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台湾地区著名儒家学者董金裕教授是董子后裔,这些年来一直支持内地的董学事业,多次莅临衡水参与董学活动,也是董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课题组成员。他比较《史》《汉》之“董传”异同,并分析原因。指出谈、迁父子两代皆曾担任太史令,有机会接触秘府档案,但司马迁受刑后改任中书令,则无法阅览公藏文书,故《史记》的撰作只能依赖前所掌握的文档和搜集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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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哲学十分重视天人相与之际,追究和探析天人之所以能够感应、连通的内在发生机制。可以发现,“情”在其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十年前我在《唯天为大》一书中就指出过,董仲舒“天与人有着同样的性情”,天于是“才能够与人相感应、相沟通”。海外董学著名资深专家邓红教授关注董仲舒思想中的“情”,在分清“性”“情”概念边际、阐释“情”的意蕴内涵的基础上,揭示出“情者人之欲也”,“情”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之欲,是人自己发出来的欲望。“性”是“情”的内在基础,“情”是“性”的外露状态。圣人通过制作礼乐、宣传教化而“改变民风、优化民俗、体恤民情”。并且,董仲舒首次将阴阳和“情性”联系在一起,企图为“情”寻找自然哲学根据。这些论断精辟有力,有益于人们深化对董子“情”哲学的认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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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华大变局,董学乘机兴起,康有为则功不可没。学术超女魏义霞教授充分挖掘康有为学术史料,其论精彩纷呈,可谓切实推进了董学研究之深入。康有为认定董仲舒思想是孔学的嫡传,“董仲舒是康有为选定的孔学代言人”。并且,董仲舒足以“超孟轶荀”,刘向有曰“仲舒作书美荀卿也”,其承续荀子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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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门圣学中,义利关系是一大要紧处,董仲舒“正谊明道”的论述已流传千古。秦进才教授用史学家的较真态度还原江都王、相原初对话的历史情境,刘非欣赏越王勾践采用阴谋权诈灭吴雪耻,以为越国与殷商一样也有三仁,并期待董仲舒能够效仿齐桓公决疑于管仲而为其解疑答难。董仲舒则借用柳下惠的故事,重新界定仁人的标准,而给予了间接的否定:“越曾无一仁”,变相回答了问题。仁人求理求道而不谋其利、不急(计)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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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理事长谢遐龄教授早年精治康德有成,赢得久远之声誉;其后在中西哲学比较领域也颇多学术创获,影响力深广;晚近则倾心于儒学研究,经常有甚为独到的见地。谢先生对董仲舒历史地位的理解显然很有一番新意。在他看来,上古中国的原始宗教是一种宗法性宗教,没有独立的教团体系,不能称其为“制度性宗教”,而只是一种“弥漫性宗教”。皇帝出面主持祭天祭祖,意味着宗教活动已被纳入治国活动,祭祀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儒家。国家宗教的教主是身为天子的皇帝,而不是孔子或某位大儒。在秦汉社会整合大潮中,武帝在着手宗教整合时,曾向儒家寻求理论支持,求教于董仲舒。武帝所谓“独尊儒术”,只不过是确定了儒学为“国家宗教的唯一阐释者”的中心地位,千万别多想。董仲舒是智者,是理论家。天子要了解天意,咨询怎样知道天意,理论家则提供学说。“董仲舒确实在为国家宗教工作,然而他的工作并非把儒学建设为宗教,而是吸收各学派精华发展儒学,论证、阐释国家宗教”。董仲舒的一套天道理论“是为国家宗教建设神学体系”。其学术贡献则在于论证三代改制不变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确立了天高于“五帝”之神祇体系。董仲舒所提供的儒学,其宗教性非常显著,但本身却还不是宗教,而是神学。故儒者的地位则只能与犹太教的拉比相近。这些见解匠心独运,颇能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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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先生是资深的中国哲学史专家、著名学者,作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对董仲舒研究会的工作一直以来都颇多关心、支持和帮助,谨表感谢!秦汉变局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不止。遥想当年,儒家怎么就从先秦诸子百家之一而跃升为统一帝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呢?汉初儒家知识分子究竟用什么妙招让皇帝采纳了孔子这套学说理论?这是值得不断反思和追究的有趣问题。李教授以陆贾、贾谊、董仲舒为例回溯了汉帝国从尊黄老到尊儒的意识形态选择过程,并主张陆贾“实有首创之功”,贾谊予以传承,至董仲舒则“实现了这一转变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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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不是一种religion意义上的宗教,一直存在不小的争议。美国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堃(C.K.Yang)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区分出:作为原始宗教、从传统中诞生并发展起来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创始人、其公众特征是基于民众对共同信仰体系的普遍接受而这种共同信仰却让民众别无选择的“弥漫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与作为自愿性宗教的、具有宗教生活体系(包括独立的神学院、系统性的象征和仪式、专门的神职人员)的“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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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春秋繁露》的真伪性一直存有争议,美国学者S.A.桂思卓《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From Chronicle to Canon: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According to Tung Chung-shu)一书专门研究《春秋繁露》文本真实性的问题,考证具体到每一篇,国内董学界多有征引。旅居日本的邓红教授,治董学有年,著述丰硕,在海内外都颇有学术影响,目前已是董学界年轻的前辈。其研究团队近年来致力于日文迻译工作,相继在本栏目发表,增进了我们对日本董仲舒研究状况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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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天关系,一直是董学政治哲学内部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天制君”是董仲舒对皇权滥用的限制。实际上,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被看作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一套反专制、反极权理论体系。古往今来,人们大多熟悉董仲舒的“三纲”学说,甚至一些当代人还对其嗤之以鼻,却很少知道董仲舒其实还有“第四纲”,即“天为君纲”。朱康有教授《董仲舒“为政之理”的形上建构》一文论及君天关系。“圣者法天”,人主当“法天之行”。君王首先必须是德行最高者,“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才真正“配天”以立,从而能够“至德以受命”。如果“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王者之后是也”,其“废”也是天意。天子非虑一家之安危,而当“加忧天下之忧,务除天下之患”。祭天活动中,天子也不只为自身的一己之利而祷告,“夫不自为言,而为庶物群生言”,这实际上是在给“最高领导者”加压,希望其担当起“宇宙之神圣责任”。很有见地,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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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桂教授早年即志于董学,学生时代就曾手抄过《春秋繁露》全书,已发表许多董学研究论文,在董学界形成广泛影响,历年来对本专栏的建设和发展给予了很大支持。在他看来,董仲舒推动了儒学形态从先秦到汉初的创造性转化,因而是一位“创新性发展的思想大家”。“向前、向上、向善、向实”是董子儒学的精神方向。作为儒者的董子非常注重解决现实的社会治理问题,而不只是空谈道理、概念。大一统、更化、调均、教化、价值整合、民族融合问题都是在面向社会现实需要。董仲舒通过与政治家的合作而把理论变成了现实,解决了儒家的社会关切。这些观点读来宛如清泉润心,启发良多,非常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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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的董学研究,周桂钿教授用力最专,贡献卓著。在他看来,孔子、朱熹都没有生活在盛世时代。但董仲舒生活的主要时代则是武帝的盛世时代,我们现在也是盛世时代。《天人三策》中所讲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大一统、调均、教育、官不与民争利、选贤使能,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盛世与否尚有争议,但其跃然纸上的现实情怀,还是值得肯定的。

“仕则不稼”“田则不渔”——董仲舒以社会分工制衡财富分配的理念设计

汉在建政后的最初六十多年时间内,朝廷以黄老之学为主导意识形态,所采取的是一种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有效发展,特别是“文景之治”近四十年,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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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义概括《春秋》之主旨,始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谢遐龄教授近年来把学术视野投向董学,创获颇多,精彩纷呈。他从礼学进路阐释董仲舒,新见迭出,别有一番洞天而引人入胜。在他看来,孔子身当乱世,‚王路废而邪道兴‛,所以才发心拨乱反正。董仲舒则身当太平盛世,天下统一,吏治蒸蒸。从高祖到武帝初期,在整个国家机器任职的主流人才都崇尚武力与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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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教授是拥有自己思想体系的海内外著名哲学家,也长期关注董学、支持董学,多次亲临衡水参加董学会议。他在文章中注重探讨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与《易传》“天人合德”的渊源关系,以为其反映了《乾卦·文言》“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的不变定律。董仲舒肯定以气为主的自然天道哲学,再转换天道为天的威权,因而把道德强加于自然,以至于其五行关系也是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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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哲学界的一位非常值得敬重的资深专家,向世陵教授长期研究宋明理学,对儒家仁爱思想颇有精当不刊之论述。他把董仲舒理解为“儒学史上天人合一论的重要代表”,董仲舒“是首先将本源性的天与儒家仁学直接关联并为之进行系统论证的哲学家”,给予了董仲舒非常准确的思想定位。董仲舒之前,儒家的天仁关系,偏向于“间接性的思考”,作为情感、德性或境界的仁,主要还在“人”的视域下被理解和运用,董仲舒释“仁”则基于天之仁,而创设出一套天道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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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一直引起热议,甚至已经在我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中列为一大公案。本栏先后发表过邓红、吴光、秦进才、丁四新等教授的相关论述。董金裕教授强调“董仲舒思想实已融汇诸子百家,岂有罢黜其学之理”,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并不等于“独尊儒术”,仍准许诸子百家公开讲习,由其传承不断。依罢、尊的语意判断,立则两立,破则两破。评议“罢尊公案”,必须区分帝国主导意识形态与一般学术存在,前者只能定于一家,占学宫,立博士,成经学,作为官方指定的权威话语体系则不可挑战;后者则作为正常的学术形式,任其在民间社会生成、流行和发展,并不受到来自经学的欺凌和威胁,官方甚至也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实质性资助。作者始终以“杂有”一词描述董子对阴阳家之说的吸收、改造和消化,则尤为刺眼,既低估了董子开辟新儒家的博大思想情怀及其所依赖的深厚资源基础,又不得董子在“轴心时代”为中华文化构建天道宇宙观之深刻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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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曾自续儒学“道统”,立孔子为教主,上承韩愈、朱熹,不顾战国至两汉五百多年的断档,依傍《论语》《孟子》《中庸》《易传》而重建儒学之道统,推明宋儒心性道气,而完全撇开汉代经学,漠视董仲舒,舍董学精髓而不取,而视其为“杂儒”“旁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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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李存山研究员指出,从董仲舒开始,儒家人性论有了明确的性、情之分,并以阴阳论性情。义出于性之善,利出于情之贪,“以义制利”即是“以性节情”。其“性三品”说在由汉至唐乃至宋初的人性论史上占有主流地位,但直至宋代新道学兴起,才被张载、二程“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之说所取代。这无疑都是能够在董学界引起共鸣的学术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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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杨济襄教授是董学专家,其《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一书,收入林庆彰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2011年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印行,但到2015年左右才辗转至大陆地区.其上册为《文献回顾与方法论》,下册讲《考辨与诠释》,洋洋洒洒,恢宏自恣.《儒家道德思想的实践》一文则强调了“仁”与“义”的实践情境,指出了董仲舒的“仁义法”是荀子道德实践情境设想的延续,“治身”是“正己”,从“义”做起;“治民”则重“爱人”,是“仁”的体现.道德行为要求不同于道德心性存在,先秦儒学论及道德心性存在,“人与我皆一”;但道德行为要求,则落实于社会秩序治理,人我之别,不可不察.于此,抽象的道德品性便转化成具体的行为准则.可贵的是,董子用以说明仁义法的《春秋》事例,都被她列举、梳理了出来,展示出深厚的经学功底,深值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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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钿教授是当代中国的董学元老，他在今年6月的衡水董仲舒国际论坛上严肃指出，“盛世不是没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治理不好就变成乱世。”董仲舒在武帝盛世所提供的拯救措施对当代也有启发意义，而体现出一种冷峻、清醒的理性主义精神。“秦朝时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制度。董仲舒在汉代的时候用理论来证明加强中央集权的合理性”，所以“董仲舒的哲学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民主标准苛求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