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寫本研究對敦煌寫本研究的啓發——以實物寫本學、比較寫本學爲例

寫本(manuscript),顧名思義,由手寫而非印刷製成。我們熟悉的簡牘帛書、敦煌寫本,以及埃及的莎草紙手稿、歐洲中世紀的手抄書籍等,都可被稱爲寫本。作爲一種歷史遺存,寫本受到歷史學、文學、文獻學、語言學等領域的重視,是許多人文學科的研究材料。從這個意義上説,對於寫本的研究并非新現象。而“寫本研究”(manuscript studies)這個領域,目前學界對其範圍有不同的界定。寬泛地説,寫本研究涵蓋了對寫本文本、内容、書迹、形態等各方面的研究。與過去以文本考證、内容分析爲主體的研究不同的是,這個領域更關注寫本的非文本因素,更關注寫本的物質形態及生産與使用,更注重對於寫本的整體理解。

西夏的北邻

自11世纪始,西夏逐渐发展成中国宋朝西北边境的主要势力之一。本文考察了《将苑》译本所反映的西夏视角下的地缘政治环境。《将苑》是一部托名诸葛亮的中国军事专著,原文的结尾部分呈现出了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国家四周围绕着四夷(夷、蛮、戎、狄)。而西夏译文省略了四个部族中的三个,仅谈了北狄,从而调整中国的观点以适用于西夏自身的情况。

Imre Galambos,Dunhuang Manuscript Culture:End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erlin:De Gruyter,2020,pp.viii+290.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寫本的時間跨度是5至11世紀,其年代上的分佈不均匀。時代越晚,材料越多,數量最多的是來自歸義軍時期的寫本。豐富的公私文書與四部抄本展現了這一西北邊域政權政治、經濟、文化的諸多方面。高奕睿《敦煌寫本文化:歸義軍時期》一書,以寫本文化爲主題,通過分析四組歸義軍時期的寫本,揭示這一時期敦煌社會的文化特質。本書的核心論點是,歸義軍時期的敦煌社會具有獨特的、區别於吐蕃統治時期和唐時期的文化特徵。本書分爲五個部分:(1)緒論;(2)多文本寫本(multiple-text manuscripts,含有多個文本的寫本);(3)學郎寫卷;(4)右行書寫;(5)社司轉帖與人名。

敦煌册子本所见丝绸之路上的写本流动——以写本纸张特征为线索

本文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册子本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实物调查与纸张类型学分析。根据纸张簾纹、厚薄等特征,本文尝试确定一批在外地制作后携至敦煌的册子。这些册子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人与物的流动,为我们复现9、10世纪丝路网络上的写本流动与文化、政治交往提供了更多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