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现实选择。中国涉外法治建设成就显著,重点领域涉外立法不断推进,涉外执法司法合作水平明显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扎实开展,但也存在立法缺乏系统性与协同性、执法司法能力受限等短板。推动涉外法治建设,重在建立系统协同的涉外立法体系,提升涉外执法司法能力,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域外思想参鉴——卢梭的“人民法治”思想论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和任务,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所能够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为了加快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我们不仅需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本土资源,也需要借鉴域外的思想成果与经验。卢梭作为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法律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其法律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人民法治”意蕴。系统解读卢梭“人民法治”的思想,把握卢梭“人民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内涵,不仅可以全面深入了解卢梭这位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和思想,也有助于传承数千年人类法治文明的精华,从而以更广的视野、更高的起点,投身于全面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数字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宪法实现机制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具有全面建构性、以充分实现人民主体地位为目的的民主形态。数字时代的到来正在引发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在给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带来诸多需要认真应对的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众多机遇。如果对两者关系处理得当的话,会形成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的合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的保障。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具有制度拱顶石的作用,在数字时代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的宪法机制具有双重维度,即组织法律维度与权利体系维度。在这两个维度上,宪法机制同时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在应对这些挑战、利用这些机遇,更好地在数字时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数字时代的宪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也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ChatGPT技术嵌入智慧司法的伦理风险及其法治应对

中国式司法公正的标准是情理法圆融。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司法的社会治理目标与司法人民性的必然要求。围绕着司法公正的合理性标准展开讨论,以合理是合法的必要条件为基本命题,通过剖析ChatGPT的技术本质及其融入智慧司法场景的具体情形,揭示司法技术化趋势由于单向强化司法技术引发了伦理风险。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集大成者依然无法克服技术不能在个案中实现情理法圆融的缺陷。在司法技术化趋势下,既要以科技伦理审查控制算法与数据取用,也要提升法官的司法技艺,后者是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实现情理法圆融的最为重要法治路径。尤其应明确法官主体与社会效能原则,培养法官对具体案情与社会运行机理的感知能力,使法官在把握具体案情的基础上,融贯法律知识、法律方法以及对特定主体合理行为的代入式判断和理解。

系统观念指导下企业合规全过程实施路径研究

企业合规全过程实施包含有规可依、有规必依、违规处置三个环节。在有规可依环节,存在企业合规管理机制尚未正式入法、企业没有建立合规体系的问题;在有规必依环节,存在企业及其经营者法治意识不够充分、企业对规则不够熟悉以及中小企业难以负担合规成本的问题;在违规处置环节,存在行政监管合规激励、形式合规激励以及刑事合规与行政监管合规衔接的实施的问题。鉴于此,以系统观念为指导,完善企业合规全过程实施的路径包括加强企业合规领域的系统性立法、推动企业加深思想认识,完善合规管理系统性实施以及提高战略思维,推动企业合规激励制度系统性完善等三个方面。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法学院校发展布局优化

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果总体反映出我国法学院校在学科专业总体布局、服务社会能级和顶尖法治人才培养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外部宏观逻辑和内在发展逻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又导致了法治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想要优化法学院校发展布局,应当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学科发展实践中的引领地位,适应法治建设新要求,加强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发展新兴学科,加强党法党规类学科建设,推进法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完善涉外法学相关学科专业的设置。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理论证成及其框架内涵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基于本国实际存在差异,进而塑造相应的本国法治话语体系。经典法治概念在法治国家得到传承,但法治现代化需要在经典法治概念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拓展和延伸。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实际构建,根植于中国法治伟大实践,汲取和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展现时代特色和显著优势,是法治现代化的代表性模式。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发展框架内涵包括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强国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和以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总体任务。

唐朝贞观时期的治国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唐朝贞观时期是中国古代的大治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恢复,人口持续增加,社会治安好转,一切向好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治国思想。唐太宗与其侍臣在对话、诤议、奏疏中,阐述了各自的治国思想,逐渐形成共识,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对那时的治国产生了积极影响。今天,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不要忽略贞观时期的治国思想,而要寻找其中的可借鉴之处,使其发挥当代价值,丰富治国理政的内涵,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

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本土资源——以中国古代律学的传承与创新为视角

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研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深入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借鉴世界各国法治文明的成果,密切关注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也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中国古代律学知识体系。分析“律学”一词的丰富内涵,明辨律学体系的各项固有缺陷,吸收中国古代律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研究方法、分支学科和法典(律典)化成果,可以助力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法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美国“犯罪”观念对英国普通法的传承与超越

犯罪观念不仅是刑法学科的问题,也是国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重视经验和实用,因此两国至今未能颁布一部成文且统一的刑法典而对“犯罪”作出一致表述。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附属地,自然继承了普通法上的“犯罪”观念,这在犯罪的分类、构成要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均有所体现。而美国自独立战争胜利后制定的联邦宪法,助力其在刑法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现象之一的犯罪,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各历史阶段下犯罪与宗教、道德、政权、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美国独立后区别于英国普通法下犯罪观念的成果。

唐律的突出亮点: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

唐律举世闻名,具有许多特色亮点,其中十分突出的一点是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唐律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的主要特点包括法律思想要素、法律制度要素和法律技术要素的全面性,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技术的成熟性,以及唐律文本、唐律实施和社会治理层面的成熟性。唐朝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唐朝前期以人为本、礼法并用和慎刑恤刑等法律思想,以及唐律的制定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掌握与运用,是唐律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的成就条件。唐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主要是刑法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可以跨越朝代和时代的界限,持久展现其特有的魄力,为后世所借鉴和传承。唐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往往具有一般性特征,文明程度高,适宜在当代弘扬,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以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活力并助力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罗马法复兴与近代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是一个近现代的概念,但也有古代渊源。古代罗马的法律观、人性观、政治观中都具有近代自由主义的元素,这些古老的思想通过罗马法的复兴运动重新回到了中世纪,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16—18世纪罗马法复兴的新浪潮更是直接促进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诞生。17世纪以来,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基于前述研究成果论述了自由主义的人性观、财产观与法治观,构建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回顾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罗马法的复兴既是自由主义连续发展的关键,也给予了自由主义新风格。它不仅是学术上的复古运动,同时也对西方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治理贩运人口犯罪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措施

贩运人口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自2004年以来,日本一直在制定并实施打击人口贩运的相关措施,公布的受害者人数也在逐年减少。然而,对情色业和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全力关注贩运人口受害者权益,也无法彻底杜绝加害者收割受害者利益的现象。据政府官方报告及学界研究资料显示,日本下一步要做的是有效开展相关犯罪治理工作,继而在起诉、保护、预防三方面改正存在的不足,全力扭转贩运人口案件形迹隐藏、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受害者权益丧失的局面。

论监察权宪法地位之变迁

既往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监察机关发展历史的梳理,大多认可监察权相对于行政权的从属地位。而细致的宪法史考察则展现了监察权宪法地位变迁的复杂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监察权被设定为总体性的一般监督权。但由于立法者对监察工作与行政业务关联性的强调,监察机关最终被置于政务院内部。在五四宪法颁布后,监察权与行政业务的关联更进一步导致了监察机关被取消。从党管监察的视角来看,监察权仍显现出十分独特的宪法地位。八二宪法修订后,在党纪—政纪—法律互相分工的政治监督架构下,监察权重新获得独立性。宪法史的梳理表明,监察权长期与行政权存在一定张力。监察体制改革通过提升监察权宪法地位解决了这一张力。此外,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制度安排为党领导监察工作找到了折中的形式。

共同富裕背景下银行“小而不存”难题及克服

我国金融监管旨在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之相匹配的“强监管”政策表现为监管规范的数量、强度和密度的增加。由于监管的复杂性、重复执行和不确定性,商业银行的合规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减小。我国监管规范大多采取“一体适用”的模式,针对不同规模的银行作区分式和多元化的监管不明显。小型银行较大中型银行更容易因“强监管”而运营困难,情况严重时会在金融市场上寻求合并或进入破产程序,引发“小而不存”的问题。金融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工具,小型银行对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小而不存”难题悬而不决将带来严重后果。转变现有资产定义模式为活动定义模式是克服路径之一;将具有衡量性的法律原则——比例原则应用于银行监管以解决“小而不存”难题是克服路径之二。

数字检察的法理反思

能动检察理论将检察职能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为检察机关积极主动推进监督场景的数据化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使数字检察具备了超越智慧检务的全新内涵。随着数字检察的深入推进,数据成为驱动法律监督体系与监督能力变革的关键变量,并推动法律监督模式转型升级。然而,由于改革认知与保障机制等方面的不足,数字检察面临着中央与地方、开发与应用、主体与技术多重关系下的异化风险,从而制约了改革的长效推进。数字检察不应仅仅追求一种数字化、智能化的办案手段,而应通过法律监督模式的重塑变革,投射并实现塑造数字正义的独立价值。应当进一步整合各级检察机关的力量,跨区域协同,从更高范畴上推进数字检察;同时,警惕数字检察成为毫无节制的数字整治运动,界定能动履职限度,完善数据治理机制,增强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的系统性与规范性。

罗马法复兴与欧洲法律教育的近代化

罗马法复兴运动催生了近代欧洲的法律教育。12世纪,意大利兴起的罗马法研究风潮使得法律从博雅教育中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注释法学派的学者们在讲学的过程中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法律教育模式。16世纪,人文主义法学派在批判继承中对法律教育作出了革新,他们秉持着以人为本、正本清源的教育理念,使法律教育模式产生了转向。英国也与欧陆各国一样受到罗马法复兴运动影响,在大学中建立起了“波伦亚式”的法律教育,同时也保留了颇具本国特色的律师会馆教育。律师会馆虽然教授普通法,但教育体系中也存在罗马法的基因。近代以来,欧洲各国的法律教育在教育理念、教学安排以及教学方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革,但仍然保留了许多罗马法因素。

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以“刑无等级”为中心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合一、民惟邦本、缘法而治、明德慎罚、保护生态、顾老爱幼、怜恤妇残等深厚内涵。其中,“刑无等级”就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不仅在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对律家坚守法律底线、争取司法公正发挥了积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法治道路的执着追求。认真梳理“刑无等级”的起源与发展,阐释其内涵和本质特征,分析其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性,探索新时代“刑无等级”的创新性发展,对全面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侧面:新中国民法典编纂若干重要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个渐进过程,其中有许多重要侧面,新中国民法编纂是其中之一。民法史是新中国部门法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反映了新中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历程,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反映出新中国法治发展走过的道路。研究新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有利于通过这个重要侧面来观照新中国民法发展的规律,充分认识颁行民法典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觉实施这一法典,切实保障民事主体的财产权与人身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历史与未来

《民法典》一方面体现了时代特征,另一方面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通过对《民法典》第185条制定背景的探讨,可以认为,爱国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而无论是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还是在未来的法律发展方向上,社会主义因素都是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