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发展背景下高校通识课思政建设路径研究——以兰州大学“唐宋散文欣赏”通识课为中心

“新文科”建设的开展为高校通识课的思政建设带来了新的实践机遇,借助“新文科”建设的背景助力,高校通识课的思政内容将得以进一步充实与完善。其中,主动发挥学科特色、广泛借鉴已有的经典思政教学案例、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以求“学研结合”,是深入挖掘高校通识课思政教育资源的三个有效路径。而要想将思政教育自然贯穿、有机融入高校通识课程内容,则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做到合理联系、及时接收学情反馈、适时更新教学内容,最后形成教材的配套建设以巩固现有的思政教学成效。

从视觉中心主义到审美资本主义——以抖音为例的短视频文化解读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图像文化已进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图像无处不在。短视频成为我们生活中“物”的一种类型,视觉文化不只是沟通和反映我们的生活世界,也是在创造世界。从短视频对当今社会全方位的影响程度看,它充分体现了“视觉中心主义”或“视界政体”特征。短视频系统构建了“全景敞视视界”体系,以统计学的方法形成了“全景敞视监狱”式的监视模式,并以“投其所好”的推送方式实现对观看者的无形规训;人们的窥视本能与短视频的“审美诱惑”相结合,以审美的名义实现资本利益的获取,实为一种审美资本主义。

数字媒介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游戏新质

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核心审美要素,反映儿童本能心理需求。从纸媒时代到数字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形式发生巨大转向,其游戏形式与游戏场域发生根本性转换。数字图书实体能够与故事分离,成为阅读游戏的新主体,读者身体亦参与进阅读活动,作为精神游戏的阅读活动被加入实体游戏形式。非线性叙事和自由选择模式让数字图书阅读增加了建构个性化故事的游戏形式。与此同时,传统儿童文学阅读形成的“书与人”的私密阅读空间被打破,数字图书提供了群体交互空间,数字阅读表现出群体性活动特征和社交性活动转向。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因数字技术变得模糊,图书元素可通过数字技术呈现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经由互动进入文本世界。游戏的结构特性和数字媒介表达形式、内在符号会深刻影响儿童认知和文化生成。数字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由“出世”的精神幻想转为“入世”的互动乐趣,表现出与数字媒介特性相符的狂欢性、主动性、社交性特征,以及由故事幻想转向世界幻想的新特质。

两晋“碑文似赋”说补证

碑文于两晋之时多为叙述性,近于赋之铺陈,故易受赋影响,常主动借鉴赋之写法。两晋碑文沿袭汉碑传统,在题材、句式、用韵上多与辞赋“同体异用”,且常以赋家笔法叙述碑主家族功勋、描绘历史背景、敷陈碑主德行事业,使得碑文辞采增华,赋化倾向更为明显。“碑文似赋”实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援赋笔破体为文,虽使碑文一改汉魏体制,篇幅增长,但在整体上增强了其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强化了其文学张力,使得泛文学观念落到了实处。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谈古文字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及强基计划人才培养

古文字学在传统“四部之学”知识分类体系下,先后从属于经部“小学”和史部金石学,在“知识分科”及经史交融的学科演变过程中,造就了长期从属地位,奠定了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20世纪初因受西方“七科之学”现代学术分科观念影响,在西方语言学相关理论促进下,“小学”众多分支学科逐步分立,古文字学也因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的研究拓展,实现了学科独立,成为一门既植根于传统经史学又受西方语言学影响的综合学科。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使古文字学一直较为边缘,影响学科定位的同时,也进一步限制了人才培养。近年来强基计划持续推进,古文字学人才培养应在传统语文学学科范式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语言学技术手段,在培养目标、研究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着力,搭建融合古今、兼顾中西的课程模式,为古文字学学科发展与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作出贡献。

文章文法视野下义例、史法、义法之辨析

学者们往往将方苞所谓文章义法等同于经学义例、书法或史法,此观点值得商榷。义例、史法对文章文法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们都重视大义的书写,也影响到义法说对文章大义指向的重视以及将义与法密切关联的主张。不过,经学大义或史学大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学者共同认可或遵守的价值观念,而文章大义则往往体现作家个人的学养、精神等等。义例、史法、文章义法也都关注文章写作之“法”,都会考虑书与不书或材料的取舍等问题,但在“法”的内涵和指向上又有明显区别。经学家对书法的分析主要体现在文章字句上,即所谓“一字褒贬”,史法的根本在于对体例的把握;《史通》开启了叙事文法的总结,明人以此为基础,通过《左传》《史记》等的评点使叙事的篇章之法得到充分认识和发展;方苞义法说的提出又以明人为基础,简化明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炫目、奇妙之法,主张法的运用随义而变化,更关注最基本的篇章法则,确立了清代文章学的基本走向。

当代文论的五个悖论——兼及“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随着生态危机和人工智能挑战的不断加剧,当代文艺审美活动的悖论性处境日益凸显,将悖论美学、悖论诗学和悖论批评推到了前台,强化了文学理论在“述”与“行”、“硬”与“软”、“质”与“文”、“向心”与“离心”、“域化”与“化域”之间的“悖论式振摆”。这种局面不仅显示了当代理论的“疑难与困境”,也使悖论本身的美学和诗学价值得到“解蔽”和释放,从而使悖论成为一种文学理论批评的新型样态。“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近年来有关文学问题的重要命题,其“含混”和“暧昧”不仅将当代文论的悖论性质全面体现出来,而且通过发挥悖论诗学的理论潜能和批判锋芒而对当下文艺文化现象做出了深入的反思和针砭。这是一种“可做的”理论而非一套“可用的”学说,其“洞见”和“盲视”当会在人们“做理论”的批评实践中得到彰显和检验。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文学本土化探索的新进路——以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长篇小说在主题意涵、语言形态和文体变革等方面形成回归本土化的创作趋向,成为文学领域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路径。具体体现为作家们不仅在主题意涵层面通过重述历史和观照现实对本土化经验进行拓展和深化,而且还在语言表达方面通过借鉴本土话语资源以恢复汉语表述方式在表现国人情感结构和文化心理方面的独特修辞作用,同时也在文体结构方面通过对中国本土性小说传统的传承与赓续,积极探寻文体革新。这一回归本土化的创作趋向,是全球化语境、中国式现代化等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学自身寻求原创性突破共同促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本土化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题材同质化、处理方式简单化、人物塑造贫乏和超越性缺乏等问题。对此,作家们需要在更加深入生活、更新经验和认知方式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入地把握中国本土现实的新变,将关注的焦点拓展到与国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从多方面借鉴中国本土性传统,塑造出更多具有人性深度和彰显本土文化精神的典型人物,并以超越性视野和未来意识关注全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精神难题。与此同时,本土化文学应更新对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认知,以现代意识和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一种本土化的方式通达“世界性”,彰显中国文学的独特价值。

小篆构件“卪”的来源及去向——兼谈秦“书同文”规范汉字的策略

殷商甲骨文构件“卪”演变至西周金文,形体由跪姿的■演变为站姿的■.秦“书同文”将■形规范为■的构件义调整为符节及与符节相关的政令、节制等义.与“卪”形体相同或相似的战国秦文字构件,秦“书同文”多类化为■未能独立成字,■构件在战国秦实用文字中找不到字形根据.小篆构件■能为秦“书同文”规范汉字策略的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文始》“且”族校笺及评议

宏观层面,《文始》“且”族以初文“且”为语根,以“孳乳”“变易”为线索,在藉义、阻义、助义、往义、粗义、壮义、始义等错综复杂的义通关系中建构“且”族系统。“且”族的宏观脉络基本上合理。微观层面,《文始》“且”族的很多结论在学界基本能达成共识,一些有争议的结论也能够启迪后学。《文始》“且”族也存在一些牵强、错误的结论,应高度重视《文始》的价值但不能处处迷信《文始》。《文始》词族中卓见与谬误往往杂厕而居,明其是,辨其误,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始》的学术价值。

论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

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与其书写目的直接相关:以存史为目的的医家传记,沿袭了《史记》的行文传统;因人情赠答而促生的医家传记,其写法则类似赠序,呈现出文体互渗的现象。两种传记在行文上均做到了细节充实饱满,以写实取信于世。其不足之处则在于事件的罗列呈现出简单堆砌的特征,缺乏精心安排。明代医家传记的书写对象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从医人员,其中对太医的记述注重突出其宫廷经历,尤其是随侍君主的事迹。整体来看,明代医家传记内容既突出传主高超的专业技术水准,又强调传主勤谨宽厚的品德修养,显示出该时期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立传思想。

数字儿童文学声音模态的叙事效果与情感表征

儿童文学的数字化转型将次生口语文化形式的声音模态带入儿童文学表达。通过选择、组合声音形式和元素,声音模态产生不同于传统儿童文学图文表达的叙事效果和情感体验。声音元素能够填补图文系统建构人物形象留下的空白,具象化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和人物间关系;声音形式和元素能够搭配、叠加,形成空间性音景或外现的心境音景,表征具体情境和情感;声音模态还能够使用标出项,创造复调并建构氛围。声音模态丰富了儿童文学的表现形式,形成立体的体验空间,与此同时,其带来新认知形式,从听觉维度表征文化性隐喻。数字技术改变儿童文学样态,然而,儿童文学批评尚未跟上儿童文学发展。数字儿童文学批评需要更多批评主体进入,以纠正数字儿童文学发展与批评的错位。

兰州话与普通话流摄唇音字的音变差异及其词汇扩散

中古流摄唇音字的读音演化复杂多变,其语音演变特点及成因多元,以普通话和兰州话中流摄唇音字的异同为例研究,可以看出该音变完全符合词汇扩散理论,兰州话的词汇扩散更快一些,已经达到了这一音变的终极目标。

短视频背景下兰州市文化旅游产业的传播与推广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短视频迅速成为近几年流行的新型传播方式,也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重要机遇。兰州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后续开发不足,旅游与文化融合不够,同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较大。在短视频对大众日常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兰州文化旅游产业必须要利用短视频进行宣传推广。目前,兰州文化旅游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宣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推送景点单一重复;视频专业化程度低,质量参差不齐;城市内核形象展现不足。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在充分认识短视频特性的前提下,重塑兰州文化旅游推广方向:立足城市特色,打造“精致兰州”;把握推广节奏,搭建共创平台;找准账号定位,加强“夜兰州”宣传;提升内容品质,探索多元形式。

从唐诗看敦煌写本《茶酒论》的茶文化书写

与敦煌写本《茶酒论》对茶文化的集中书写不同,唐代咏茶诗通过160位诗人创作的585首诗歌,从多个角度对茶文化进行了反映.从唐代咏茶诗可以看出,茶文化在唐代得到极大的发展,中晚唐开始广泛进入士人的日常生活,与酒多并列出现的同时,开始出现茶酒争胜的情形,这是敦煌写本《茶酒论》产生的社会基础.《茶酒论》对茶的尊贵地位、饮用人群、主要产地、名茶种类、茶叶贸易、与佛教密切关系、功用、煮茶之水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描写,通过与唐代咏茶诗进行互证,可以更好地理解《茶酒论》茶文化书写的历史文化内涵.作为现存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集中展示茶酒争胜的文献,《茶酒论》形式活泼生动,语言风趣幽默,助推茶文化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

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流的图像研究——以大同沙岭七号墓乐舞图像为中心

3—6世纪期间,我国中原音乐文化经历了先向周围传播而后又回流到中原的过程,而在此期间河西走廊一带是保存中原文化与接纳西域各民族文化的重要枢纽。通过对大同沙岭七号墓中以乐舞图像为中心的相关历史事实的具体考证,并将其与同时期丝绸之路出现的相似图像进行对比,可知大同沙岭七号北魏墓中的乐舞图像的具体内容应是来源于我国的西北地区,这进一步体现了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性。

身体发现·自我追寻·生命召唤——评路文彬《深海沉默》

路文彬在长篇小说《深海沉默》中书写了一个不断追寻自我、追寻自由、具有强大生命意志的主人公形象——海童。自我追寻与生命召唤通过主人公海童的身体感知不断实现和超越,在海童的无声言语、敏锐的感觉器官,以及对古老生命的原始欲望中,实现了个体的独一性与生命意志的自由。以身体为方法,探究路文彬是如何通过身体抵达精神与灵魂这一路径,成为解读这部小说不可忽视的要素,并从中发现作者深刻的伦理关怀与现代性反思。

后电影时代科幻电影的人文探索——以《宇宙探索编辑部》为例

《宇宙探索编辑部》作为科幻独立电影,在科幻“巨制”环伺的后电影时代,以全新的人本视角切入科幻命题。《宇宙探索编辑部》以多元类型混合为特征,通过搭建“往日的世界”,进行与人类形而上想象中终极问题的讨论与探索,更以浪漫的诗意特征唤起后电影时代中业已沉寂的人文关怀,价值回归的态度为后电影时代科幻电影人文价值观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挖掘历史真实中的时代“文心”——评苏剧《大树常青》

如果说此前火爆的苏剧《国鼎魂》展现了苏州“贵潘”家族的家国情怀,那么苏剧《大树常青》则追根溯源,解开了苏州“贵潘”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苏州城流传着一句俗语“苏州两个潘,占城一大半”,这两个潘一为“富潘”,以经商致富著称;一为“贵潘”,为徽商后裔,经商后转向科举仕途,“贵潘”家族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潘世恩。潘世恩乃清代江苏吴县人,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考中了状元,在朝中为官,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位极人臣,其后代在清朝共出9名进士,人才绵延不绝。

白马藏人阿尼嘎萨神话及其蛙崇拜文化的传承路径

黄河流经中国北方大部分省份,黄河流域的各民族在黄河哺育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黄河文化。阿尼嘎萨神话是生活在黄河流域、源自古老氐羌氏族的白马藏人的英雄神话,其蕴含的蛙崇拜是白马藏人文化的结晶,带有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双重烙印。传承与保护蛙崇拜这一民间信仰文化,对于讲好黄河故事,促进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