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蒋介石对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怵惧和破坏——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与中共有过一段官方层面的短暂接触。蒋介石对此十分怵惧,竭力阻止与破坏。他基于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及时局变化,先是竭力阻止,后用“拖”字诀,设置障碍。当美国与中共实现接触、有接纳中共主张的可能时,蒋介石坚决反对。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权衡利弊,时常有所让步。在多方因素作用下,美国最后又回到了“扶蒋反共”的老路。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及其实践--以《毛泽东选集》中“农民”一词的运用为中心

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全面了解,对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与重要性有准确的认识,并在民主革命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与策略,动员与组织农民加入其中。毛泽东十分看重作为群体的农民的阶级属性与行动,他注意将农民的切身利益与民主革命的目标相结合,激发其“革命性”,也注意改造农民的“落后性”。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及其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典范。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由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4月10—12日在杭州召开。这是大陆地区首次举办的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40名蒋介石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共提交学术论文32篇。此次为纯学术会议，讨论不涉及历史以外的其他议题。

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的支持下,成功"复职"。而李宗仁不敢面对蒋的挑战,应对失据,失尽人心,他虽在美国积极活动,试图以美制蒋,却未能获取美国的支持,最终在这场政争中落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起死回生的一步,而且对当代台湾史与两岸关系也影响甚巨。通过对该事件的梳理、研究,既可以了解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也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

民国时期蒋介石对农民问题的认知与实践

蒋介石基于对国情的认知,重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他对农民艰辛的生产生活有所体察,曾试图推行一些改革措施纾解民困、改善民生,但其渐进式的方法与措施难收实效。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力竞争,蒋介石曾想拉近农民与国民党之间的距离,但国民党上下居高临下的傲慢与轻视,很难赢得农民的好感。蒋介石改善农民生活的目的还是维持其在乡村的统治,视农民为其兵源、粮源与财源等。最终,广大农民抛弃了蒋介石与国民党。引入概念史的方法与视角,统计与分析蒋介石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农民”一词的使用情况,是了解蒋介石在内地时期对农民问题的认知与实践的一种途径。

1933年英国福公司河南运煤纠纷案研究

英国福公司是一家在华经营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外资企业,其在河南焦作一带的采矿经营活动,遭到了地方势力的抵抗。1933年3月,福公司的运煤车辆在河南焦作被道清路局扣留,该公司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放行。围绕着如何解决这场运煤纠纷,中英双方、南京国民政府与河南省政府及地方民众之间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与博弈,这场纠纷以河南中原公司与英国福公司两公司合资经营而告终。河南运煤纠纷的曲折交涉过程,呈现出此时外交内政、央地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

接收台湾地区过程中美国军人艾文思侵占黄金案钩沉

抗战胜利后,协助接收台湾地区的美军联络组中校艾文思以职务之便侵占了属于中国的黄金。中方发现后提出引渡艾文思来华受审,为美方所拒绝。中方研判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由美方审理更为有利,同意移交美国审理此案。在美国法庭审理过程中,中方积极协助担任公诉人的检察官提供证据,但艾文思巧妙利用美国的陪审制度漏洞而逃脱惩罚。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的背景之下,中方通过外交渠道重启审判的努力也无疾而终。本文运用档案资料揭示美国军人侵占中国黄金案件的经过、在美国法庭审理进程及结局,钩沉此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外蒙入会案”

1961年台湾与大陆关于联合国内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发生重大转折,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受到威胁。蒋介石在如何应对"外蒙入会案"的问题上与美国产生分歧,他先是要求美国协力阻止外蒙古加入联合国,态度强硬,后来迫于美国压力与国际现实,又不得不作出让步而改变政策,默认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事实。蒋介石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与美国交涉的过程及心理变化。在处理"外蒙入会案"的过程中,蒋介石在政务处理中的策略与技巧、蒋的独断专行事必躬亲以及将个人好恶情绪带入政务处理等惯常的行事风格亦表露无疑。

蒋廷黻与夭折的“中国自由党”(1947-1951)

1947年之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日渐式微,直至彻底失败。在此过程中,已加入国民党政权的蒋廷黻对既有体制产生了疏离倾向。他从1947年起,开始联络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试图建立"中国自由党"来取代国民党,实现其政治抱负。1949年下半年,蒋廷黻等人的组党活动进入高潮,他们完成了党纲的草稿,并在美国宣布新党即将成立。1950年初,"中国自由党"的组织纲领出现在台湾的《自由中国》上。然而,随着蒋介石在台湾统治的渐趋稳定,蒋廷黻的组党活动中止,"中国自由党"最终终胎死腹中,蒋廷黻则继续留在了国民党的体制之中。

民国时期意大利与中国关系的档案史料——以《陈公博访意报告书》(1938年)为例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民国时期中国与意大利关系中文研究成果与史料刊布的简要总结;第二部分介绍三种重要的中意关系新史料: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并简要说明它们对于中意关系研究的意义;第三部分是根据陈公博访问意大利的报告书来论述抗日战争初期的中意关系。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新档案的发现已为从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拓展民国时期中意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抗战史研究成果如何普及:《抗战为什么赢》的尝试

一、为何要普及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团队花费六年时间写作的《抗战为什么赢: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2021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抗日战争史的读物呢?史学研究是寻找历史规律,求真求实,以史为鉴。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不应该只在书斋中,或者局限在学者的圈子之内。它应该被更多的人知晓,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确的历史知识被广大民众知晓,好让大家了解历史前进的规律,关心民族的历史命运,规划自己的生活。

两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人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中国加入国际联盟,首次成为国际组织的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确立了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国际地位实现了质的飞跃,从现代国际组织的局外人到进入国际组织,再到国际组织的创始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四强”之一。从被污辱、被欺凌到受到尊重,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中国为走上国际舞台努力的成效显著。

“蒋廷黻资料”中的“中国自由党”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蒋廷黻资料"中保存了不少有关蒋廷黻筹组中国自由党的历史资料。研究分析其中的四类新史料,有助于充实与扩展对于中国自由党的研究。蒋廷黻在致胡适《备忘录》中,对建立中国自由党的的动机、目标与需要面对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是关于中国自由党的最重要文件;蒋廷黻与中外友人的往来函件,则展示了其他人对中国自由党的态度。这些新资料充分说明,组建中国自由党更多的是蒋廷黻个人的理想,他虽然做了许多努力,但其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其朋友也并不完全认同与支持,因而当时组党成功的机会十分渺茫。

合作中的分歧——读冯琳《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台美关系的研究比较多,但对于1950年代中国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分歧则着墨不多。西方冷战史学者主要将重心放在美国与中国内地双方的博弈,多将台美关系看作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环节。199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逐渐摆脱原有框架,出现了一批研究台美关系的学术著作.

蒋介石的“文明观”及其实践

考察蒋介石在不同时期对“文明”概念的阐释与运用,可知蒋介石的“文明观”未能摆脱“西方文明”的标准,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实质是以恢复民族固有道德为基础,进而追求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文明的发达。蒋介石的“文明观”也受制于其知识结构、政治处境与国内外形势变化,使中国进入西方标准下的“文明序列”是蒋执政时期的主要诉求之一。蒋介石对“文明”概念在学理上几无贡献,但以其在民国政治中的地位,他运用“文明”话语进行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又是一般学人所不及的。

“杨氏风格”新著再寻蒋介石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杨天石著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本书体现了杨教授研究蒋介石的两个新趋向：在选题上,更加细化与深入;在时间上,已关注晚年蒋介石在台湾对于蒋介石的学术研究近20年来取得长足的进步,其中有杨天石的突出贡献。说杨天石是蒋介石研究领域中用功最勤、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学者,在史学界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

蒋介石对战时物价问题的认识及其因应措施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物价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演变过程。他对通货膨胀和物价问题的公开表述与私人记述及内部指示之间有不一致之处。在公共场合或公开讲话中,蒋介石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总是比较乐观,对抑制通胀、平定物价显得充满信心。实际上,蒋介石对战时物价问题的严重性始终具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全面介入战时物价管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抗战前期的物价平定与抗战后期的物价管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宏观层面而言,蒋介石对战时物价管制成败得失应负主要领导责任。由此,亦可窥见他对经济抗战所起的复杂主导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对国内宣传机制的操控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逐步建成了“现代战争宣传机器”,其对内宣传工作的目标,在于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抗战意识,动员举国的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整个宣传机制的运转中,作为战时最高领袖的蒋介石与代表其意志的侍从室,对党政军各机构宣传工作的决策与运作起着重要作用,使国民党控制下的国内宣传机制得以渐趋完善。蒋对国内宣传机制的操控,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用,同时,他对这一机制运转中出现的积弊,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蒋介石日记》看其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

1930年至1934年间,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本文根据《蒋介石日记》,概述蒋对五次军事行动的指挥与结局之间因果关系,蒋对于"剿共"有个逐渐加码的过程,投入兵力一次比一次多。蒋介石的"剿共"军事行动也受内外环境及其政略战略的影响,有时甚至不得不中止"围剿"军事。文章对制约蒋"剿共"行动的四个因素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

“异同之间: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个案研究”学术论坛综述

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有效地参与、推进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与社会文化转型。研究各教会大学的同质与差别,既可深化以内部视角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多元面向,更能推动以在地性的视角考察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能动关系。有鉴于此,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与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于2017年9月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