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时代坦桑尼亚的“依附性”发展:以剑麻产业为中心的考察

坦桑尼亚独立以前的大陆部分称坦噶尼喀,剑麻在其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坦噶尼喀剑麻产业在宗主国的主导下长期成为该国对外的支柱产品,一度发展到"黄金时期"。但是,殖民经济的"掠夺性"开发,使坦噶尼喀剑麻产业逐渐成为宗主国经济的依附性产业的同时,也使坦噶尼喀殖民地经济形成了高度的单一性。随着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坦噶尼喀剑麻产业的"依附性"和"单一性"等局限性日益显现。这种畸形的"殖民遗产"被独立后的坦桑尼亚所继承下来,并对坦桑尼亚经济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中国智库发展与中阿智库合作

随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确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应加强智库对话和合作,为推进这一战略提供有益的政策咨询,加深沿线各国的民心相通。

阿巴斯一世对艺术事业的重视及成就

阿巴斯一世时期的萨法维帝国是伊朗中世纪历史的发展巅峰,同时也是伊朗传统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阿巴斯一世对于艺术的重视表现在恢复皇家艺术机构的运作、亲自主持一系列艺术类工程以及重视对艺术人才的延揽与利用等方面。在他的影响下,萨法维帝国在绘画、书法、地毯织物、陶瓷和建筑艺术等多个艺术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伊朗萨法维时期古拉姆精英阶层对艺术事业的赞助

萨法维时期不仅是伊朗历史上国力强盛,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也是伊朗伊斯兰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从推动艺术发展的主体因素来看,萨法维时期艺术事业的繁荣不仅得益于统治者的审美偏好和赞助态度,更与这一时期新兴的古拉姆精英阶层对艺术事业的热衷和赞助行为直接相关。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古拉姆在伊斯兰世界历史悠久,但对伊朗来说,直到萨法维时期,尤其是阿巴斯一世统治期间才真正被吸纳和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出于强化与统治者的情感纽带、表现对国家的忠诚、显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以及提升经济收益等内在动机,古拉姆精英阶层除了在中央和地方忠实履行军政职责外,也作为艺术生产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对这一时期文化艺术上的繁荣也作出了特殊贡献,在书籍装饰、建筑和陶瓷等艺术领域尤显突出。

安徽省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基础、问题与成效

安徽省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主要体现在农业发展阶段契合度高、农业产业互补性显著、彼此推进农业合作意愿强和政策环境有利。在已有的合作中也存在整体配套政策不完善、国际化经营人才匮乏、合作国社会政治稳定性不高及自然灾害频发与抗灾救灾能力不足等若干问题。安徽省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发展前景广阔,主要表现在扩大粮食作物种植有效缓解非洲粮食整体短缺问题、差异化合作改善农产品结构及从根本上助推非洲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伊朗萨法维时期驿站建设及功用

驿站是欧亚大陆交通和贸易线路的基础设施。伊朗历史上的驿站以及驿站制度源远流长,萨法维王朝时期驿站的建设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且分布更加合理,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驿站在社会、文化、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功能更加多元。发达完备的驿站网络对萨法维时期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基本保障,也为萨法维王朝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有效参与和融入早期世界市场和全球贸易体系提供了交通条件。

“伊斯兰国”崛起与伊拉克乱局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标注21世纪的中东地缘政治分水岭时,发生在2014年的伊拉克危机或将被永久地载入史册。今年春天以来,伴随着伊拉克逊尼派反叛组织攻城略地的步伐,几乎快要被人忘却的伊拉克再一次成为环球瞩目的焦点。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全球化主张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是连接欧亚大陆最重要的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纽带,它的内涵与外延不断随着历史变迁而丰富拓展。在大航海时代和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古丝绸之路就在人类全球化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这一轮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全球性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对等———国家间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文化交往的不对等。＂一带一路＂倡议无疑为解决这两大难题提供了一条＂中国方案＂的可能路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主张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一带一路＂的＂五通＂举措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并且积极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维护人类的公平正义,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权安全与联盟外交:摩洛哥结盟政策的国内根源探析

传统联盟理论认为,联盟是国家制衡外部威胁的重要载体。本文研究发现,对于中东君主制国家来说,结盟动机往往是维护相对脆弱的王权安全,其隐性逻辑是"国内安全议程优先于国际安全议程";联盟外交的动力是维护政权稳定,以国际安全合作手段来维护王权安全的政治目标。中东君主制国家的王权安全包括教权与君权两个维度,前者旨在维护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教权),后者旨在维护王室统治的合法性(君权)。中东君主制国家维护王权安全的最优手段是开展联盟外交,以获取王权安全所需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国际援助。本文以摩洛哥对美国和沙特的联盟外交为深度案例,考察中东君主制国家结盟的背后逻辑。研究发现,中东君主制国家的联盟外交具有"外交服务于内政""王权优于主权""安全依附性高于政治自主性"的鲜明特征。

论波斯中古艺术中的具象描摹

阿拉伯伊斯兰艺术原本对具象描摹持明确的反对和排斥态度。然而,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其艺术形式在适应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几何线条、"阿拉伯式花纹"和字母装饰等抽象元素为主的普遍性,同时也发展出人物、动物具象描摹盛行的特殊性。波斯中古艺术就是这种特殊性的集中体现,它以三维雕塑和二维绘画为载体,描绘追求传神达意和表现世间百态的人物和动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伊朗古老的具象艺术传统对外来艺术的吸收与超越。具象特征在波斯中古艺术中普遍存在,既体现了波斯艺术传统的持久性及顽固性,也表现了伊斯兰艺术的包容性、多元性和丰富性。

参与与贡献:萨法维伊朗与早期世界贸易体系

16、17世纪是世界市场初见端倪、早期世界贸易体系初步形成的肇始时期,也是西欧商业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启动阶段。面对方兴未艾的世界市场,萨法维伊朗,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在继承传统东西陆路贸易网络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和参与海外贸易,增加外贸收入;另一方面抓住利用世界市场机遇,以国家主导方式进一步改善国内基础设施(驿站网络化),培育优势产业(生丝产业化),以高度专业化的国际营销手段,积极、有效地融入早期世界贸易体系。萨法维时期的伊朗成为连接和整合东亚、东南亚、西欧、地中海和环印度洋贸易圈的关键枢纽和节点,促进了东西方货物和贵金属货币的流通,为早期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哈梅内伊对现行国际体系的认知

作为当今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现行国际体系有着一整套独特而深刻的认知。从认知基础来看,伊朗近代史的创伤记忆形成其受害者的心理认识基础;琐罗亚斯德教和伊斯兰哲学形成其二元论的哲学基础;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形成了其变革现状的经验基础。从认知内容来看,反体系思想、对伊斯兰世界体系的理解、第三世界的理论构成了哈梅内伊对现行国际体系认知的主要内容。哈梅内伊的认知不仅体现了深厚的伊朗与伊斯兰传统历史文化的背景,而且对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使得伊朗对现行的国际体系兼具抵抗与融入两种特征。

论哈梅内伊的科技观

伊朗政府目前正在推行的“科技强国”“抵抗经济”等基本国策都与现任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科技观有直接有关。本文主要从科学技术的伊斯兰合理性、科技对国家崛起的推动作用、重视科技教育以及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等几个方面,梳理哈梅内伊的科技思想,以期更深入、全面地认识伊朗现行科技教育政策的由来。

论哈梅内伊的妇女观与伊朗女性地位的流变

作为伊朗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妇女观深受伊朗传统妇女观、伊斯兰妇女观以及伊斯兰革命妇女观的影响。哈梅内伊重视女性的家庭属性,倡导有别于西方的男女平等观念,坚定地支持性别隔离,同时也重视妇女教育和就业,推动妇女进步事业。哈梅内伊的妇女观对伊朗当代的妇女教育、就业和生育状况带来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引起诸多争议和不满。但无论如何,哈梅内伊的妇女观不仅深刻影响着当下伊朗妇女事业,也体现了伊朗当代领导人治国理政的现实手段。

沙特伊朗复交,伊朗或有更多期待

2016年,沙特处决了著名的什叶派领袖尼姆尔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警告要对此进行“神圣的报复”,沙特驻伊朗大使馆也因此遭到围攻,两国断交。2023年3月10日,双方在中国的斡旋下实现历史性和解。中沙伊三方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随后,国际社会见证了两国对复交的真诚愿望和坚定行动。

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全球反恐态势略论

201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等城市陆续被收复,"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和持续扩张已经结束,全球反恐已经进入了后"伊斯兰国"时代。从该组织发展规模、主导思想、流变特征来看,它源于"全球圣战主义"思潮,其本质是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糅合。"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的军事溃败并不意味着该组织的彻底消亡,或是其所倡导的"萨拉菲圣战"运动将销声匿迹。未来,该组织不仅会改变方式继续在这一地区活动,甚至还有可能改变活动方式并加速在全球扩散,乃至形成新一轮恐怖活动浪潮。为应对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恐怖活动威胁,国际社会需要科学、理性地认识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历史根源,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

从“同路人”到“致命对手”: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认知的演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通过对公开文献和近年来陆续解密的官方档案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知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并与其全球战略发展密切相关。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美国对外战略界对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关注迅速上升,但是对其背后的伊斯兰“圣战”思想了解甚少,其关注对象也仅限于伊朗和什叶派激进组织。为了满足美国全球战略需要,来自逊尼派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一度被视为对抗苏联扩张的“自由斗士”和“同路人”。冷战结束后,这些伊斯兰激进势力转而成为挑战美国单极霸权和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九一一”事件后,在“全球反恐战争”话语塑造下,“伊斯兰极端主义”被有意无意地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几乎变成了“恐怖主义”的同义语。近年来,随着美国重新强调“大国竞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已黯然失色。

哈梅内伊外交思想探析

哈梅内伊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从其外交思想的内容看,哈梅内伊既继承了霍梅尼的穆斯林大团结、输出革命、"圣战"等"政治伊斯兰"外交思想,又有发展,形成了用意识形态语言包装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平共处的国家间关系思想、形式多样的实用主义外交思想。从渊源来看,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既根植于伊朗传统和文化,也有着复杂的现实根源。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体现了伊斯兰革命的外交从霍梅尼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外交逐渐向哈梅内伊时代的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外交的转变。作为当下伊朗外交的指导思想,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对伊朗能够立足于中东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保证国家安全和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管最高领袖职位人选如何变化,哈梅内伊的外交思想核心将得以延续。

论波斯地毯艺术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传入与吸收

波斯地毯作为波斯帝国古老的编织艺术，随着历史上多次外来民族的入侵，在编织技艺和纹样设计等方面也深受这些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在蒙古人西征建立伊儿汗王朝之前，中国文化元素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并被波斯人初步认知。随着13世纪晚期伊儿汗国的建立，中国和波斯间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在此背景下，龙凤、云纹、龟鹤等传统的中国汉民族装饰元素以及中国北部的非汉族装饰元素全面进入到了波斯地毯艺术中。这些中国文化元素在异域的装饰环境下失去了它固有的文化内涵和特定寓意，在波斯地毯艺人的改造下与波斯本土的纹样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装饰风格，极大地丰富了波斯地毯的文化内涵。

塞西的“埃及振兴计划”正在进行

执政以来,塞西在埃及内政和外交领域的种种举措无不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埃及似乎正在进入“塞西时代”。如果说,一年前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还默默无闻地在背后推动埃及政局发展的话,那么从6月3日大选获胜那一刻起,塞西已经作为政治家正式走上了埃及政治舞台。竞选期间,塞西提出了“要在两年内让埃及人民看到真正的进步”的埃及振兴计划,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领域的种种举措无不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埃及似乎正在进入“塞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