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法对引渡原则的影响

国际人权法在各国国内的实施,促进了保障人权的国际标准在世界范围被广泛接受,并推动了国际法的人本化过程。国际人权法通过被纳入引渡条约和国内法并适用于引渡案件中,对引渡的制度与实践产生了结构性影响。这不仅强化了罪行特定原则、双重犯罪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等原有引渡原则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而且还直接产生了以保障被引渡人的人权为导向的引渡原则——禁止歧视原则和酷刑不引渡原则。国际人权法对引渡原则的影响在兼顾国家引渡利益的同时,强调了国家对人权保障义务的履行,改变了现代引渡制度的整体风貌。

倡导“绿色”考察 保护南极环境——《南极考察活动环境影响评估管理规定》述评

2017年5月,国家海洋局颁布《南极考察活动环境影响评估管理规定》,确立了南极考察活动环评制度及相关的监督管理措施。该规定确定了南极考察活动环评工作中归口管理制度、强制环评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等内容;但在术语使用、法律责任等方面可能存在不足,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范相关术语、在《环评管理规定》施行后补充立法等未来我国进行南极科考活动、参与南极治理的几点建议。

平衡国家安全与人权:欧洲人权法院适用适当性原则的分析模式及其运用实践

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在平衡人权保障与公共利益的分析上常被批评缺乏清晰性、一致性。为权衡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欧洲人权法院需要审查国家安全措施是否适当,即能否达到缔约国所欲达到的目的。考察欧洲人权法院国家安全判例中对适当性原则的审查,可以将其司法实践总结为两种分析模式:“人权保障优先”模式和“国家安全优先”模式。两种模式下欧洲人权法院的审查标准以及重点考量因素是不同的。欧洲人权法院在国家安全案件中对适当性问题的审查具有一致性与可预测性。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与越中南海争端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各国有采取非武力措施和平解决各项争端的义务。这项原则形成已久,特别是自1945年《联合国宪章》颁布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否认此原则。但这并不等同于国际社会已就该原则的内容达成共识。1970年联合国大会《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之宣言》中,提到了该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其中有些内容已得到高度认同并被公认为国际惯例。然而部分内容依然存在争论。深入研究解决国际争端中的和平原则以及有争议的观点,探讨越中在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过程中已达成的一些协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荷兰《行政法通则》访谈

被访谈人:Prof.mr.Rob Widdershoven Rob Widdershoven教授是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法学院欧盟行政法学教授,目前研究领域集中在欧盟法对成员国行政法的影响(特别是司法救济部分)、法律及法律原则的实施,著有《公法的欧盟化》(Europeanization of Public Law)等著作.Rob Widdershoven教授也是荷兰最高行政法院(the council ofstate)仅有的两位专家顾问(advocate general)之一,为最高行政法院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咨询.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风险路径及其路径风险——以荷兰数字治理及SyRI案为例

在数字化发展阶段,荷兰通过组建关键信息数据总库和制定以人为本可信任的人工智能算法规则,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权利保护框架和数据保护框架,为引入风险路径创造了条件。在数字化成熟阶段,SyRI案不仅是风险路径的首次实际适用,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复杂算法中,风险分析在分类手段、受力对象和推导逻辑上的颠覆性改变及其诱发的路径风险。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完善可以借鉴荷兰经验,并结合自身制度优势,通过使用更开阔的系统视角和更包容的协同工具,来应对风险路径从预防走向侵入所带来的挑战。

宗教法vs.世俗法——以荷兰法、英国法与以色列法中的盖特拒绝(get refusal)为例(上)

本文通过对荷兰法、英国法与以色列法处理(建立在犹太法基础上的)盖特(休书)拒绝问题的不同路径的讨论,阐明了现代民主国家中宗教法与世俗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法律秩序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对宗教和宗教法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也表现出重大分歧。荷兰的制度是三者中最为世俗的,它不承认宗教法在世俗制度中的作用。英国的立法规定了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实施宗教离婚的措施。最后,在以色列,结婚与离婚法由相关当事人的宗教法——对多数人来说即犹太法——调整。在人权法的框架内对不同的路径所作的评述揭示了平等、宗教自由和少数人权利等根本价值冲突的复杂性,同时还涉及宗教团体内部意见的不统一。

宗教法VS.世俗法——以荷兰法、英国法与以色列法中的盖特拒绝(getrefusal)为例(下)

五、以色列的法律制度(一)概论根据1948年5月14日的《独立宣言》和1972年3月17日的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法》,以色列既是一个犹太国家又是一个民主国家。以色列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它坚持法治与人权保护,其司法机关是独立的,并对政府的其他部门表现出批判态度。它批准了一些主要的人权公约。严格说来,以色列没有国家宗教,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官方的休息日——安息日以及在国家层面上所庆祝的节日和纪念日。

荷兰网络犯罪的司法侦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利用率的提高,现代社会网络犯罪案件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犯罪手段亦表现出多样性特征,因此对此类案件的侦查可能面临一些挑战,表现在传统取证措施的局限性、新型侦查手段的风险性以及司法管辖权的确定难等方面。针对以上问题,在网络犯罪侦查中应做到以下几点:从立法角度应遵守宪法和人权公约、赋予侦查机关解密数据的权力以及远程搜查的权力等,同时应对干预权利和自由的行为进行监督。

藏匿于科学之后? 规制、科学和同行评审间关系之初探

现代行政的任务日益复杂,对科学知识的运用、通过风险的管理以及对科学不确定性的应对,越来越成为规制的常态。规制活动中,政策性的裁量评价与科学事实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对法治以及行政机关的正当性提出了挑战。行政决定中裁量性的成分被"披上"科学的"外衣";行政决定中原本需要说明理由的内容,借由科学的客观性和正确性,获得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如此一来,科学事实与政策裁量在规制活动中的交融,为行政恣意专断打开方便之门。对此,本文提出,即使在涉及专业艰深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行政同行评审能够将行政行为事实部分和裁量评价部分做到清晰地划分,能够有效地避免行政法所珍视的合法性、合理性、透明行政、公众参与以及合作治理等价值流于形式。

反恐刑事诉讼程序秘密性与公正性的平衡

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且一直处于高发状态：在1968年至1997年之间，全球发生的恐怖主义犯罪案件至少有1．5万起，平均每年约500起；进入21世纪，具有全球影响性的恐怖主义犯罪案件时有发生，近两年更为频繁，使一些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使正常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更使民众被噩梦萦绕，无法安然入睡。面对这种严峻的趋势，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已成为全球性的难题，如何通过法律途径去遏制这一现象，保障国家安全，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刑事法律的欧洲化与刑事法律领域的欧洲一体化

一、导论 自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生效以及司法与内务领域的欧洲政策被描绘出轮廓以来,司法与内务发展成为欧盟立法的主要领域之一.现在,我们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壮举的开端.2003年6月,欧洲议会达成了建立欧洲宪法的草拟性条约.对于未来的欧盟条约使用"宪法"这个术语并不仅仅是个装饰.这一成就使我们明白,欧盟一体化必须根植于一个条约性的文件中--这个条约性的文件不仅仅与欧洲人的公民身份有关,也与司法等内容有关,而且还要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和司法与内务有关的领域,这个结果承认了刑法和刑事诉讼程序的协调以及跨国合作不能排除正当法律和公正审判原则的协调.

反腐败与举报人保护立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欺诈、危害公共利益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手段不断更新，更加难以被察觉。举报人掌握着他人或者单位违法犯罪的信息，对检举、揭发不法行为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往往因此遭受隐性打击报复、背负“间谍”“叛徒”等负面称号，甚至会面临刑事指控，致使其积极性大打折扣。因此，在立法和制度建设上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打击跨国犯罪中的刑事司法协助问题研究

刑事司法协助存在的基础在于他国不能恣意在其司法管辖区外进行刑事司法活动,因此刑事司法协助在处理跨境犯罪案件以及具有跨境性质的国内案件中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上通过缔结包含刑事司法协助义务条款的专门性公约,以及建立国家间、区域性刑事司法协助机制来促进与深化刑事司法协助的发展,前者包括维也纳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7年《刑事司法协助示范法》等公约的缔结,后者的典型实践则是欧盟从刑事司法协助向相互承认的转变。尽管在全球和欧洲区域层面的刑事司法协助机制稳步发展,但是仍然需要采取创新性的方法减少与主权相关的可选择的拒绝理由,与人权保护相结合,减少对于国家主权的依赖。

“二战”以来中国在推动国际人权方面的贡献

自"二战"以来,中国对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派出参与《世界人权宣言》谈判的张彭春把儒家哲学注入了人权理论,奠定了人权发展的另一种愿景,这种愿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联系,而不是相互对抗;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和谐与对话而不是对抗和挑战来处理人权的模式;中国以自身为例子表明,人权既是普遍的,又是因国情而异的,非常有说服力;而且中国也始终支持澄清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联。这些贡献与中国在"二战"期间抗击法西斯所作出的努力相似:二者都影响深远;二者不仅服务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服务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利益;二者在发达国家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忽视。中国应采取补救措施,对这些贡献加以宣传,以唤起发达国家的人权专家对它们的重视。

实现中国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人权主张

一、引言本文将＂中国梦＂解读为,号召中国的人权专家积极地与国外同行分享自身的想法、理论以及观念。这一解释是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基础的。此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应该利用新的方法,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主张。1因此,中国人权专家不应该将自己关于人权的想法和观念予以保留,而应该与他人进行分享,与世界进行交流。

从西方司法实践看警察行为的司法审查——以涉及恐怖主义犯罪案例研判

对警察行为的司法审查,是一种重要的法律监督手段,是保证警察机关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依法执法的重要途径,是西方传统法治理念和分权理念的一个平衡点,亦是一个冲突点。当今世界,涉及恐怖主义的案件时有发生,在处理此类案件中,法治理念和分权理念、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本文从德、法、英三国的司法实践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观点出发,从一般案件到涉及恐怖主义案件,来研判司法机关应如何对警察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希望能为正确处理此类案件,提供有益借鉴。

反腐败与举报人保护立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欺诈、危害公共利益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手段不断更新，更加难以被察觉。举报人掌握着他人或者单位违法犯罪的信息，对检举、揭发不法行为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往往因此遭受隐性打击报复、背负“间谍”“叛徒”等负面称号，甚至会面临刑事指控，致使其积极性大打折扣。因此，在立法和制度建设上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监管与司法机构对经济及金融犯罪的跨境调查:无限管辖权?

本文探讨了在进行经济和金融犯罪跨国执法语境中监管和执法方面的差距。目前,应对共同挑战的多机构路径仍然非常薄弱,而在跨境语境中将诸如海关和税收等行政机关、环境执法机关、竞争主管机关、市场监管机关、警察和司法机关等不同执法主体结合起来的多学科路径则更加不发达。在通过案例分析提出问题之后,本文从欧盟共同法域角度和国际角度探讨了所面临的法律挑战,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