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星祭祀：中国古代农业祭祀文化兴衰的一个考察

灵星祭祀是中国古代农业祭祀之一,其主要祈愿在于求雨,乃西汉以降一直延续至明代的农神祭祀。它源自周朝的郊祀祖先之礼,汉高祖八年,令郡国县设立灵星祠,并以后稷配享祭祀。该种祭祀主要通过呈献血祭、表演舞蹈来愉悦神灵,以达到祈农报功之目的。两汉时期的灵星祠祀十分兴盛,表现为分布范围广、祭祀规格高;及至南北朝以降则渐趋式微,呈现为祭祀规格不断降低且不被重视;至明代洪武三年最终被废止,存续时间约十六个世纪。灵星祭祀在西汉初年的兴起与昌盛,反映出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风调雨顺的祈盼。而灵星祭祀的衰微则与被同类祭祀活动替代有关,至明清时期,先农、社稷、雩礼等成为主流的农事祭祀。

《秦农业历史研究》简述

樊志民，男，1957年3月生，陕西省洛川县人。1981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1996年获农业史专业博士学位。1997年晋升教授并被遴选为博士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兼任农业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科技史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学科组评审专家、陕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历史学专家组成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等职务。

甘肃什川古梨园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策略研究

什川镇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当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条件使古梨园拥有近五百年的历史。什川古梨园以其独特的栽培技艺和生态系统成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拥有重要的文化、科学、生态、药用、历史等价值。近些年古梨树的发展面临梨园面积大量缩减、梨园生态系统濒临消亡的巨大威胁,分析认为主要来自管理、市场、生态、旅游、历史等层面。古梨园在社会多方面的关注下,已经营造了不少有利的保护和发展条件,以此为契机,还应从法规建设、转变发展模式、加强宣传教育,尤其是恢复古法种植等方面寻求古梨园保护与开发有效的策略与途径。

20世纪前期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森林调查历史研究

中国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这对于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中国东北地区的森林一直是其垂涎的采掠宝库。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从而获得更多的森林资源,满足日本对林木日益增长的需求,日本开始把目光聚焦在中国东北地区。为了弄清楚中国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面积分布、储量等,最终实现霸占和掠夺中国东北地区森林的目的,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森林进行了前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调查。

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农业移民对日本列岛的影响

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农业大发展的时代。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农耕文明的优势充分彰显。其泽被范围,逐渐突破了中国大陆,向着与中国仅隔一衣带水的日本列岛蔓延。为逃避战乱与暴政而举家迁徙的中国农业移民,带着本土的农业文明因子,在日本列岛上上演了一部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社会变革的海外版余波,并与当地的原住居民一道,开启了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弥生时代,对此后的日本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农牧关系: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中国”边界

历史时期形成的旱作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旱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的,种养结合且结构功能较为完整的农业类型;而所谓游牧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游牧业为主,结构功能并不完整的农业类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伴随作为游牧农业因素的家养牛羊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后出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开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形成并逐步发展;至晚商时期开始,家马的出现与用于骑乘,使得上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或分化、或转型,在晚商西周春秋时期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之间基于农业类型的差异而形成的界限逐步明晰化,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农牧关系。农牧关系的形成导致晚商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变动,中原王朝与蛮夷戎狄的界限开始萌发并逐渐明晰,彼此之间的冲突融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同时,西周王朝关于"中国"的地理边界得以明确,"中国"概念的形成标志着早期国家突破了"华夏"血缘族群认同的唯一纽带,地缘政治认同开始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在西周王朝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

金代农业伦理思想研究

金代农业伦理思想主要包括重农思想、种植伦理思想、畜牧养殖伦理思想。重农思想表现在统治者敦劝农功、不违农时、农时禁酒、谨防伤农、予民农田、爱农利农六方面。种植伦理思想体现为“顺天时”与“量地利”两方面,后者具体表现为“风土之宜”“相土制宜”“尽地之利”三个层面。畜牧养殖伦理思想主要体现为畜牧业中对牛马的爱惜保护和养殖业中对蚕的悉心呵护。金代农业伦理思想是中华先民自周以来形成的农业伦理思想的延续。

清代新疆“官营”农业转轨路径研究

通过对清代新疆“官营”农业的兴衰过程的考察,发现清代新疆“官营”农业生产是为经略边疆而实行的一种国家农业经营行为。通过这种农业经营,国家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农业产品,以支持其政治军事活动对粮食的需求。这种“非常态”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国家经济行为,随着边疆社会状况的日益常态化,其经营的弊端和面临的困境也在日益加深。清朝统治者为改变新疆“官营”农业的经营困境,采取了改屯升科、携眷屯垦、遣犯为民、裁屯归民、渐变转轨、变革营屯、变革土地制度等转轨措施。“官营”农业的转轨促进了新疆自耕农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也有利于边疆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开发研究

抗战时期,党领导抗日边区军民全力开发边区农业土地资源、林业资源、牧业资源,战胜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夺取了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也给边区生态环境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同时建国后在全国各地教条式照搬陕甘宁边区时期农业开发的经验,也对后来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些影响。

安徽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初探

大汶口文化时期是安徽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该地区原始农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作者梳理近年来的植物考古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安徽淮河流域在大汶口文化时期阶段实现生业经济由低水平食物生产向原始农业为主体的转变,粟、黍的种植在本地区不断普及,与原有的稻作农业传统融合,呈现出以稻粟并重为特色的稻旱兼作种植模式。原始农业的发展受到气候变化和文化传播、发展的双重影响,大汶口文化晚期气候条件的改善和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快速发展,而原始农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繁荣局面。

《诗经》农业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周代社会生活反映的《诗经》,蕴含着丰富的农业伦理思想与观念,主要包括"重农劝农""顺天守时""量地尽利"。"重农劝农",指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特别重视农业而非其他产业,将劝农制度化。"顺天守时",指时人主动顺应自然节律,积极因循农时节奏,以安排农事与生活。"量地尽利",指时人主动顺应地域风土,积极辨识与改良土壤,以进行农作生产。这些思想是中国古代农业伦理思想的关键要素,《诗经》时代是中国古代农业伦理思想发展的奠基期。

近代农业科学试验在西北地区的引进与技术推广

近代,随着西方农业科技的引进和推广,农业试验机构开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其中,既有主要从事改进棉花与小麦等农作物品种的西北农事试验场、斗口农业试验站等机构,也有以畜牧业为主的西北畜牧改良场、山丹军牧场等试验单位。此外,以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为代表的培养农业专门人才的教育机构也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农业试验和技术推广,为近代西北农业科技的进步作出了一定贡献。近代农业试验在中国西北的兴起和发展,对改变当时这一地区落后的农业生产面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古代果树栽培与利用的特色技术研究

我国古代先民在果树栽培利用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技术。其一,特色肥料、治虫、防冻技术。特色肥料技术指用粪、死鼠、泥、米泔等废弃物进行沤熟、浸泡等操作;特色治虫技术指以植物、动物为材料进行堵虫洞、浇果树、以虫治虫等操作;特色防冻技术指以废弃枯枝、杂草进行烟熏、覆盖等操作。其二,特色栽接、座果、更新技术。特色栽接技术指依据果树特性,顺应其阴阳方位、地域等保证果树成活的操作;特色座果技术指通过疏花果、尽地利、修树等促进果实结果的操作;特色更新技术指通过纵伤、常种、炙树等使果树焕发生机的操作。其三,特色采收、加工、贮藏技术。特色采收技术指利用箍树进行采收的操作;特色加工技术指以烂果为原料经过密封、击打等对烂果进行充分利用的操作;特色贮藏技术指采用密封、植物间相互作用、暴晒等来保存果实的操作。这些技术保证了果树增肥、治虫、防冻、繁实、保存等种植与利用环节的顺利开展。古代果树栽培中的特色技术客观上促成了古代果树种植的低消耗、无污染、可持续的特质。深入挖掘和强调传统果树特色技术的价值,对现代果业困境的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稻旱关系: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华夏”意识

对中国农业发生、发展和中华早期文明演进的路径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与相似性,为系统探索农业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以来,古代中国南北方各自形成了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两种带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在两种农业类型之间产生的"稻旱关系"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进程。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和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呈现出相互交流迹象,并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秦岭-淮河一线形成了一片稻旱混作农业区为标志而达到高峰;然而,史前洪水事件与先民平治水土的活动使彼此交流互补的稻旱关系走向分异独立,与平治水土相伴而生的华夏族对苗蛮族的持续打击,则使华夏、东夷、苗蛮之间的族群界限明晰化,从而促成了历史早期"华夏"意识的初步形成。稻旱关系的分异一方面使得史前中国南北格局得以终结,另一方面促成以华夏族为首的"泛北方地区"开始形成,从而为历史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即稻旱关系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牧经济格局的历史考察

战国秦汉以来,我国北方逐渐形成了以"龙门—碣石"为界的农牧分界线。魏晋南北朝时期,农牧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由于各民族进入中原的时间略有不同,"汉化"的程度差异很大,再加上战乱,这一时期北方农牧经济格局的演变经历了漫长而反复的过程。魏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雄踞北方,部分少数民族开始进入中原,农牧经济格局受到冲击,牧业开始向南推进;随着西晋的灭亡,游牧民族如潮水般涌入内地,畜牧带大幅度向南推移。然而,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转而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又重新占据优势并向北推进。这种变化为隋唐时期北方经济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政府与民间的双重构建：两宋农贷体系的历史学述评

两宋时期,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由国家农贷和民间农贷双重结构组成的较为完备的农贷体系。该体系内各组成部分自发地产生了较为明确的分工以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了广泛的支农惠农范围和较强的支农惠农力度。虽然两宋农贷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基于政府与民间的双重构建,两宋时期的农贷体系依然为两宋农业社会的长久维持和稳定运行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西北牧草资源改良思想初探

民国西北牧草资源改良思想,是科技工作者在认识这一地区畜牧经济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内容包括通过划定永久牧场、厘清草地使用权与所有权,解决农业与牧业以及牧业之间的冲突;培育优质牧草、铲除毒草,提高草场生产力,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改变粗放型放牧方式,实行集约化放牧方式,发展饲料加工业,确保牧草资源的合理利用等。这些思想的形成,是民国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助于西北边疆地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

晚清以来西北地区的行道树

左宗棠在经营西北过程中进行环境建设,栽植行道树。虽然晚清民国时期西北各级政府颁布保护行道树的法令法规,但行道树依然遭受严重的破坏。经济衰败、百姓生活贫困、政府官员肆意砍伐,为其主要原因。生态环境保护应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步进行,也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和监督。

农业类型的演变与戎狄族群的兴起

农业类型的差异是古代中国区分华夏与戎狄、我族与他族的重要指标之一。春秋以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形成了旱作农业、非典型游牧农业和游牧农业三种具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地区农业类型的趋同发展与区域内部的频繁交流,是造成华夏与戎狄在族源关系上呈现复杂面貌的原因所在。晚商以来,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的发展演变呈现出区域性差异:甘青地区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率先向游牧农业类型转型导致西戎族群最早成为威胁商周王朝西部边疆的劲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西辽河流域非典型农业类型的分化,使北狄族群出现于山陕北部与燕山南麓地带。

唐虞早夏时期晋南环境变迁与农业技术选择

晋南地区是我国旱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自古以来便是全国重要的农区。然而,在唐虞早夏时期,伴随着剧烈的社会环境变迁和史前全球性气候事件下当地自然环境的逐步演变,从农业技术选择的角度上来讲,当地先民们,在传统旱作农业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局部性地采取了稻作农业技术,使得稻作农业在晋南地区经历了从无到有、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