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立法模式的探讨

本文从本体论、功能论、建构论的视角,探讨了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制度中的3个基本议题:(1)在立法本体方面,认为国土空间规划法是关于规制土地使用的法,是关于规范规划权力的法,是关于建构空间秩序的法。(2)在法律性质方面,提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法律是以行政法为主体,并兼有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功能的综合法,以发挥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3)在立法模式方面,建议采用二元主干立法的模式,以更好统一行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是从横向角度对开发与保护行为进行统一规范的立法,而《国土空间规划法》则是从纵向角度对各级政府及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统一授权的立法。

作为复合行政行为的城市规划

在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入宪和物权法实施后,城市规划的法律控制一直是学界广泛关注的课题。但由于对所编制的城市规划的法律性质认识的不一致则产生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借用行政法中的基本理论——行政行为,来分析城市规划的法律职能。本文先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开始辨析,认为城市规划是具有具体行为特征的抽象行政行为。如果从具体的行政行为来分析,城市规划则是一种兼有行政指导、行政给付、行政强制、行政征用等特性的复合行政行为。但城市规划的这些行为是"不成熟"或者是规制性的行政行为。对城市规划行政行为的分析,目的是能够有效地对城市规划进行法律控制。

基于物权制度框架体系的国土空间规划法律基础研究

不动产物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而国土空间规划则是一项关于界定、保护与激励不动产物权的重要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的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基本问题已经从技术的合理性转向权力的合法性,物权制度成为国土空间规划法律体系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构建国土空间规划法律体系时,应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物权的关切,建构与完善公法范式的土地发展权、土地相邻权、公共地役权和不动产征收权等制度。同时,国土空间规划法律体系的建立应当从平等权利出发,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以提升资源效率为重点,并完善物权保护的控权模式。

关于城市复兴改造中政府与市场合作伙伴关系的探索

本文对国外,特别是英国政府与市场合作的伙伴关系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希望通过分析来探讨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中国城市保护与更新中应用的可能性,就政府、开发商和社区居民之间构建一种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出一些建议,促进中国的城市开发、改造和保护形成良性互动,使城市复兴改造过程中的社会利益最大化。

机制与策略：重庆滨水地段城市设计实践探索

近几年的城市设计,主要是以城市提升为主体导向。主要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探索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的格局重组与功能疏解,如雄安以及北京副中心;二是重构自然与城市互适耦合,影响力比较大的是三亚;三是针对中国一些老城市、大城市,优化城市形态与地方特色的城市风貌,即“微重塑”,因为这种城市大量区域是已经建成的,已经没有条件做大幅度的大拆大建、新城建设,如广州,主要针对城市的形态和微优化进行建设;四是更加注重人本尺度,提高公共空间的品质,增进社区活力,这两年做街道品质提升的项目非常多,去年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是上海,出台了《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五是跟社区相关的,就是活化建成环境与维育社会网络的“老旧社区微更新”。

以科研与教学的密切结合为宗旨

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CPLAN）成立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经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综合多学科的规划院系。其研究和教学领域涉及空间规划、区域规划与管治、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规划、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农业与乡村发展和规划、城市复兴、城市设计、城市交通和住宅政策等,无论在研究水平和教学水平上都具有国际知名度,成为国际著名的规划院系。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特征、模式与制度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空间治理体系的制度设计,而用途管制则是将未来的规划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具体行动。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用途管制的内涵已经大大扩展。与国土空间规划不同,用途管制具有依据的未来性、基础的现实性及利益的平衡性特征。在国家确定的制度框架条件下,为应对市场机制的不确定与社会需求的变化,创新管制方式,建立一种兼顾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分类管制模式,以提升用途管制效能。为平衡社会利益、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则需要尽快完善规范权力运行的法规体系、精准运作的技术标准体系及涉及社会公平的政策体系。

“人民城市”理念下社区治理机制研究--新加坡“心件”建设经验对深圳的启示

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治理呈现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的新局面,社区治理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组成部分。文章首先从人民城市理念的历史逻辑出发,发现中国在从街居制向社区制的基层治理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人本思想始终贯穿于社区治理领域全过程。其次通过系统性梳理深圳和新加坡城市社区治理的演进历程、治理模式和运作机制,总结出深圳和新加坡社区治理体系的特点,并发现深圳在社区治理的软性建设层面较为薄弱,社区自治功能亟须提升。在此基础上研究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法治型治理模式,深入挖掘城市“心件”这一影响社区发展的内源动力,拟对深圳“党政主导、多元共治”社区治理模式下进一步推进基层社区治理体制提供范式参考。

杨威

2021年正好是我从建大毕业25周年。建大4年的岁月,那里的老师们、同学们、校园里的梧桐、若祁湖早上轻雾弥漫的影像,还是那么清晰。记得有次中规院的李晓江院长和我聊起建大建筑系,他问我,"西建大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是我们的老师对学生特别好。李院长说他听很多建大人也这么说,他亲眼见到建大老师们对学生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