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思想研究與“經子關係”互證

在當下比較哲學、秦漢思想史、海外漢學、學術史、文獻校釋五種荀學研究領域的劃分下,清代荀學只被作爲客觀的歷史面貌進行知識性叙述。然而實際上,這一研究階段的内在展開脉絡不僅提供了上述五種研究領域的基本資料,而且還具體反映了清人在古典思想架構中所理解的"子"對"經"的不同功用:荀子對"經"的傳續與旁證、荀子對"經"的理論化功用,以及荀子思想對"經"産生的流弊。然而,清人對"經"所對應"經學"的理解也經歷了流變與發展,其中"子"作爲一種看待"經"的立場與方法,分别展現爲"以子輔經""以子證經"以及"通子經世"的具體關係。但無論如何流變,清人對"經子關係"的整體理解都旨在回歸到《漢志》所總結呈現的古典"經學"圖景中,而這一圖景在清人那裏又重新展現爲包涵歷史、政治、教化的"經世致用",其中"經世"實質上是對古典文化基本框架的設計,而"致用"則表現爲具體的教化方法與制度設計。雖然近代以來隨着古典圖景的逐漸失效,諸子學研究逐漸轉向客觀歷史脉絡與嚴謹概念邏輯系統的研究,但在逐漸形成的新共識之下,荀子思想反而可以在古典文化架構層面提供一種理論模型,并由此進一步爲《漢志》所展示出的"經子關係"叙述理路給予確證。而確證的關鍵則在於,荀子如何以"子"的方式對"經"進行理論構建,以及這種思路如何被漢人繼承并作爲《漢志》的叙事邏輯。

“新子学”与“新子学主义”:由学术体系到实践方向

"新子学"自提出开始,便以对中国文明"主体性"与"多元性"的坚持,作为自身最核心的价值诉求。一般来看,由于"主体性"与"多元性"在立场上的背反,二者很难同时兼容在同一理论框架之下。然而"新子学"所坚持的这两项原则在特定的情况下,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还对现实问题具备有效的回应能力。所谓特定情况下的合理性,源自于"新子学"在对先秦诸子思想与学术进行整体性研究时,对诸子时代与前诸子时代的中国文明基本形态作出的判定,以及对这一文明形态不间断传续至今的肯定,而强有力的回应效力更是来自于,前者在考古器物层面上确切可证性,以及对当下时代的根本特质具有的超越。因此,"新子学"不仅是一种通过论证而得出的学术理论系统,更形成了对当下各种社会思潮的超越,并由此确立了"新子学主义"的实践方向。

涂人何以为禹——诸子学视域下荀子“群”思想的再考察

在荀子思想的研究脉络中,对"群"的阐释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晚清时,严复首先将荀子之"群"阐释为广义的社会学思想,其后康有为、梁启超又借此将清末兴起的"群学"赋予西方政党的涵义。从荀学研究的角度看,上述这些做法固然开启了近代荀子思想研究的"政治学"与"社会学"进路,但同时也多少遮蔽了荀子所处先秦诸子时代思想的整体特质。按照《庄子·天下》与《论六家要指》的概括,"天下"与"治"是先秦诸子学共同的思想指归,相应的,"涂人成圣"则是荀子对这一问题思考的具体表现。在考查"涂人成圣"这一理论问题时,"礼义"无疑是"涂人"与"圣人"联结时最重要的凭籍。同时,在这一视域下重审"群"的内涵,"人能群"以及"人有义"的具体指向,因其同样作为"人禽之别"的重要边界,而与"礼义"的内涵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实际上,正是"群类"与"群分"的涵义与"礼义"的具体内容互为注脚,才能解决"涂人何以为禹"的关键理论问题,并由此展现出荀子对孔子"礼"与"仁"的继承,以及对诸子时代核心问题的回应。

“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从秩序确立的角度看待荀子思想,伦理层面的"圣人"与政治层面的"王道"无疑是最终指向。但从秩序确立的最终依据来说,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礼"思想都无法作为上述二者的普遍化价值根据。也正因此,相关研究在努力为"圣人"与"王道"寻找稳固价值根基的同时,还要试图证明荀子思想成就"圣人"与"王道"的方式如何与先秦儒家基本理路保持一致,亦即通过个人道德自化来实现良性政治。事实上,这种尝试不仅直接关涉荀子思想在"道统"脉络中的重新定位,而且还可以从政治实操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汉代荀子思想传承脉络与"经学"最终确立的相互关系。故而,为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寻求统一的价值根基,并进而证明荀子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在以"六经"所构筑的秩序模式下,只有人世间的统治者才能从天地之间获得"圣人"与"王道"的相互统一。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仅荀子思想中"性""礼""心""群"等概念得到还原与建构,证明了德性伦理政治的理论贯通;而且荀子还以这种诸子式的理论创构完成其对"六经"的重新解读,并进而体现出最初"经子关系"的实质涵义。

“治”:中國傳統思想“共同域場”的反思與重新勘定

近代以來,對中國思想域場的再造實際上是對西方思想文化截流自有思想脈絡所作出的被動性反思,論家期以立足中西思想整體性層面完成對傳統思想材料的價值重塑以及中西融合。然而,在西方思想結構的影響下,直接接續宋明以來'傳統'的再造工作,不但不能將西方文化融於自身,更無法在當下創造出植根於中國人内心的思想價值。因此,基於對兩千餘年思想史進行的獨立勘定,由文獻中接續出全新共同思想域場的作法方爲適宜的進路。具體而言,便是將傳統思想源頭定位於先秦諸子,並選取漢初對諸子思想的整體性説明——'治'爲闡發對象,發明其中潛隱涵義,最終確立其在當下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