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道教与地方社会互动——以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为中心

全真丛林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在近代道教整体衰微的背景下逆势而上,名满江南。这与几代高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顺应时代要求,加强与地方社会互动。这主要表现在:借用政府、乡绅之力重建宫观;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增强影响;通过斋醮与进香活动扩大信众基础等。这在传统宗教失去上层社会支持而走向民间的趋势下为道教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开辟其生存和繁荣的新土壤。

近代城市發展中的道教變革——以上海城隍廟爲例的討論

上海城隍廟在近代的變革史,是一段社會力量不斷侵入,道教不斷退縮,乃至最終拱手交出廟宇管理權的歷史。城隍廟崛起於明中期和清初上海的地方危機,並由此奠定了信仰中心的地位。明末以來,隨著東西方貿易的開展,上海的商品經濟飛速發展,社會結構變動劇烈,以商人爲代表的新興社會階層不斷壯大。清中期以後,工商業行會紛紛入駐城隍廟廟園,將其作爲辦公場所,這使得城隍廟周邊市場逐漸繁榮,並在清末民初發展爲城市商業中心。民國以後,由於城隍廟市場的重要性,各種社會力量紛紛强勢介入該廟事務,不僅將其收歸公産,更成立董事會管理,道教徹底失去了掌控權。上海城隍廟的近代變革史,提醒我們道教在變革自身以適應社會發展的同時,還應注意保持其宗教主體性。

移民·社区·宗教——以近代汉口宝庆码头为中心

人口迁移是明清以来突出的社会经济现象,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汉口、上海等地吸引了大批人口迁入,形成众多移民聚居的社区。自晚清倚仗湘籍官员的支持,湖南宝庆人占领汉口宝庆码头之后,大量宝庆籍移民聚居生息繁衍于此,从事城市社会底层职业如码头工人等。随之而来的还有"道士之乡"宝庆府新化县著名的正一道士。正一道士的宗教活动主要是在社区内做斋醮、放焰口、超度亡灵,还有率领居民进香南岳等。通过共同的道教信仰和仪式,汉口宝庆人激活了被遗忘的集体记忆,共享了因移居和迁徙而疏远的社团情感,重建或凝聚了因居住在异域他乡的生存压力而被疏离了的社会关系。在明清至近代移民社区发展进程中,以及在社区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传统宗教与信仰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民国年间汉口地方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以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汉口地方取消了具有官方性质的地方道教管理机构,火居道士的相关事宜一般由市政府社会局或警察局等机关处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传统宗教的管理。与此相适应,汉口市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制订火居道士管理办法;二是政府对火居道士的行为予以一定程度的监管;三是实行火居道士登记制度。这也是最为重要的管理制度。目前档案所见从1929年到1946年间,汉口先后进行了4次火居道士换照登记。政府登记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削弱、乃至取缔火居道士。不过,民国年间,由于各地社会形势不一,在执行政府政策时会有力度上的不同,正一火居道士的命运就存在一定的区别,虽然从大势来看,他们都受到巨大的打击。与广州等火居道士遭到取缔的命运不同,汉口火居道士尚有一定生存空间,能从事相关的活动。这主要是因为汉口是一个新兴的移民与工商业城市,政治控制较之传统的政治中心相对松弛。

中国老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大陆、港台以及国外汉学界过去在老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认为未来中国老学的研究重点在于贯通性研究、思想史研究、专题研究以及老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等方面。论文还指出了思想史与学术史、社会史、诠释学及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于老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老学研究的旨归则在于,把中国老学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生成联系起来,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以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道家道教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5月，由世界著名哲学家成中英先生倡导，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与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承办的“道家道教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

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中的问题研究

高校博物馆是大学的“第二课堂”,是文化传承的枢纽,应该在文化育人上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对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内涵和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开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为我国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开展提供方向上的思考和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清初武当山全真龙门派中兴初探

全真派自元初传入武当山,一直以五龙宫为传播中心,成为元代江南全真派最大的活动中心。入明以后,正一派在武当山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全真派道士多在僻静的观庵中修行。清初由于王常月、谭守诚两大全真龙门派高道在武当山玉虚宫开坛说戒,以白玄福、杨常炫为首的龙门派道士在武当山修行并兴办讲肆之所,广收徒众,太子坡、元和观相继被辟为十方丛林,全真派在武当山呈现出兴盛景象,其徒众不仅积极修复在战乱中遭到破坏的武当山宫观,而且以太子坡道观为重要基地,到各处传教,扩大了武当山道教的影响。

关于道教产生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主要依据汉代史料,对道教产生的诸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探讨。文章认为至少至汉后期,已有了普遍的"黄老道"信仰;"天师道"与"太平道"不仅信仰相同,都是信奉黄老道,以黄帝、老子为崇拜对象,而且组织形式也相同,一为二十四治,一为三十六方;《老子想尔注》、《太平经》这两部经典不仅是反映道教教理、教义、教规的经典,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当时一些教派的行为实践相结合。以上这三个方面是道教在东汉后期形成的标志。道教产生之后,才正式形成真正的神学宗教,真正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这是历史的进步,有一定的"统一"作用,对社会也有积极作用。

略论道教历史上的改革

道教改革不同于西方宗教改革而有自己的特点,是渐进式、和平性的。从改革的原因和内容看主要是道教本身的问题。改革的结果和意义是,教理教义的日益成熟,教规教制的因时而变,道术科仪的不断丰富,从而保证道教的发展。在改革中高道的作用重大。反思其历史,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秦汉史研究的前沿与路径(笔谈)

秦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确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的形成和演变,对中国传统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传承并发展了先秦思想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历史风貌。因此,秦汉史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无论是传统史学还是现代史学,秦汉史研究都是重中之重。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秦汉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为了推动秦汉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本刊特邀秦汉史研究领域的五位专家就“秦汉史研究的前沿与路径”展开笔谈,以飨读者。

略论道教的“杂而多端”——道教史新思考之一

马端临所说"道教之术杂而多端",可以说是道教的一个突出特点。从道教起源看,其文化思想多源,这是明显"杂而多端"的表现,最后形成了自己的核心信仰——神仙信仰,所以成为道教。道教在发展中派别林立,也显得很"杂",但是众多派别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共祖""共生"相互包容的现象。道教与中国的民间信仰,相互影响,情况相当复杂,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道教对于民间信仰是起着主导作用的。从各方面看,道教的"杂而多端",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章可循"。"杂而多端"在发展过程中,能充分反映道教的包容性。

南朝道教政策及其道官制度

南北朝虽是社会动荡的时代,却营造了宗教信仰的丰厚土壤和社会氛围。南朝宋齐梁陈前后相沿,传承中原文化传统,在佛教之外,道教也十分兴盛,南迁的士族大姓大多奉天师道教,天师后裔在龙虎山传天师道法,又有上清、灵宝、茅山诸派并出。南朝上层知识分子的大量参与,对较为粗陋的民间道教提出了改革的要求,有识之士陆修静、陶弘景改革南朝道教,促进了南方道教的官方化发展。道教的发展催生了国家管理道教制度的产生,梁武帝仿照当时的僧官制度,始设道官"道正"一职,已是较为成熟的官任道官。南北朝时道馆制度建立,作为宫观主首的馆主、坛主等,也是官府设在宫观的基层道官。南朝道官制度开创了国家道教管理的新模式,对后世道官制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道教与唐末藩镇:高骈“惑于神仙之说”考

道教在唐时期发展繁荣;藩镇割据是唐末政局的主要表现,在此之中,道教通过取得藩镇实权者的信仰来影响藩镇政治,从而影响整个唐末政局,也在参与的过程中继续发展。高骈是唐末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与道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值得探讨。高骈从年轻时便信仰道教神仙之术,晚年更是“惑于神仙之说”而大肆建造道教宫观、宠信吕用之等道士,因此失去对权力的掌控从而导致灭亡。

西方基督教背景下的《老子》诠释

对经典进行理解并加以诠释,是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共同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老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和道家经典之一,伴随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不同的国家也形成了不同的老学。英国传教士湛约翰、汉学家理雅各和美国哲学家保罗.卡鲁斯是19世纪西方世界基督教背景下对《老子》进行翻译和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对《老子》的理解和认识,是根据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知识经验、宗教信仰、思维特点进行的,其中既有将老子思想与基督教相比附的现象,也有对老子"道"、"自然"、"无为"等思想的合理诠释。东西方智慧通过《老子》这部伟大的道家经典得以融通。

全真龙门派在清初的另一种生存境遇——对潘静观及其《道德经妙门约》的考察

在王常月江南弘道、中兴全真之前,常州地区就存在着一个以朱元育为首的全真龙门派宗教团体,这个团体中的佼佼者潘静观的人生却为我们展现了龙门派在清初的另一种生存境遇。潘静观是龙门派第五代之嫡传弟子,他的存世著作《道德经妙门约》一书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全真色彩。但他同时又积极参与当地的一个吕祖扶乩团体,并在其中占据了领袖的位置,他们自立太乙法派。此外,他还以《净明忠孝录》传授弟子,并以传承净明派为己任。作为龙门派弟子的潘静观并没有试图去发扬壮大龙门教派,而是在与其他道派以及民间信仰的互动中使其身份变得复杂。对潘静观的考察,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清初龙门派生存境遇的认识。

玉皇崇拜论

玉皇大帝又称"玉皇"、"玉帝"、"玉皇大天帝"、"玉皇大天尊"、"玉皇上帝"等等,道教尊称其为"昊天金阙至尊玉皇上帝",是道教所信奉、崇拜的主持天道、总管天地人三界的大神,也是我国民间信仰的最高之神。玉皇从远古的天帝到登上中国民间信仰中至上神的尊位,经历了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十国、宋等几个朝代的更迭。明清以来,由于通俗小说和民间戏曲的传播,玉皇大帝形象深入民间,形成了与之相关的众多民俗,祭祀玉皇逐渐成为中国社会较普遍的民俗,其中正月初九——玉皇大帝圣诞日,俗称"上九节",可以说是祭祀玉皇最隆重的日子。在玉皇崇拜的形成过程中,道教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老子节解》的养生思想

成书于魏晋之际的《老子节解》是以道教养生修炼思想注解《老子》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其特色在于突出神仙信仰,强调身国一体,而且将老子思想解释成了一套具体的修炼养生之术。《老子节解》不仅与《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老子内解》等书关系密切,而且与另一部早期道教经典《老子中经》也有关联。

明清政府对武当山进香的管理

明朝廷尊崇真武神,大修武当宫观,扶持武当道教,促进了全国各地道徒信士朝武当山进香风俗的发展,使明代政府不得不面临对进香客及其行为的管理。明代对香客最重要的管理就是香税的征收。入清,武当山虽失去了"皇室家庙"的殊荣,但朝武当的风俗依旧存在,而政府的管理行为有较大的改变,表现在管理机构的变化及废除香税,管理的重心转到对香客行为的控制上。

变动时代背景下的全真道与地方社会——侯永德与民国二三十年代的长春观

全真丛林湖北武汉长春观创建于宋末元初,到民国年间,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仍保持了发展的态势,这与监院侯永德多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侯永德担任长春观监院二十年的时间里,一方面与湖北军政要员、工商界人士、广大信众信徒密切交往,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加强宫观内部管理,扩修庙宇,实施传戒,不仅使古老的长春观声望和影响达到鼎盛,在长春观发展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在武汉三镇道教史上打下深深的铬印。它显示出传统宗教界的部分人士面临近代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困境时,在顺应时代的变化,积极与上层人士联系,以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参与城市现代化的改革,并从多方面改革旧有的寺观制度,在当地政治生活、社会变革、文化生活中发挥了自身作用,并取得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