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哲学的学术视野及其功能

哲学学科的管理哲学是根据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反思人类管理实践而形成的哲学理论。管理哲学虽然与管理学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是管理哲学必须根植于聚焦管理实践的管理学土壤中,以各种管理理论作为自己的反思对象,从中概括和提升出管理哲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由此承担特定的学术使命与社会功能。

文化管理:管理之所当然——对管理之“体”“故”“理”的文化哲学研究

运用文化哲学的方法,从"体""故""理"三方面来探讨合乎人性的管理,可得到如下结论 :以其"体"(本然)而言,管理是对非管理活动所开展的以信息反馈为内容的活动;以其"故"(目的)而言,管理是以达成自由和必然的协调统一为宗旨的活动;以其"理"(当然)而言,管理是以文化知识为依托、德治为信念、激励为手段来开展的文化管理。后一结论是由前两个结论推论所出,旨在说明:管理学术既不是一门科学,更不是一门实证科学,而是一个综合性和开放性的文化知识系统;管理实践既非管理科学的实践形式,亦非管理理论被简单地付诸实践的现实活动,而是综合运用管理的理论知识和行为知识的艺术实践。

现代西方管理哲学述评--对管理哲学的一种元讨论

本文基于对“管理哲学”作为一个英文语词的本质意义的理解——“管理哲学”是指对管理的哲学研究,通过对以谢尔登、霍金林、柯克比为核心人物的现代西方管理哲学研究情况的历史考察,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的具体形态划分为三种类型:①以谢尔登为代表的管理经营哲学;②以霍金森为代表的管理文化哲学;③以柯克比为代表的元管理哲学。按照实证科学时代的哲学思维特性,在这三种类型的管理哲学中,霍金森为代表的管理文化哲学最具典型性,其以探求和阐明“应然广普性”原理的哲学理性活动区别于探求和阐明“实然广普性”原理的科学理性活动。这意味着实证科学时代的管理哲学本质上是管理文化哲学。

管理哲学视域中的儒学和后现代新儒学——兼评多元发展中的新儒学

儒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儒学即经学,广义儒学则包括儒家的学术活动及其经论和后儒对先儒经论及其社会活动的研究与述论。先秦诸子百家之所以唯有孔子儒家特别受到后世的重视,是由于孔子儒家紧紧抓住国家管理的基础问题,并基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统一的国家组织文明观来构建理想的文明国家,这种相对全面的国家组织文明观是先秦“十家九流”中其他各家都不具备的。以管理哲学思维来思考儒学的重建问题,并按照正在多元发展的新儒学及与之相应的既有名称,处于重建之中的新儒学应是后现代新儒学,这种有别于现代新儒学的儒学形态作为一个学术系统,应有“生活儒学”(天人论)、“社会儒学”(群己论)、“政治儒学”(治国论)三个子系统,其中“政治儒学”又有“心性儒学”(修己论)和“制度儒学”(治人论)两个分支。

中国城市哲学研究二十年:进路与趋势

中国城市哲学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才真正展开,这既有实践的基础,又是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同时更是反思和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要求。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哲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进路,既包括以空间生产的理论阐释与理论批判为主线的城市哲学理论的体系化建构,又包括以国外城市哲学和城市理论的专题研究为对象的城市哲学思想的谱系化丰富,同时也包括以研究的多视域推进为基本路径的城市哲学方法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沿着这样的理论进路,中国城市哲学研究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范式体系和学术体系,取得了相应的学术成就。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实践中仍然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人民城市观的理论建构是急迫的理论任务。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创新实践也造成了当代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特征和新趋势,需要城市哲学的反思、概括和阐释。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城市哲学研究遭遇的理论挑战和面临的时代课题,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城市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路向和趋势。

构建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

当今时代,不论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还是从以资本主体性输出为原则的世界历史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迈进的全球发展新时代,都鲜明地昭示着从主体性向公共性转换的发展趋势。深度把握和反思时代发展趋势,在理论上超越当代哲学关于主体性问题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阐明哲学基础,要求我们构建一种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共性思潮的有益资源、立足新时代发展现实,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建构的立场和原则。建构的基本思路与理论框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公共性话语的系统挖掘与梳理、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与西方相关公共性思潮的对话比较、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体系构建,以及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阐释等方面。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哲学,必将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

王学仲黾学体系的构建——基于绘画理论的哲学思考

文章从王学仲先生“现代文人画”和“五象”观切入,对其绘画理论进行哲学探析。首先,“现代新文人画”是“文人画”面对西学、西方艺术挑战而积极探索的路径;其次,文人画发展到现代,其“现代性”的内涵与“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思想理念相暗合,而且整个黾学体系的构建是以儒学思想为核心。在王学仲先生的“五象”说中(即表象、意象、气象、空象、色象),是以“意象”为中心,以“气象”为旨归,其中“气象”指的是儒家审美基调的雄浑、刚健气质,最后通过“表象”“空象”“色象”,融合老庄、会通佛禅,最终形成儒佛道三家思想在黾学体系的统一。

管理文化哲学应当探求和揭示价值创新思维规律——基于对中国管理哲学的反思性研究

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的实然形态有两种基本类型:中国管理文化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管理哲学——前者旨在探求和阐明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特殊管理原理,后者旨在探求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管理应用原理,而以实用思维为其共同特征。运用实用思维来开展管理哲学研究,是与管理哲学的“哲学”品格不相称的,它有可能导致管理哲学“降格”为一种实用学术,使管理哲学丧失其哲学本性。按照实证科学时代哲学理性活动的特点,以霍金森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管理文化哲学,以其探求和阐明“应然广普性”原理,代表着管理哲学发展方向。但霍金森和沙因等西方学者对组织文化建设中领导在价值观创新方面所担当的角色及其作用的研究,在严格意义上还不是对管理文化的哲学研究。管理文化哲学——对管理文化的哲学研究,理应关注和聚焦于作为管理文化核心的价值观的创新规律,为谋求对价值观创新的有效管理,努力探求和揭示创造性思维规律。

从喧嚣到沉默:海德格尔政治哲学的基础与转向

伴随着《黑色记事本》的曝光,海德格尔与纳粹的政治事件又成为热门话题之一。有人认为海德格尔是迷恋权力的政治野心分子,甚至是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纳粹分子。而事实上,海德格尔参与政治和远离政治部分原因是出于哲学家对于政治的关注与反思。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可以看作是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道路。真理并非纯粹的绝对光明,而是与虚无交织。思的哲学、艺术和政治一起,三者都是走向真理的方式。刚开始,海德格尔希望借助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现实地阻止西方世界的技术主义,计划失败后,随即通过返回与阐释荷尔德林诗歌和希腊精神对自身的政治经历进行了解释与反思:诗歌与哲学要成为真正的力量,但政治与现实的政治事物是区分的,因此哲学家应当关注政治却可以不参与政治。而海德格尔晚期思想在思维和语言方面的神秘性,以及对东方道禅否定性思想与智慧借鉴让他在政治问题上显得更加沉默,而这根本上只是其思想道路的自然体现。

管理理论中人性假设的批判性反思

管理理论发展至今,出现了六种典型的人性假设,分别为“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文化人”假设、“自由人”假设。这六种人性假设对人性的认识逐渐深化,由自利本能到社交情感、自我实现、多元变化、文化价值再到德性自由。这一不断深化的过程,体现了对人性的认识从对人的属性的抽象上升到了对人本性的揭示。随着人性认识的纵深化发展,以人性假设为基础的管理也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文化人”假设下的利用人性来达成的管理目标,转变为“自由人”假设下成就人性的一种手段,管理的本质也从对他人行为的控制上升为对自我人生的管理。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式——走向“21世纪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方位,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走向中国”向“中国走向世界”时代坐标转换的必然要求,也是新的历史时期站在“作者中心地位”用中国话语、中国精神重新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对于它的构建来说,其首要环节即是从宏观层面树立起构建的理论目标,明确其理论范式,以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成为可能。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视界、21世纪高新技术发展与当代全球新变局的哲学之思、中国传统哲学致思的基本向度与未来走向等三个维度出发,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式,会发现只有以“21世纪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哲学视域,才能通向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创造出一种符合时代语境、中国语境乃至世界语境的新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数字资本时代的社会时间:形成、问题与重构

数字资本生发于资本同数字技术的相互融合并成为资本的当代在场形态。数字资本通过变革劳动世界和重塑生活世界来建构新的时间结构,促使人的存在方式呈现出新变化和新特点。但同时,数字资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增殖本性和剥削关系,势必会创造操控劳动时间的新形式,以及建构消费时间和他者时间来填充、替代人的闲暇时间,引致人的生活时间转换成为契合其增殖和权力控制的时间。所以,当代男女在数字资本规划和建构的社会时间中难以真正创造美好生活,甚至会畸变成为顺从数字资本宰制的无个性存在。在数字资本显示生命力的当下,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来使数字技术服务于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时间建构,是人们在占有和支配自由时间中创造美好生活和创建理想生存方式的可行性道路。因此,对于数字资本同社会时间的关系展开系统把握的意义,不单单是批判性反思数字资本是怎样在规划和建构社会时间中形塑和规训人,更是为了探寻如何在克服数字资本的时间盘剥与时间操控中开创新的生活方式,促推人的全面发展。

后殖民理论的哲学反思

本文认为 ,后殖民主义的本质是后殖民性 ,所谓后殖民性也就是一种“边缘意识”、“文化边缘意识” ;“边缘体验”的普遍性是后殖民主义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基础。后殖民主义的价值原点上承启蒙精神 ,又具有超越性 ;以文化权力为核心的平等、自由是后殖民主义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论根源。后殖民主义的方法论视界是“边缘眼光”与“类眼光”的整合 ,对“边缘态类主体”的人文关怀是后殖民主义的相对统一主题。对“文化认同—认异”的反思是后殖民主义的深刻文化寓意 ,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共生”是后殖民主义的主导人文追求。后殖民主义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能否更新元方法 ,实现方法化与价值论的统一 ;

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

通过用人与物的相互作用来界定实践,科学哲学中的"实践转向"对主流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与超越。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原则构成了科学实践哲学的出发点,但其符号学的特征抹杀了科学的"合理性",后继"实践转向"研究由此展开了对科学合理性的重审,展现出一种生成论意义上的实在论:(1)关注点从命题表象转向实践干预;(2)融贯论不仅是命题之间,而且还是实践中的人类与物质之间的"融贯",由此生成出新的科学事实及其理论;(3)在这种"融贯"中,主体与客体出现了共同建构、共同存在与共同演化的不可逆的耦合关系。

论老子的时间哲学

老子时间哲学是基于“天下有始”的宇宙论假设,由此引出标识时间原点的“古始”概念。以“古始”为理论基石的老子时间哲学兼具历史、伦理双重意义,并以“道法自然”的命题,确立了“自然”作为历史法则和伦理法则之共同本体的地位。在“道法自然”命题中,“自然”兼指始然之道体与自足之道性;该命题本意谓“道”永守其古始就有的德性。“常道”之“常”是标识永时的概念。“始”“母”与“无”“有”是标识时间形式与存在形态互相统一的两对概念,突出地反映了老子的相对时间观。作为宇宙论概念,“先”“后”除了表示宇宙演化中时间前后的次序关系,还表示由前者推导出后者的演绎逻辑关系;“母”“子”除了也表示这种逻辑关系以外,更表示“道”演化出天地万物的宇宙史关系。这两种意义的叠合,使“先”“后”与“母”“子”实际成为标识宇宙历史逻辑的概念。以“古始”概念为理论基石的老子时间哲学,是以自然本体论和相对时间观作为其核心要素的。其自然本体论要求人们返始复初,以虚静之心体,守自然之常道;其相对时间观要求人们挫锐解纷,以柔弱之心志,应古今之时变。

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基于科学实践哲学的解读

蔡仲认为,20世纪的科学哲学坚持表象主义的科学观,纠缠于知识和世界或表象之间的关系,陷入某种"认识论"的恐惧。20世纪90年代之后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转向科学实践的实际过程,转向实验室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带来了新的科学图景乃至划界标准,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提出了新的任务。邢冬梅认为,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强调科学的实际操作过程,而不是科学的表征性语言。对科学操作过程的把握,就是对科学实践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各种非人类的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实际行为的描述,亦即对科学活动在具体的现时秩序中的情境的描述。知识应该被理解为对世界正在进行的参与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个在原则上可以完成的任务。戴建平认为,劳斯的科学实践概念强调了科学理论、行动者和世界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世界的构造,突出了科学实践的物质性和开放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科学的文化研究"方案,试图综合近20年来科学论领域内所有研究科学实践的不同进路。劳斯所强调的科学哲学的批判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浪漫主义哲学的自然观与美国的荒野保护

美国在荒野保护和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中,一个重要因素来源于众多个体的推动。而激发个体进行荒野保护的巨大精神动力来源于启蒙批评时期卢梭的浪漫主义和受浪漫主义影响而创立的美国超验主义思想,以爱默生为代表,梭罗和缪尔将超验主义推向实践。卢梭和爱默生都把自然看成是体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而且对荒野都有特别的审美偏好。他们二人都把对荒野的认知、审美和至善联系起来。卢梭和爱默生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美国的荒野保护。

空间生产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

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必须遵循一定的要求和原则。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原则,在审视当代人类实践状况和生活状况时,空间问题与空间生产范式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在当代理论思维中的根本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空间生产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理论创新对现时代进行深入、通彻的反思和批判的一把钥匙,是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出场的一种根本路径。由此所形成的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

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坐标与原则

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涉及古今中外四个变量,因而至少构成三组对话关系:全球文明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创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以史为鉴,将其建立在深刻总结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整体性继承原则,批判性创新原则,历史性梳理原则,思想性引领原则。其中,整体性继承原则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整体继承中国哲学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第二,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总解答哲学风格、特色、精神风骨,并继续推向前进;第三,整体继承一切中国传统哲学中各家各派真正有价值的、有当代文化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原则、命题、话语,形成"接着讲"的当代话语形态。

经济哲学二百多年的兴衰综述

本文将二百多年的经济哲学分为五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部分考察“斯密革命”与经济哲学研究第一次高潮;第二部分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哲学研究第二次高潮;第三部分考察“边际革命”与经济哲学研究第三次高潮;第四部分考察“凯恩斯革命”与经济哲学研究第四次高潮;第五部分考察“新经济理论”与经济哲学研究第五次高潮。本文的特色是第一次将二百多年的经济哲学研究分成五个阶段进行考察,更利于认清经济学与经济哲学的关联与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