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湾汉简《孝经》残文考论

《地湾汉简》编号为86EDHT∶17的残简正面为《孝经·诸侯章》经文,背面为其传文。残简经文语句顺序与今本《孝经》有异,而与今本《文子》相同,但后者为东汉时人所伪造,故残简不可能是“《文子》残章”,而应该属于汉代的今文本。《孝经》与今本《文子》分别对竹简《文子》相关论述进行过改编,其将王者不骄不溢的论述,改造为诸侯“制节谨度而能分施”的主张,反映出晚周天子衰微诸侯力征的时代背景,也适应了汉代王侯“制节谨度以翼天子”的时代要求。

史料所见唐代县主簿职掌新考

对大量墓志材料和传世典籍进行梳理,证明唐代县主簿作为佐贰官之一,其在各地的职掌呈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内容涵盖了基层行政、刑狱、教化、邮务、经济以及兼使职而行公事等六大职能,而并不仅限于以往依靠传统典志研究所总结出的基础权责。

张舜徽先生的西北文献与敦煌学研究

1946年至1948年,张舜徽先生任教于国立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在西北任教的两年多时间,是他学术研究生命中的重要时段。教学、读书之余,他凭借地理之便,积极搜求西北文献和敦煌学文献,最终利用敦煌古写本《说苑·反质》残卷,撰成了《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一文。《校勘记》是张先生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不仅对研究《说苑·反质》有所补益,对后世研究敦煌学文献、开展文献学理论探讨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简谈历史文献学的定位定性及其面临的几个问题

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虽然从摸索、创建到发展,已走过八十余年历程,但由于受历代学者重实践、轻理论习尚以及"术先学后"发展规律的影响,加之历史文献工作本身又有技术性、实践性较强的特点,因而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总结向来不是很发达。因此,本刊特意组织了这次笔谈,就历史文献学理论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以期推动这一学科的更好的发展。

新颖而详实的文献学佳作--评董恩林主编的《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

最近几十年中，文献学方面的专著已经出版得不少了。然而，新近见到董恩林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一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概论》），仍然让人眼前一亮，禁不住一口气阅毕全书。掩卷而思，觉得这是有思想、有见解、有特色的文献学著述，值得加以推荐。全书亮点较多，而主要在以下几点：

反思与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王船山《大学》研究

王船山的《大学》研究,重考证。其对经典阐释也有独特之认识。王船山对《大学》真实性与否的问题并不关心,极力批判王阳明欲回复古本重新改造《大学》的举动。王船山在反思心学对《大学》危害的同时,又在朱子《章句》基础上,对《大学》重新进行阐释。

由图谱文献的著录看古代书目中图谱学的发展

在古代书目发展史中,图谱之学经历了由分到合,再合而复分的反复过程。《七略》《中经新簿》分别开创谱学和图学之端。而后,《七志》的"图谱志"首次将图、谱合并,对图谱学的建立有导夫先路之功。与此同时,图谱与文本文献的著录矛盾也随之暴露,《七录》鉴于此,遂取消了图谱志,并以图归部类,附谱于纪传之末。爰及《通志》,图谱文献既因主旨与文本文献并立于"艺文略",又以表现形式独立存在于"图谱略",两"略"联动,不但调和了图谱与文本文献的著录矛盾,而且丰富了图谱文献的内涵,图谱学正式确立。不过,南宋以后,图、谱二学重新分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论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观

典制史学家马端临对文献的理解,从语词训释上说,当是承郑玄朱熹之传统注释而来,但不再以信息传播的介质与方式,而是以文字材料的价值功用作为区分"文"与"献"的标准。在《文献通考》的撰写过程中,马端临的文献观通过"叙事论事"的技术操作手段和实录、会通的史学思想而得以充分表达。

《永乐大典》残卷所见杜谔《春秋会义》原文校说

杜谔《春秋会义》在宋元明时期流传较广。此书于明永乐初曾抄入《永乐大典》,至万历年间仍有保存,但其后则渐佚不传。直到乾隆时期,杨昌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杜谔《春秋会义》,始复行于世。之后,又经录副、校理、传刻衍生出多种版本。今传版本有十二卷、二十六卷与四十卷三个系统。今存《永乐大典》残卷中,卷五二九六、卷五二九七、卷六五○四及卷六五○五载录杜谔《春秋会义》原文凡十五条,将今传诸本与此原文对勘覆校,时有异文,颇资考说。今传诸本各有讹脱衍倒,各有整理校订,版本之间互有异同。就可靠性而言,同系统的版本基本一致,孔氏抄校本最接近《永乐大典》原貌。

古代目録中史部故事類源流新探

故事類的設置,並非源于《七録》。《晋中經簿》開創四部分類法,其丙部就有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四類,合編成一卷。從《隋書·經籍志》著録情况推測,故事鼎盛于晋代,主要記載朝政制度事例,兼具雜史、傳記性質。隋唐以後,律令格式體制確立,援用事例的空間減小;六部行政體制確立,記載制度的典籍日豐。于是傳統故事衰落,官曹職掌充斥,漸成鳩占鵲巢之勢。清《四庫全書總目》政書類並非如其序文所説從故事類發展而來,而是徹底廢弃了傳統故事類,將類似圖書改入雜史、傳記等類,另以'兼六職之全'的典制之書爲綱,以五部官曹職掌爲目,將各類制度專書統合爲一,創建了一個全新類目。其没有合併與吏部對應的職官類,實屬不妥。

传统文献学几个理论问题再探

"文献"内涵有古今之分,不宜模糊;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的文本"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献";"分类"与"编目"是目录学两大基本内容,不宜混而不清;目录学中的书目分类应分为综合性书目、专门性书目两大类,不宜再继续所谓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等旧的分类方法;版本学中的版本分类宜分为写本与印本两大类,其下写本再分为稿本、抄本、影写本,印本再分为刻本、活字本、石印本,刻本之下再根据时间、地区、主体、工艺等划分类别,这样方可层次清楚、泾渭分明。

论扬雄《太玄·莹》中福、祸、乐思想

扬雄《太玄》把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分为思、福、祸三段,福居三段的中心地位,是《太玄》所要探讨的重点问题,在《太玄》中结合各种情况加以论述。文章分析了《莹》篇中关于福与祸、福与乐的关系问题,并与弗洛伊德以及康德有关思想进行比较。同时,通过扬雄的身世及个性,分析他产生此类思想的根源。福与祸、福与乐的关系,是《太玄》思、福、祸三段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加以专题论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扬雄的思想。

《周易》“元亨利贞”的人文精神

"元亨利贞"是《周易》的一个著名命题,自古以来人们对它有过多种不同的阐释,至今没有一种定论,这表明它本身具有丰富义涵,故能给后人以无穷启示。我们从现代人类文明的深厚背景出发,可以对"元亨利贞"形成新的理解与感受,此亦正是《大学》所说的"日新"之义。现在我们只有依照中国古典文献学强调的训诂方法,充分参考古代学者的训释,借鉴现代文明的思想观念,才能对"元亨利贞"的丰富含义作出全新的挖掘。

《乐经》补作史考

先秦"六经"之《乐经》,秦以后亡佚,从此礼乐之教阙焉。但有趣的是,古代学者热衷于补作《乐经》,考诸历代,不绝如缕。这一学术脉络到底如何,至今鲜有论者,综述史料,甄别条理,冀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另一个问题是,古本《乐经》虽然亡佚,但辑佚名家王谟、马国翰皆有辑佚成果,他们搜集的内容,是古本真迹抑或后世补作,至今亦鲜有论者,逐条考证,以辨真伪,庶几重现上古遗珍。

中国古代战争中的屠城问题

屠城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是普遍现象,并不只是性格残暴的人物及其军队才会屠城,任何人进行战争,都会把屠城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军事手段加以利用。之所以如此,是古代社会的人类文明程度不够发达,远古战争中进行残酷杀戮的风俗还保存得较为浓厚。在这种战争观念中,屠城的主要目的是恐吓对方,欲使他们不敢抵抗或放弃抵抗,第二个目的是使己方人员通过屠城和掠夺财产以获得物质利益,这又是远古人类发动战争的最基本动因。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发展进步,人类不再容忍屠城行为,尤其是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中的屠城,人们给予了越来越强烈的道德谴责,最终在20世纪形成了在战争中不得屠城和不得杀害无辜民众的相关国际公约。

汉唐典籍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41届年会综述

2020年11月13—16日,汉唐典籍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41届年会在江苏徐州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共提交论文128篇。会议围绕以下主题展开:一、经学专题。吴柱《〈周礼〉所见天子与诸侯会盟制度通论》以《周礼》记载为中心,梳理其中的会盟礼制。高中正《重论〈书序〉的今古文问题与汉初〈尚书〉学》讨论《尚书》今古文问题,说明《史记》所载伏生"二十九篇"是加上《泰誓》的今文二十九篇总括而成,并非伏生原本。

独宗伊洛:李明复《春秋集义》编撰发微

李明复《春秋集义》撰成于嘉定十三年六月至十一月之间。其书征引十七家皆系本朝深具伊洛渊源的《春秋》学说,这种独宗伊洛一派的集解方式,在宋代《春秋》集解中可谓有一无二。宋代《春秋》集解中的伊洛特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轻至重的趋变过程。李明复《春秋集义》完成了对伊洛《春秋》学及其学统的梳理和总结。《春秋集义》的编撰与“嘉定更化”之后的政治、学术情势密切相关。李明复不仅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作为征引诸家的主要依据,而且在立此《春秋》学的“道学宗派”上,也受到了《伊洛渊源录》的深刻影响。其集解方式当受到朱熹《论孟集义》(又名《论孟精义》)的启发,同时也与当时蜀地学术传统有关。

唐代军栅考论

栅作为一种军事设施,最早出现在东汉后期的对羌战争中,南北朝时期,逐渐分化出具有固定名称及独立性的军栅,进而演变为一种基层军事建制。唐代的军栅可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城栅、行军栅和边地军栅。其中城栅和行军栅属于军事附属设施;边地军栅作为军事建制在唐前期广泛置于边防要地,安史乱后则扩展至内地,中央朝廷在与地方强藩或叛藩接壤的地区亦常有设置,且成为战争中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

魏晋南北朝禅让模式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某个朝代的后期,土地高度集中,政治极端腐败,导致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农民起义因之爆发;在推翻旧王朝的过程中,农民起义的成果被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所窃取,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在新建王朝的后期,上述过程又会再度出现。一个不太短的时间里,这被公认为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基本模式。然而,揆诸史实,若干王朝的建立,并不是遵循这一模式。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模式基本上不存在。除了三国时的蜀汉东吴、西晋之后十六国割据政权以及北魏是乘分裂之机凭军事实力建立之外,其他各朝基本上是采用和平移交政权的禅让模式,象初期的汉禅位于魏、魏禅位于晋,以至后期的北周禅位于隋,等等。魏晋南北朝为什么如此盛行禅让的改朝换代形式?这是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很值得探讨。魏,晋等王朝的创立者,在他们走向权力中心的初期,各人情形千差万别。

郑樵《通志·艺文略》所据书目考

关于《通志·艺文略》的史料来源问题,郑樵在《通志·校雠略》曾进行过简略的阐释,近现代以来学界亦作出不少有益的探讨。但由于郑樵语焉不详,严重影响人们对其史料来源的理解。本文试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与《艺文略》的实际著录,对其史料来源问题作一粗浅分析,俾其史料来源可得而知也,其学术价值可得而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