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村级协商民主的提升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小古城村“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经验分析

村级协商民主是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村级协商民主能够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调动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在乡村振兴时期为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需要构建起村级协商民主的新路径。通过对浙江省小古城村协商民主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发现,该村通过实行党建引领促进村级协商民主开展、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协商程序规范确保协商活动有序、监督落实到位展现村级协商民主成效等制度,真正实现了“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因此,在乡村振兴的新时期以小古城村的经验作为参考,发展村级协商民主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为村级协商民主提供根本保障;培育村民权利主体意识,营造民主开放的协商氛围;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促进村级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构建数字化协商平台;发挥村级协商议事组织功能,提升协商主体能力。

经营型治理: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中村庄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关中西部石头坡村的个案分析

乡村振兴中所演化出来的经营型治理逐渐成为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村庄治理中的一种有效模式。以关中西部一个村庄的个案为研究对象,从乡村经济-政治二维视角出发探析了经营型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治理所演化的逻辑转向。研究发现,村庄治理中的人才带动、公司化运作、国家政策的事中支持和针对乡村发展的阶段性任务转向共同形塑经营型治理的村庄治理格局。这种经营型治理对中国的乡村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经济型能人成为村庄的治理主体,经济型治理手段成为村庄的治理方式,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成为村庄治理的机制,村庄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

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两者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贫攻坚改善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以产业扶贫为抓手,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为贫困地区创造了益贫式的发展环境,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打下坚实了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既巩固了产业扶贫的成果,又化解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非均衡矛盾,有利于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从而巩固提升了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为进一步稳定脱贫攻坚的成果提供了新的保障。做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既要抓好梯度跟进、又要抓好优化升级,进而提出继续推广脱贫攻坚形成的经验、推进产业扶贫的优化升级、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服务、提高农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

转型与超越:乡村振兴背景下牧区合作社的功能演化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民合作社是实现产业兴旺的有效主体,也是促进乡村组织振兴的坚实基础,其多维功能对于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调研基础上,以案例形式呈现了合作社功能演化的逻辑及其背后的驱动元素。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牧区合作社的功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即在以三产融合、乡村治理的多元化、人才要素聚集以及明确的代际分工等积极因素驱动之下,牧区合作社在生产基础上呈现出了良好社会效益、成为吸引人才返乡就业的有效平台,合作社逐渐演化为乡村治理的新型主体,并且有效实现了牧区产业与文化传播的有效融合。这种转型与超越有效地促进了牧区合作社功能升级,对于乡村振兴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欠发达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治理逻辑与政策优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目标任务,已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农村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各级政府在实践层面需要加快探索的一项重大政策议题。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对于有效巩固脱贫成效,实现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本研究从治理的视角探析了欠发达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逻辑,认为欠发达地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衔接中,在治理模式上由探索性的运动式治理向制度性的常态化治理转型;在治理主体上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过渡;在治理对象上由贫困治理向乡村社会综合治理全面转型;在治理重心上实现从上到下的转移;在治理方式上需要实现梯度化的推进。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欠发达地区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与制度创新——基于陕南汉阴县“321”乡村治理模式的分析

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善治的基本目标,对于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陕南汉阴县的“321”乡村治理模式作为“治理有效”的重要探索,实现了治理主体从纵向一体化的治理功能向纵横一体化治理功能的转型,乡村治理的重心下移并形成了多单位治理格局;这一治理模式通过自治平台的建设,使村民自治能力获得了有效提升,并且以法治为保障促进了三治合一治理体系的形成。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应该具备治理主体的协同化、治理方式的精细化、治理手段的复合化和治理目标的现代化等特征。

乡村振兴中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机制与减贫作用探析

乡土知识具有确保农民生计安全,促进贫困户精神脱贫、产业脱贫和实现绿色减贫的功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土知识的惠益分享是实现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结合对不同地区乡土知识促进减贫内在作用案例的分析,力图解释现代科学知识话语体系,城市化、市场失衡和法律制度不健全对当前乡土知识惠益分享形成的困境.提出乡土知识的发展需要追求和谐、包容、独立的发展理念,培养乡土知识的继承人,在公平贸易基础上加大对于乡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并加强对原住民权利与利益的保障.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成果拓展的逻辑探析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时期形成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机制,如精准化治理机制、协同治理机制、驻村帮扶机制、监督考核机制等,这些经过实践验证的宝贵经验为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基于乡村振兴所具有的全面性、整体性、持久性、复杂性等特点,脱贫攻坚成果需要进一步拓展,才能更好地应用于当前农业农村的发展实践中,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乡村治理问题、实施网格化治理、进一步强化社会和市场力量、完善议事协调机构运转、因村派人、建立驻村帮扶长效机制、深度整合调动各类监督主体等方面。

由点及面: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

确保乡村振兴无缝链接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着眼整体治理视角可知,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呈现出了"由点及面"的特征,包括治理对象扩大化、治理任务丰富化、治理场域拓展化、治理资源全面化和治理思维合作化等内容。当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依然有着较多治理任务延续,如产业振兴立足扶贫产业发展、振兴主体队伍吸纳扶贫人才、文化振兴承袭扶贫扶智工作、组织振兴借鉴扶贫行动架构以及振兴机制传承扶贫治理经验。同时,为了开展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工作,也要推进较多的治理升级,既要依托乡村振兴发展消解相对贫困,借助多元主体合作改变治理思维,也要积极尝试乡村振兴区域合作模式,并系统构建完整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

乡村振兴下农村科技创新体系重塑:困境、逻辑与路径

科学重塑和整体优化农村科技创新体系,既能培育现代农业发展新动能和塑造农村产业新形态,也能有效强化乡村振兴的智力供给。但实践中,不少地方的农村科技创新体系却面临着较多难题,包括政策繁杂且落地较慢、资金匮乏且监管较少、人员短缺且压力过大及受众认知有限且参与不足。因此,为了真正发挥农村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价值,必须定点破除难题和准确提供完整的重塑策略。一方面,厘清科学配置农村科技创新要素的优化逻辑,具体涵盖构建开放生态、遵循包容原则、追求效率目标、注重应用导向和执行调适规则等内容。另一方面,系统整合农村科技创新的各种资源,进而从制度构嵌、政策互撑、资金注入、主体联合和绩效评测等方面推进重塑工作。

数字乡村建设助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逻辑: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然而许多脱贫地区由于区位劣势和先天资源不足,仍然面临返贫风险。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成为了脱贫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成果巩固和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帮助脱贫地区应对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禀赋不足、产业发展落后、公共服务滞后、内生动力不足、治理效能低下等一系列原生弱势和发展瓶颈。尽管如此,当前数字乡村建设仍不成熟,城乡数字发展水平差异显著,脱贫地区数字技术应用普遍存在惠民程度不高、资源统筹不足、安全隐患众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实施统筹融合的发展路径、以民为本的发展路径、成效导向的发展路径以及安全发展路径,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的质量,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国家-地方-社会: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探析——以苏陕协作为例

作为迈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关键一环,东西部协作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性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以协同治理为理论依据,通过对东西部协作中苏陕协作各主体合作过程的分析,发现其遵循“国家-地方-社会”的实践逻辑。其中,在国家层面上,中央政府作为领导力量洞悉各区域之间的关联性,从全局做好统筹规划和要素分配;在地方层面上,东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在纵横府际通力合作,打破行政壁垒进行自上而下的任务传导;在社会层面上,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通过优势互补与资源置换,推进生产要素在东西部地区的双向流动。研究发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为区域协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地方治理责任制、考核评价体系、人才供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共同富裕耦合性等方面出发,以应对目前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新挑战。这既有助于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注入动能,缩小区域差距,又能促进跨区域协同治理,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国内大循环的良好对接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起“助推器”作用。

耦合性治理:高原藏区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保护的共融--基于Z县脱贫攻坚经验的总结

中国脱贫攻坚胜利不但实现了现有标准下高原藏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而且在解决贫困问题中所探索的治理经验为深度贫困地区探索县域治理路径和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基于对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Z县的调研,探析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如何实现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保护的有效耦合,从而间接推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在Z县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以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保护共融的耦合性治理模式不但实现了高原藏区如期脱贫,而且为今后高原藏区和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

“一体两翼式”治理下的“三治”融合——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为例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乡村善治和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的乡村治理为例,结合相应的案例对“三治合一”在基层的运作逻辑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探析。发现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底线、德治为辅助的一体两翼式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三者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善治格局的形成。

后扶贫时代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巩固中的韧性治理

深度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中的重中之重,其脱贫成果巩固是实现稳定脱贫和高质量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底线工作。在以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的2020年后扶贫时代需要从理论层面对贫困治理进行科学的审视和有效的总结来更好地指导实践。韧性治理所抽象出来的核心思想对于后扶贫时代脱贫成果的巩固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与借鉴意义。本文基于韧性治理的基本逻辑,从脱贫成果巩固中的主体韧性、客体韧性、载体韧性三个方面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的巩固进行了阐述。后扶贫时代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的巩固需要建立面向脱贫人口的返贫预警机制与防贫政策体系,通过乡村振兴、社会综合治理、文化惠民工程、东西部扶贫协作等政策来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的巩固。

基层减负视角下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逻辑探析

议事协调机构作为县域治理过程中的非常规官僚组织体系,在实现县域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从基层减负的视角审视了议事协调机构与基层减负的关系,所提出的双轨制的治理理论为基层减负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官僚组织体系内部常规化组织体系与非常规组织体系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减负效果式微。要从根本上推进基层减负必须逐步改良县域治理所依附的组织体系,尤其是加强非常规官僚组织体系的规范化治理,将议事协调机构的考核纳入基层减负的考核范围,从而构建常规化官僚组织体系与非常规官僚组织体系相兼容的减负体系。在县域治理过程中,为配合做好基层减负,需要进行非常规官僚组织的规范化治理,主要包括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的数量,提升议事协调机构的规范化管理能力,加强县一级议事协调机构自主设置决策权,注重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考核与监督。

议事协调机构与基层减负:基于组织场域理论的逻辑探析

作为非常规性的组织体系,议事协调机构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有效的统筹与协调作用,是国家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从组织场域的理论视角出发通过案例研究对议事协调机构进行分析,发现僵化的职责同构体系使得议事协调机构总量庞大,缺乏地方适应性和创新性;任务与编制压力向下传导使得基层工作应接不暇;常规性的组织体系与非常规性组织体系信息不对称导致基层疲于资料留痕;议事协调机构成员单位数量的泛化使基层的负担进一步加重。面对上述难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规则并强化办事章程,从而为基层减负创造良好的组织场域。

农村基层治理困局与优化路径:治理资源运转视角

全面优化农村基层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既能够强化引领乡村振兴的治理能力,还能够重塑乡村建设发展的环境生态。治理资源要素是影响农村基层治理的"元问题",借助治理资源运转视角观测农村基层治理,可以构建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即治理资源的筹集、配置、流动和代际更替构成了农村基层治理的全程"画卷"。然而在实践中,农村治理资源的整体性短缺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治理运行的首要难题,从源头上阻碍着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有序推进,具体表现为资源外流侵蚀基层治理基石、主体弱化阻断基层治理落地、治理资源流动缓慢降低基层治理活力、资源断层阻碍基层治理创新。面对客观形势,理应将充实治理资源和提升资源流转效率作为破解农村基层治理困局、优化基层治理工作的核心路径,既要整体布局、科学配置农村治理资源,积极培育充足的农村治理主体,也要精准促进治理资源流动,不断集聚与革新农村治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