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父母教育背景的中国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分化——兼论家庭需求视角下“双减”政策实施的优化

父母教育背景对家庭教育支出同时包含遗传效应与养育效应,以往研究未隔绝遗传效应,很可能高估或低估了父母教育背景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分化作用。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文章利用工具变量法,在隔绝遗传效应的条件下获得父母教育背景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因果效应的一致估计,以此揭示中国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分化的形成原因,洞悉校外减负政策的着力点。研究发现基于父母教育背景的家庭教育支出分化主要表现为校外支出分化,而家庭校外支出分化又主要表现为课外补习支出分化,且只发生在“补差型”家庭之间。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分化的产生与不同教育水平父母的收入水平和支出偏好差异有关。由此建议:一是当前政策需正视学生能力存在差异的客观事实,应以针对弱势家庭与薄弱学校学生实施校内补偿作为重点;二是提升公办学校课程教学质量,在课程纲要范围内提高校内课堂教学的难度与水平;三是校外教育市场管制不宜“一刀切”,管制力度应根据当地家庭教育支出分化与竞争程度进行调整。

基层经济治理、减负激励与就业促进效应——基于“强镇扩权”试点的证据

提升基层政府经济治理能力对于激发市场活力与稳定就业大局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探究基层经济治理的就业促进效果,本文创新地以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自主权的一种放松干预为识别依据,以中国首批“强镇扩权”试点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工业企业与乡镇区位信息匹配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基层经济治理能力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就业规模扩大,但就业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和大型企业中,并且在县级经济分权、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和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呈现显著的协同治理效果。对传导机制的分析表明,“强镇扩权”改革提升了基层经济治理能力,减轻了企业税收成本、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激发了企业市场活力,进而扩大了就业规模。本文从基层经济治理赋能角度揭示了促进就业的制度激励成因,拓展了分权—集权的经济效应研究。研究结论为新发展阶段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升经济治理效能与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