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发展走廊建设新趋势与中非合作新方向

发展走廊是非洲国家推进地区一体化和实现国家发展转型的重要战略手段。非洲发展走廊建设的理念、目标和方式正发生深刻变化,构建多元化、立体式和参与型的生态格局,正成为建设2.0版本发展走廊的核心理念和主要方式。非洲发展走廊战略重要性的提升引发大国加大对非投入,推动国际社会对非发展合作方式发生转变,同时加剧大国在塑造非洲议程上的竞争。中国为非洲发展走廊建设作出突出贡献,在促进非洲发展和国际对非合作转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中国在非洲发展走廊建设上的前期优势转化为战略和制度优势,是新形势下中非深化合作的重要方向。

输家政治:非洲选举与族群冲突研究

与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往往出现选举失利者不接受选举结果的情况即"输家政治",西方学者多将这归因于非洲自身原因特别是族群矛盾或冲突。作者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1960-2012年间非洲大选中的输家政治现象,得出了不同结论。研究显示,非洲大选中的输家政治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60-1970年的非殖民化运动成功初期,1971-1991年的政治现代化倒退时期,1992-2012年"第三波"民主化时期。输家政治在三个时期的表现和深层次动因并不相同,总体上族群矛盾不能被认为是非洲输家政治的根本原因。定量研究显示,族群因素仅在第二个时期有统计重要性,但并不暗示明确的因果关系。定量研究还得出一个西方研究者往往试图回避的结论,即在第一个和第三个时期,外部介入都是非洲输家政治的重要诱因,或者说西方在非洲推广的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乱",非洲需要确保对自身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所有权。

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理论意义

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不仅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更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它不仅能提供来自新兴大国和非洲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洞察,还可提供有潜力改变既有线性思维模式的非线性国际关系理论洞察,更可提供源于南南合作和应对非洲复杂情况挑战的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洞察,进而为丰富、完善和发展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作出贡献。不仅如此,上述理论启示还对促进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有着重要意义。

土耳其对非洲地区的经贸合作

土非经贸合作近年发展迅速,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土耳其自1998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和相应的机制平台建设。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土非贸易、投资和援助都增长迅速,但土耳其对非政策改革和机制平台建设的政策效果尚未完全显现,主要因为土非经贸合作起点较低,量的增长并未导致质的变化,特别是土非贸易在土耳其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不大。因此,未来的土非经贸合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尽管土耳其对非政策的内部逻辑尚有待完善。

非结构性暴力增生与非洲动荡的常态化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非洲往往与诸如战乱、疾病、饥饿、贫困等负面印象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但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尽管总体形势不佳,但非洲远没有新闻报道中所描述的那么混乱与落后。就本文所讨论的非洲安全形势而言,它事实上要好于大多数新闻报道,我们不仅可从中发现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同时还可以看到非洲安全形势存在着广泛的多样性。

非洲冲突后重建：中国日益增长的作用

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正从促进向着保护的方向发展,这与非洲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国际体系转型的压力一道,呼吁着中国在非洲冲突后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已通过派遣维和部队、提供冲突后重建投资及其他支持活动,为非洲冲突后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由于多重不确定性的存在,中国未来在非洲冲突后重建中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新质生产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背景下,作为“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策部署,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为更好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世界意义,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深远影响,本刊特约4位专家就“新质生产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笔谈,以期推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政策性金融:理念与实践

我国在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作为中国特色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我国政策性金融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构建新型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塑造国际发展合作议程、推动国际发展融资治理有效性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未来,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需紧跟国际发展大势,继续拓展深化国际经济合作。

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观体系

随着中国迈向更高阶段的经济甚至物质性崛起,中国迫切需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观体系,当然这也是顺应当代世界历史潮流内在要求的应有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利益—责任—命运"三位一体"的共同体,总体上应大致遵循以下路径:首先通过继续坚持和平共处建构利益共同体,进而大力倡导和平共生建构责任共同体,最终实现以和谐共生建构命运共同体的长期愿景。这不仅符合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安全文化从霍布斯式向洛克式直至康德式发展的一般逻辑,也符合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史和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总体规律。而通过继承、升级和创新实现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与既有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和平共处、和平共生直至和谐共生,将是推动中国与世界由利益共同体向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迈进的必然方式,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政治化的影响与反思

2008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长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趋势。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政治化是其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国内政治层面,债务问题正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也是不同政治集团和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的重要工具。在国际政治层面,债务被视为介入、影响甚至塑造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和议程的重要工具,也被视为国家间在发展中世界竞争的重要领域。因此,全面客观理解债务政治化的影响尤为重要。总体而言,债务政治化虽然具有一定负面影响,但其强化了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需求,反而促使人们对它的认识逐渐回归理性。具体而言,债务政治化推动发展中国家构建债务问题认识体系、提高债务管理能力,促进其对国际债务治理体系的反思。此趋势有助于国际社会更理性认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关系,同时,对债务问题政治化的系统认识可以为新时代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合作提供有益启示。

21世纪初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及应对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东地区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由亲美和反美力量组成的地区力量格局。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相对衰落、两场反恐战争以及"阿拉伯之春"等因素推动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转换。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下降,新兴经济体逐步在外部军事干预等问题上对其形成有力牵制;地区大国借机扩大其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可望形成相互竞争和牵制的地区力量格局;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仍在持续,宗教地缘冲突将成为该地区政治的重要特点,中国中东外交的相互调整势在必行。

“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与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3月17—18日,＂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与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更安全世界＂组织联合举办。来自中国商务部、科技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非洲经济事务委员会、非洲联盟委员会,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肯尼亚非洲和平论坛、第三世界网络非洲分部、南非冲突转型行动支持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试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三大使命

未来十年既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确立的关键十年,也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关键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既要抓住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机遇创新发展,又要把握历史演进中的恒久因素合理坚持中国外交的既有理论成果或及时与时俱进地加以更新。这样,未来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便具有三大使命,即理论传承、理论更新和理论创新。其中,理论传承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总体思想的坚持;理论更新和理论创新则更多集中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兼论“中国海外屯田”说

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使中非农业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无偿援助与互利合作相结合、技术示范与投资开发并存、双边援助与多边援助互相补充等新特点。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形式多样的中非农业合作,促进了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非洲国家普遍的欢迎,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政治上进一步密切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友谊,经济上做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正确认识中非农业合作的现状与特点,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回应西方媒体炒作的所谓"中国海外屯田"说。

政治转型中的军人：军队特性与政变结果

军队特性是影响军队夺权结果的关键变量。在政治转型前,军队特性可分为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两类。这两种类型军队可从控制模式、介入政治纠纷程度和身份认同差异等三个维度进行区分。由于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在以上三个维度所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其在夺权行动中出现了行动能力、话语权建构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夺权结果的不同。作者以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军队为案例,阐述了政治转型之前军队特性对转型之后其夺权结果的影响,进而分析军队在政治转型后与文官争夺的主导权的斗争中获胜的原因。自主性军队行动能力强,同时凭借其军事特性可以实现与前政权的脱钩,并且其长期以来在民众中积累的话语权和灵活性优势也使其在与文官势力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因此能够夺权成功。而在依附性军队中,由于其缺乏自主决策能力,并且紧密卷入前政权事务,因此其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势力首先消灭的对象,故而其夺权行动往往失败。

“革命者的失望”与“革命联盟”内部分裂——对埃及和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参与者的数据分析

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

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非合作对国际发展合作的贡献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是国际社会就全球发展问题达成的第一个普遍性共识,其核心是建立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降低极端贫穷人口比重,非洲是其核心聚焦地区。从一开始更注重各自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到强调支持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再到目前支持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与建构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并举,中非合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中非合作为非洲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前者体现为对非洲千年发展目标前七项目标的直接支持,后者体现为带动其他国家更为关注非洲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和推动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发展。与此同时,中非双方合作中发展出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机制和动员的新资源,都将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建构作出重要贡献。展望未来,中国更大程度地参与南南合作,继续支持非洲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并与非洲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设置,共同推动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立。

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社会对非债务救助与中国的角色

支持非洲低收入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债务救助能够快速释放流动性,是国际社会对非救助的重要经济手段。目前,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国际金融机构对非纾困贷款、国际债权人对非双边承诺,正成为国际社会对非债务救助主要方式。中国是非洲债务构成和债务救助的重要攸关方,在国际社会对非债务救助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多边机制和国际团结合作有助于中国在对非债务救助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中国对非债务救助需妥善应对多边救助与双边救助、短期救助与中长期债务危机应对、中国贡献与西方媒体诋毁等多重关系。

内战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建与内部冲突--以叙利亚内战为例

在内战进程中,不同的反对派武装组织有时会构建起联盟共同反抗政府军,而有时则会相互袭击引发内部冲突。对于此现象的解释已是当前内战研究理论的重点。通过回顾既有研究对此问题提出的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解释,文章认为单纯的理念因素和物质因素均无法解释反对派联盟的形式与瓦解。因此,文章提出了一个将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进行整合的分析框架,分析理念因素与物质因素交互影响反对派联盟形成和内部冲突。在政府军实力较强的情况下,理念因素无法起作用,而反对派内部实力均衡与否也将使得理念因素对联盟构建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外部支持则会加强理念在反对派联盟形成中的影响作用。文章以叙利亚内战作为阐释性案例,采取案例内比较的方式,对提出的逻辑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