法中亟待完善之处主要集中于两点,即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技术和针对未成年的刑罚规制问题。而英国关于未成年刑罚规制的诸多立法和系列举措,包含有许多合理且有益的成分,可资借鉴以推动我国未成年刑法之改革进程。

国际刑法基本原则的新进展

国际刑法近年来的迅猛发展,直接推动其基本原则的日益丰富和深化。在当前的繁荣时期,罪刑法定、国际刑事责任和国际刑事合作,随着国际刑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变化,已成为被赋予崭新时代内容的国际刑法基本原则。在国际刑事审判实践中,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认定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诸如恐怖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某些要素、共犯中个人刑事责任和指挥责任的新认定、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首例判定以及国家法庭移交义务的新内容等。这不仅顺应国际刑法的发展契机和时代潮流,而且满足了刑事法律国际化和惩治国际犯罪的客观需要,更加奠定了有关基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地位。以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为视角,探讨国际刑法的最新进展和基本原则的发展趋势,对于完善国际刑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惩治国际犯罪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完善——以不起诉理由书制度为中心

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是否有效运行是一个关于股东代表诉讼功能发挥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设计中,由于缺失了不起诉理由书制度,所以事实上公司对于股东的起诉请求往往会采用置之不理的态度,甚至连股东自己都仅仅是为了完成程式化的要求,而没有期待公司对自己的请求进行回复。这样的状态导致了整个前置程序陷入一种形式化的境地,进而严重影响了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功能发挥。因此,由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存在的重要意义,在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中引入不起诉理由书制度,盘活前置程序,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分层的不正当竞争

越来越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在互联网这个巨大的新兴产业之中,然而目前的司法情况却是现有的法律解释结构并不能起到法律原本应有的规制作用。有必要重新思考出一种新的解释角度来帮助竞争法完成其本身应该有的作用:帮助互联网产业的价值判断,维持互联网行业的正当竞争,并最大化增加消费者的社会福利。这就需要从互联网自身不同层级的角度来看待不正当竞争,通过这个行业自身独有特征来推动这个行业的公平发展,以弥补现有竞争法结构下缺失的规制功能。

开放市场与国家安全——主权财富基金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主权财富基金作为一个带有主权背景的投资者给现有的投资法律体系以及各国的外商投资规范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主权财富基金是有利于市场稳定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对萧条市场的复苏具有促进效用;另一方面,主权财富基金的政府背景和不透明运作引发了东道国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甚至催生了投资保护主义。如何在开放市场与国家安全之间保持平衡,如何在吸引外资的同时雏护国家利益成为规制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重点。中国具有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的双重身份,应顺势构建应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法律规制和政策方略,即依法规范国内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构建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在我国的投资规范,积极参与多边投资规则和国际投资规范谈判。

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知识与权力

在政治治理方面有才能的人,应该拥有并行使集中的权力,柏拉图认为这个观点是正当的。本文认为,柏拉图运用了两套完全不同的思路来论证这一思想。第一套被我称为"理想政治哲学"。在《理想国》中,它最先被描述为哲人王运用绝对权威,对臣民进行统治。这种权威仅仅来源于哲人王对正义的理解,也正因这种知识,才令他们为城邦着想,做出政治判断。第二套思路,我称之为柏拉图的"实践政治哲学"。这主要是他后期的思想:哲人王的绝对统治会被一切政治知识的不纯粹性所削弱。尽管一个人可以因对正义的全面把握而获得绝对的政治权力,但关于正义的片面知识却不允许我们赋予一个人这么多的政治权力。柏拉图的实践政治哲学推崇一种混合政治,它融合了君主制和民主制,因此构建出了可以实现的最佳城邦。所以,柏拉图意识到了其理想政治思想所面临的不可逾越的困难,故转而追求一种更具有可行性的政治哲学。

语言、文化、法律传统与国际刑事司法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英语已成为国际上法律学术和实务对话的通用语言,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英美的思维和法律文化为国际刑法的画布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需要注意区分语言和文化影响的差异,因为它们是对话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这种对话不仅在形式上,也可能在实质上构成了国际司法。这种对话,即使是用通用语言,在来自各方的交流中似乎也不会呈现相当的激烈程度,因为除了参与能力的问题,还有意愿或兴趣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由于缺乏语言控制力,还可能是基于文化厌恶。国际刑法对话中的主要制度分歧仍然在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的天壤之别,与之相符,表现为一方是实践/实用性的方法而另一方是教义/理论性的态度之间的差距。本文试图超越在讨论中经常使用的肤浅的标签,例如“对抗制和纠问制”“成文法和判例法”等,来阐述一些可能对国际刑法的制定产生影响的概念和文化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