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人动机异质性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影响研究

在强调以创新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惩罚性赔偿是行政监管与司法治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制度性设计,其核心是通过大幅度提高违法行为的经济成本来保护知识产权。在市场化改革导向下,自负盈亏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与之相关的知识产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既要发挥保护功能,也要防止滥用该制度而使其他企业陷入专利丛林等陷阱之中。企业作为知识产权的权益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使之竭力去追究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行为,甚至想通过惩罚性赔偿来获得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巨额收入,司法治理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后屏障,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是难以确定赔偿数额以及难以拿捏惩罚性赔偿的幅度。在学术专著版权保护这一特例中,司法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却是权益人没有动机去追诉版权侵犯行为的经济责任,也就遑论惩罚性赔偿。因此,在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如何充分发挥包含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内的司法治理效力,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做出具体分析,其中知识产权权益人动机异质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反思与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存在衔接法律法规不完善、操作指引不清晰、相关部门协作积极性不高、机制运行监督不力等问题。为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建议,以利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更好地运行。

法益保护视角下携带凶器盗窃的认定

法益的解释论机能意味着对构成要件的解释离不开法益的指引。《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对盗窃罪的罪状进行修改,使得携带凶器盗窃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类型得以入罪,其目的在于更加周延地实现对法益的保护。《刑法修正案(八)》所带来的盗窃罪条文表述和构成要件的变化表明立法理念已经产生了变迁,即从法益保护的单一化转向了法益保护的多元化,唯有复数法益说才能为携带凶器盗窃入罪提供正当性支撑。司法机关在认定携带凶器型盗窃时应当紧扣其真正的保护法益这一核心,确保其在对构成要件要素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能够得出正义的解释结论,从而使得司法适用不统一的现象迎刃而解,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和自由保障的任务。

案件化办理模式助力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提质增效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检察机关应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提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针对性、实效性。一、当前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面临的困境一是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运用得还不够。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应关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实践中受传统办案思维和考核导向的影响,有的检察人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意识还不够强,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中,简单追求任务数而忽略文书质量,拘泥于个案问题的一键发送而忽略对类案问题的深度挖掘;有的检察人员对该项工作未予充分重视,对制发检察建议存在畏难情绪。

新时代检察青年的初心与使命

什么是初心和使命?它既是冼太夫人“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的忠肝赤胆,也是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鸿鹄之志,又是毛泽东主席“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雄心。作为中国青年一代,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更加自觉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时代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