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意象视角下的人居环境满意度研究--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根据城市环境的可意象性和可识别性,借助认知地图法、图片再认对衡阳市城市意象框架及元素进行提炼。结合问卷调查,以衡阳市39个典型意象元素为研究对象,解析了人居环境的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衡阳市的城市识别度较高,解放大道和湘江沿岸意象要素居多;人口集聚、商业服务场所可意象性较高,人居环境满意度低,而休闲娱乐与文体场所人居环境满意度高,但可意象性低;城市意象元素的人居环境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从主城区至边缘区依次形成了四个圈层,每个圈层均具备"同质满意度"、"同质感知"强度两种空间特征。

湖南省城市人居环境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时空演变研究

运用耦合度和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03—2013年湖南省14个市（州）人居环境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并分析了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从整体态势来看,2000—2013年各市城市人居环境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指数均分布在0.4～0.5之间,整体上处于颉颃阶段;湖南省各市州（长沙除外）协调度指数均处在0.1～0.3之间,整体上处于低度协调阶段.从空间格局来看,耦合度指数整体上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度指数呈现“一高多低”的空间格局,即以长沙为中心呈同心圆式向外扩散,长株潭地区协调度指数总体水平较高.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湖南省人居环境与经济耦合发展的时空演变研究

利用耦合度评价模型,计算了2000年~2012年湖南省及14个市（州）的耦合度指数,并对耦合度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从整体态势来看,湖南省人居环境综合指数、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和耦合度指数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2）从时间序列来看,湖南省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状态经历了低水平耦合时期和颉颃耦合时期,已进入了良性耦合阶段;（3）从空间尺度来看,耦合度指数空间上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格局.（4）从耦合度指数增长幅度来看,湘东和湘北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放缓,湘西和湘中地区增幅较快.从耦合度指数的绝对差距来看,区域差距呈现缩小态势.

湖南省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度的时空演化研究

文章以湖南省14个地级市的人居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内部系统耦合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湖南省人居环境系统间耦合度和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从空间分异特征来看,系统耦合度的空间差异不明显,各地市州差距不断缩小,但整体耦合水平不高。协调度总体水平小幅度提升,协调度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省域东部发达地区。各地市州应根据人居环境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发展情况,采取差别化的人居环境调控政策。

乡村人居环境: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居环境科学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日益恶化。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存在明显缺陷,即人居环境研究的"城市主义"倾向明显,忽视了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分析了开展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评述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的多维视角,即基于农户空间行为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乡村人居环境的地域文化与发展模式研究、乡村人居环境与空间规划研究、基于"3S"技术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乡村人居环境的系统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农户空间行为变迁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伴随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问题与发展趋势,如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恶化等。该文从农户空间行为变迁的角度建立了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农户空间行为从传统到现代演化的过程和原因,认为农户空间行为变迁是乡村人居环境演化的主要驱动力,而实现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目标就是从农户空间行为调控的内在机制出发,制定引导农户空间行为的相关政策和建议。

转型期农户生产方式对乡村人居环境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不同类型农户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分析了农户生产方式对乡村人居环境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相应的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估了农户生产方式对乡村人居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农业户生产方式对乡村人居环境影响最大,外出务工户次之,兼业户最小.在对乡村人居环境各要素的评价中,3种类型农户生产方式的影响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农业户、务工户和兼业户,与总体评价结果趋势一致.基于此,政府应加强技术指导,减少环境污染;规范土地流转,提高利用效率;强化环境监管,保障农户权益.

基于人居环境建设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研究

以江汉平原农村饮水安全为例,分析了农村饮水安全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关系,农村饮水安全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单一化的解决方式、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和缺乏参与的决策模式。针对存在的问题,认为需要转变观念,实现由单一的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向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转变;创新模式,实现农村饮水工程由粗放型的建设模式向集约型建设模式转变。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与模式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生态环境恶化,且社会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在这现实矛盾下,向社会提供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优质生态产品尤为重要。因此,通过产权理论划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生态产品,依据传统人居生态产品类型和所面临的问题探索传统人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生态产品分为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生态产品、竞争性和排他性都有限的准公共生态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生态产品;2)依据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生态产品特性和产品价值实现所面临的问题,探索了传统村落人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私人生态产品的市场主导模式、准公共生态产品的公私合作模式、公共生态产品的政府主导模式。

转型期城郊型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模式研究——以长沙市望城区光明村为例

以实地调研为基础资料,以湖南省新农村示范点———光明村为例,探索转型期城郊型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特征、模式和优化路径。从地域空间、生态环境和乡村景观的视角剖析了城郊型乡村人居环境的系统特征,总结了光明村乡村人居环境的建设模式,即强调功能对接,培育多元化产业;注重规划设计,营造田园式村庄;创新用地模式,实施市场化运作;建设基础设施,打造生态化农庄。从4个方面提出了优化路径,即加大政府支持力度、鼓励村民参与决议、扩大村庄示范效应和注重村民环境教育。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从生态、居住、公共服务、休闲环境等人居环境核心系统出发,综合运用AHP、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时空演变过程、核心驱动力、驱动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表明：（1）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格局呈现出西北部相对下降,东南部逐渐提升的过程,优质的人居环境逐步向环鄱阳湖地区及京广线沿线集中分布;（2）生态环境质量格局逐渐呈现以襄阳-吉安连线为界,东侧质量显著优于西侧的格局。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质量始终优于江西片区浙赣线沿线城市,但休闲环境质量则逐渐劣于江西片区浙赣沿线;（3）城市人居环境演变驱动力作用对象、程度、方向各异。其中经济发展、政府投入为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动力,社会群体收支为其内部关键动力,而土地供给与建设投资为现阶段次要动力,此外,城市规模通过集聚、催化作用推动城市人居环境的演变。

转型期欠发达地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及微观机制——以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为例

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户生活质量,统筹城乡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欠发达地区为地理单元,以红安县二程镇8个村100户问卷和访谈调查为基础资料,探讨了转型期特定区域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微观机制。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主要体现在:乡村聚落的空心化和边缘化、乡村生态环境的剧烈恶化以及乡村社会文化的更新等方面。从微观的视野来看,乡村人居环境的演化实质上是农户空间行为作用的外在表现。不同类型的农户空间行为对乡村人居环境的作用方式不同,影响效果也不同,但其综合效应对乡村人居环境的系统功能影响较大。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格局及优化路径

从人居环境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性入手,将生态、居住、生产环境纳入一个分析框架。运用AHP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指标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进行评估并解析了其空间分异特征。此外,依托Arcgis平台,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法,基于人居环境竞争力特征进行区域归类,并借助箱型图,对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领域及区域类别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1)竞争力分布中,浙赣线江西段沿线城市生态、休闲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居住、公共服务竞争力空间格局具有高度相似性。区域中心及副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环境竞争力领域具有显著优势。(2)综合竞争力二级以上等级的城市主要分布于环鄱阳湖地区,包括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以及省会城市武汉、长沙。(3)四类空间的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优劣格局十分清晰。第1类区域围绕省会等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分布,生态环境具有最优竞争力,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最劣;第2类区域多为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强势竞争力集中于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领域,而休闲环境为最劣势;第3类区域多为临山型城市,具有最优异的休闲环境竞争力;第4类区域以老工业城市居多,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环境拥有相对优异的竞争力。最后,以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为出发点,基于格局、类别特征等提出了涵盖现实特征、发展定位、重点措施等内容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提升路径选择。其中,第1类区域定位为生态优异的山水园林城市;第2类应以营造城市外部开放空间为重心,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智慧转型,打造为智慧高效的综合都市;第3类区域建议以良好的休闲环境作为特色人居环境建设的切入点,有序推进对居住、生产、生活空间的综合整治,致力建成休闲舒适的中小田园城市;第4类区域按照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要求,重塑城市形象,建成安居乐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村民感知意向与传承意愿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作为传统村落最重要的活动主体,村民的认知态度与行为选择将直接影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因此了解村民对文化遗产的感知意向与传承意愿,对于推进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至关重要。以湖南岳阳张谷英村为例,从认知维度、价值维度和情感维度出发探究村民对文化遗产的感知意向,从行为维度出发探究村民对文化遗产的传承意愿,运用因子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村民感知意向与传承意愿的整体特征、影响因素、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张谷英村村民对本地文化遗产的总体认同度高,村民的感知意向和传承意愿得分均处于高值区[3.5,5],但感知意向(3.73)略高于传承意愿(3.70);2)年龄和居住时间是影响村民文化遗产总体认同度的重要因素,其中感知意向主要受年龄和居住时间影响,传承意愿仅受居住时间影响;3)在探明村民感知意向与传承意愿呈极显著正相关基础上,以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了以感知意向的认知维度、价值维度和情感维度为自变量、以传承意愿的行为维度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验证了感知意向与传承意愿间真实存在因果关系,其中情感维度对行为维度的影响最大。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以村民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优化策略。

《农户空间行为变迁与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研究》评介

科学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了衡阳师范学院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李伯华副教授新作《农户空间行为变迁与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研究》。该书基于系统科学和人地关系的基础理论，以农户的居住、消费、就业和交往等空间行为为乡村人居环境演化的内生变量，以量化实证研究和有选择的实地经验研究为依据，借助行为科学和人地关系理论的规范分析，构建一个“制度约束——行为变迁——环境响应”的驱动模型，揭示了农户空间行为变化对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作用机理。

欠发达地区农户人居环境建设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红安县个案为例

本文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以欠发达地区红安县9个村12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农户人居环境建设的支付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Logit回归模型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户对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支付意愿较低,59%的农户表示愿意支付,平均支付额度为79.2元;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农户收入结构、农户受教育程度、农户人居环境意识、农户人居环境现状评价等;根据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特征分析可见,提高农户非农收入是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内在动力,完善政府职能是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关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及影响机制--以湖北省利川市为例

要:采用层次分析等方法,从农民生活、生产环境、生态产品供给以及生态安全等人居环境核心领域出发,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体系,对1998—2012年间利川市乡村人居环境做了评价,剖析了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要素空间变化特征。研究表明:1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时序演变历经传统发展、过渡发展、生态化建设三个阶段,人居环境系统及影响因子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空间格局变化显著,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盆地、城镇集聚,城乡收入差距增大,河流流域生态环境改善,高山区生态脆弱性增强;3农户行为受政策调控作用由无序、扭曲化向规范化变迁,政策调控与农户行为互动作用促使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

乡村旅游发展的村镇空间结构效应——以武汉市石榴红村为例

传统的空间结构演变理论认为,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要经历以农业为主的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通过回顾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石榴红村村镇空间结构在21世纪初期的演变,发现在乡村旅游的推动下,石榴红村在居住空间、产业空间和公共服务空间等方面实现了村镇空间结构的优化。在这种模式下,村镇经济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乡村旅游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旅游型城镇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优化策略——以南岳镇为例

基于南岳镇旅游公共服务的实地调查,采用GIS空间分析和数据统计方法分析南岳镇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优化策略。结果表明,南岳镇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千"字形布局;旅游公共服务体系集聚水平的类型和空间差异明显;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空间集聚的时序差异显著;提出应以祝融南路为轴线,建设旅游服务综合体;结合镇区旧城改造,实现旅游服务功能分区;实施旅游信息化工程,提升旅游接待服务体系的优化策略。

2004-2011年中国省域生态补偿差异分析

基于地理学的区域关联与尺度转换视角,阐述了省域生态补偿及其差异分析的理论框架,及省域生态补偿差异测度的方法。在对省域生态补偿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变异指数法、艾肯森指数法和基尼系数法,探讨了2004-2011年中国省域生态补偿时间序列的总体差异、细部差异以及差异形成的驱动机制等问题。结果表明:1从地域空间上看,以"胡焕庸线"为界,该线所穿过的省域及其西北部诸省,大多为生态补偿大省。2虽然中国省域生态补偿差异总体呈扩大趋势,但在个别年份也存在缩小的情况,变异指数、基尼系数、艾肯森指数等的测算结果均符合该情况。3在整个时间序列变化曲线中,短期的分析结果表明各指数的差异程度存在不一致;但从长期变化趋势看,三个指数反映的情况基本接近;在探究省域生态补偿差异时,应以长期的变化趋势作为分析的基础。4通过虚拟基尼系数的计算发现,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在中国省域生态补偿差异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对省域生态补偿差异的贡献在73%以上;其次是环境污染物治理成本,其贡献率也达到了19%以上;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对省域生态补偿差异的影响非常小,不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