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敦煌学研究的条件逐渐转好,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四十年来,通过中国学者的潜心研究,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水平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通过梳理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状况,一是展示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二是通过梳理工作,希望能够找到相关的研究空间。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四十年历程与展望

2023年是敦煌学界重要节点,这一年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是《敦煌学辑刊》正式创刊四十周年,也是兰州大学敦煌学起步的四十五周年,是兰州大学正式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四十一周年。无论从哪个节点看,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都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郑炳林是兰州大学历史系77级的学生,于1981年9月提前半年留校,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亲历者和践行者,很多过程只有我能够说清楚,为了让大家了解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我向大会提交了这篇文章的初稿。同年10月29日兰州大学文科工作会议又做了补充并在大会上做了报告,形成了这个文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大约分为两个阶段,即1979年至1998年的前期发展阶段;1998年至今的全面建设阶段。第一阶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段,1979年至1994年兰州大学在敦煌学与隋唐史研究上的摇摆不定,1995年至1998年学科建设走向正轨;第二阶段从1998年博士授权点的获批、199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开始建设、2003年博士后流动站的建立、2007年重点学科的获批等,敦煌学进入发展正轨。

敦煌写本《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写本《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是一篇比较重要的碑铭类抄本,文中主要记述功德主尚起律心儿修建圣光寺的缘由始末、其家族世系及父祖履历、尚起律心儿的重要功绩等,为我们研究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历史、唐蕃关系史提供可靠的文献支撑。关于这篇文献,前人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仍存在研究空间。我们运用汉藏文文献、出土碑志等材料,从文书录文、没卢氏家族、尚赞磨事迹、圣光寺等几个方面再作探讨,以期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敦煌壁画中的乐舞文化及其传播——评《敦煌乐舞研究文集》

敦煌壁画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精髓。其中,乐舞题材的壁画更是展现了古代中华文明中音乐舞蹈的独特魅力。《敦煌乐舞研究文集》一书聚焦于敦煌壁画中乐舞的文化内涵与传播,通过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敦煌壁画作为文化传承载体之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新见青州出土《唐敦煌令狐弁墓志》考释——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四

近年出土于山东青州的令狐弁墓志现藏青州博物馆,是山东地区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敦煌相关金石之一。志主令狐弁,祖孙三代都在平卢军担任要职,而传世文献阙载。令狐弁履历丰富,先后任十九位平卢节度使的部下,最后官至节度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试鸿胪卿,在平卢镇享有声誉。尤为重要的是,志文中还记载唐代中后期敦煌令狐氏在山东地区迁徙定居的诸多信息。结合其他出土墓志及传世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考证令狐弁的生平、仕宦及家族迁徙等问题。

敦煌文书S.2078V《史大奈碑》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文书S.2078V习字文为隋末唐初突厥蕃将史大奈的神道碑文,史大奈出身突厥可汗家族,经历突厥汗国内部动乱,入中原后又历仕隋唐两朝。传世史籍关于史大奈出身记载不明,对于其入隋缘由以及跟随李渊起兵的背景也未有提及。敦煌文书《史大奈碑》以及出土的其嫡孙《史思光墓志》可以对史大奈世系进行补充。以史大奈经历为线索,可对在隋朝“远交近攻,离强合弱”战略方针影响下突厥汗国内乱,都蓝可汗与其表兄弟突利可汗之间为争夺大可汗名位产生矛盾的前因后果有更清晰的认识。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已出版著作简目

敦煌学研究文库（主编：郑炳林、樊锦诗）公维章《涅檠、净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1月郑炳林、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李应存、史正刚《敦煌佛儒道相关医书释要》，北京：民族出版社。

西汉敦煌郡酿酒业研究

悬泉汉简中有很多记载西汉敦煌郡酒的酿造、销售和交流方面的内容,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探讨得知其酿造方法有来自中原地区,亦有来自西域地区,主要根据是酒麹的来源有中原地区移民带入的,也有由西域胡商贩运而来的,这两种酿造方法在敦煌地区进行交流。西汉敦煌地区酒的酿造和饮用非常普遍,受饮酒风气影响,酒的销售也非常普遍,悬泉置为了招待过往使客、使者需要支出大量的酒,当悬泉置的酿造不能满足其需要时,就需要出资向民间酿造机构酒铺购买酒,因此酒在当时就成为敦煌市场上常见的商品。

西汉敦煌郡厩置传马的配置、损耗与补充研究——以悬泉厩置传马为中心

传马在西汉中原与西域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汉敦煌郡传马配置总额为360匹,而悬泉置等各厩置定额为40匹,而厩置实际传马数额却上下浮动变化,且往往稍稍超出定额,以应对传马的耗损。悬泉置传马数额极端时,可多达50余匹,少至10匹,推测或与运输压力过大、出现临时性重大接待任务等因素有关。西汉敦煌郡使厩置逐月上报传马名籍和传马出入簿,对传马进行制度化管理。传马名籍使政府能够清晰的掌握各厩置每匹传马的详细“身份”信息,而传马出入簿则可反映各个厩置传马的整体状况。尽管西汉敦煌郡重视传马,为其配备马医,并展开定期巡视检查,又在饲料上提高标准,但传马损耗仍难以避免。传马损耗的主因应为疾病,此外还有用马过剧、草料不足等多重因素。敦煌郡传马损耗速度较快,一般一年就可将厩置中所有传马淘汰换新,甚至有时出现超过定额的“过员”现象。厩置逐月上报传马损耗总数、死马售卖金额等信息。而马匹销籍须经多方联合勘验审定,以防弄虚作假,最终淘汰或死亡的传马会流入肉食市场。为弥补损耗,西汉政府常会采取马苑调配、民间购买、厩置互调等渠道补充敦煌郡传马。西汉敦煌郡马的养牧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敦煌写本《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研究

敦煌写本P.2686V《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是敦煌名士窦良器于大中四年十月撰写的歌颂张议潮收复河西地区德政的一篇贺词。颂词中记载了吐蕃陷落敦煌与阎朝达成的城下之盟、敦煌陷落的时间和张议潮收复敦煌河西诸州的背景,特别是对论恐热帅部追击尚婢婢就食部落而对河西诸州形成的焚烧杀戮景象也有描述,是一篇价值极高而且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的碑刻抄本。

不断开启敦煌学研究的新境界——《敦煌通史(两汉卷)》评介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键点,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加强敦煌学研究,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遵照总书记的嘱托,全国敦煌学界都在为做大做强敦煌学贡献力量。《敦煌通史》就是响应总书记号召,由甘肃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一套作品,为新时代敦煌学的繁荣发展增光添彩、添砖加瓦。《敦煌通史》由郑炳林教授主编,魏迎春教授、李军教授副主编,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也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共分七卷,其中,郑炳林、司豪强承担两汉卷,杜海承担魏晋北朝卷和五代宋初归义军卷,吴炯炯承担隋及唐前期卷,陈继宏承担吐蕃卷,李军承担晚唐归义军卷,陈光文承担西夏元明清卷。《敦煌通史》内容丰富,论证充分,旁征博引,在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新境界上迈出了稳健的一步,给读者描绘了一个完整的、详细的、多样的、鲜活的敦煌画卷。

莫高窟第72窟千佛图像与敦煌十六卷本《佛说佛名经》研究

莫高窟第72窟窟顶千佛榜题保存情况尚好,通过录文和对比研究可知,该窟千佛佛名摘录自敦煌十六卷本《佛说佛名经》卷三。其抄写的顺序为西坡、北坡、东坡和南坡。在脚手架上,工匠大概是手持第三卷,首先从短小精悍的佛名“月中光明佛”开始抄写,由于卷三在“无畏佛”之后,开始胪列佛教经典名称和菩萨名号,再无佛名,所以工匠没有继续摘录,而是返回到卷首,选择佛名,进行抄写。这大概就是第72窟窟顶千佛佛名形成的过程。

西汉政府经敦煌与且末间的交流交往

且末是与西汉交往最早的西域诸国之一,因其地处西汉出敦煌通西域的南道之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尽管且末国小民少兵弱,西汉政府仍然非常重视同且末的交往和对且末的经营.但《汉书·西域传》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且末都很少,特别是与且末的交流交往记载的就更少,这些珍贵的资料就保存在敦煌悬泉汉简中,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考证分析研究,基本上恢复了西汉同且末交往交流的原貌.

酒泉出土唐《李礼墓志》相关问题研究

酒泉出土唐《李礼墓志》关于开元唐蕃会战中吐蕃攻玉门之役的相关记载,可以同传世文献及敦煌文献的记载互证互校,有助于还原这次战事的缘起与经过.墓志所载敦煌西关镇,当为唐改汉玉门关后之所称,其往西到石城镇,往北到伊吾,是敦煌前往西域的重要关隘.另墓志所载金河即今酒泉北大河,敦煌文献多有记载,墓志为金河水系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阳关:西汉经敦煌郡与西域间交流交往的关隘——基于史籍与出土文献的考察

西汉敦煌郡阳关、玉门关的命名与设置布局应是仿照中原关隘布局而来的,即复制或者移植了中原地区的关隘名称与布局。而悬泉汉简所载“敦煌塞”很可能就是指阳关一带的边塞,也即阳关都尉所辖边塞。阳关是西汉中原前往西域地区使用最多的关隘。西汉敦煌郡九置组成的邮驿系统向东可通达长安,向西从最西端的龙勒置就近经由阳关出塞,又经文候鄣可抵达鄯善国伊循城,至此连接西域南道。这条阳关通道相对玉门关通道更便于通行,因而,阳关通道是文书传送之路,也是戍卒、施刑士来往之路,还是西汉与西域间通使、通商之路。因此,阳关应当是为了与西域诸国通使通商需要而设置的关隘,此后成为西汉中原与西域交流交往交融的一扇大门。

西汉敦煌郡南塞防御体系的构建

西汉敦煌郡为抵御南羌,构建了南塞防御体系。西汉于元狩三年(前120)在南湖绿洲部署屯军,此为敦煌防御南羌肇始。敦煌置郡后,构建起以敦煌城为中心的四层防御体系。即围绕敦煌绿洲建造的敦煌城墙、古塞城、天田等三层防御设施以及由北部长城防线、西部两关防线、南部南塞防线组成的第四层防御体系。敦煌最初应以“南湖绿洲屯戍点——南湖塞墙——党河、鸣沙山——天田与古塞城南段”为南塞。后随着西汉对敦煌郡经营的深入,南塞推进至南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一线,部分烽燧修筑至南山南麓,新的南塞由大量烽燧、少量城鄣以及局部地区修建的塞墙构成。敦煌南塞自西向东主要包括:阳关都尉及所辖雕秩候官、敦煌县南部的博望候官、广至县南部的“徼”以及冥安与渊泉二县以南的屋阑、南塞、益广、广校①候官,其中位于渊泉县南的南塞、益广、广校候官应即“南塞三候”,或设置于昌马盆地一带,属敦煌郡直辖。此外,南塞沿线还修筑羌备城坞并设置众多的亭。足见西汉敦煌郡已经建造起较为完备的南塞防御体系。

蜀地佛教版画在五代宋初敦煌的传播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版画主要以佛教题材为主,其中有阿弥陀佛、文殊、观自在和地藏菩萨像,以及太平兴国五年(980)刻印的《大随求陀罗尼》版画,反映了佛教民间信仰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特征,是五代宋初蜀地佛教版画艺术的珍贵实物见证。这不仅开启了版画作为独立创新画种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我国古代版画艺术的雕镌、填色及上图下文等民族样式;而且带来了全新的佛教民间信仰模式、佛教题材和图像特征,为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当代人重新审视唐宋版画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鲜活个案。

全球化背景下敦煌非遗艺术保护与传承策略——评《敦煌吐鲁番经济文书和海上丝路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敦煌的非遗艺术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包括商业化的泛滥、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传承人口的减少等。因此,寻找适合敦煌非遗艺术保护与传承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敦煌吐鲁番经济文书和海上丝路研究》一书探讨了敦煌、吐鲁番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数据和有力的证据,对于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非遗艺术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敦煌印本历日的编辑刊印特点及媒介功能拓展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历日中有数件唐代印本,以及依据宋初印本而来的抄本.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作为家居日用类杂书,敦煌印本历日在内容传播上更具有民间语境特征,体现出引用摘录、图文互补和广告宣传的鲜明特点.除满足日常生活外,敦煌民众还将印本历日当作增进人际关系的"媒介物",如馈礼、收藏与借用,以及用于专业知识学习、抄写及临摹的范本.印本历日在敦煌的流通,反映了雕版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大众文化传播的社会需要,与用作宗教信仰的印本佛经、雕版佛画一起,共同推动了唐宋雕版印刷业的兴起.

关于饶宗颐与戴密微合著《敦煌曲》《敦煌白画》的研究

中国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于2012年出版《戴密微教授与饶宗颐教授往来书信集》影印本,刊布了两位学者于1956-1978年间的80封往来书信,内容多涉及学术研究与出版合作。本文拟将书信中有关敦煌学的内容辑出,还原《敦煌曲》《敦煌白画》两部巨著成书的历史细节,以期了解二位学者的治学方法及这一时期国际敦煌学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