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本维度

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动力;与之同时,科技文化交流又是涉及2个或多个文明体系之间的接触与碰撞,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涵,涉及这些文明体系众多的层次与方面,因此,从不同角度关注历史时期的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既有助于推进科技文化交流史研究本身的深化，也是认识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路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是如此，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来解析。

辛树帜与中国农史研究

我国科学意义上的农史研究，即以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指导进行的农史研究，酝酿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真正出现。自此至新中国成立前，农史研究仍是自发的、分散的、初步的，农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仍然处于萌芽时期。而辛树帜先生作为农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汉阴凤堰古梯田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策略探析

凤堰古梯田修建于清代,处于移民开山辟田与外来作物引种的历史背景之下,是陕南地区移民农业开发的历史见证。凤堰古梯田作为目前秦巴山区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梯田。时至今日,古梯田农业系统内旱地与水田共存的农业景观在梯田类农业文化遗产亦是特殊的存在,具有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凤堰古梯田的存续面临着多重威胁,亟需有效保护和开发。

以色列“无缝隙”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

先进的农业科技对于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突破资源环境对农业发展的约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农业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推广服务等环节的衔接不畅会大大降低农业科技的效率。本文分析了以色列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无缝隙"衔接特征,指出了其对中国构建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启示,并给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水土保持史研究综述

基于水土保持在环境治理与保护工作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历史时期水土保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主要集中于水土保持名词由来、水土保持理论与技术体系、水土保持制度体系与环境治理思想、水土保持专家群体等方面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促进当代水土保持与环境治理活动、推动中国环境史学研究,但是仍需要开拓,在诸如近现代水土保持问题、水土保持在中国环境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水土保持自然与社会属性互动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道家学说与农耕文化

有人讲道家是＂参天地之化育＂的大学问,那么道家学说理应与中国传统农业（学）具有比较密切的相互作用与联系,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我们试想就此予以申论,敬希方家指正。一.农蕴诸学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在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华农耕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这一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且也是城市文化,官、商、兵乃至知识分子的文化＂。

脆弱的道义: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运行悖论之检讨

历史时期官府向贫民发放救助性借贷而形成的赈贷制度,是中国古代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道义色彩。儒家治国理念兴起之后,对灾荒赈贷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道义强化,明晰了其独特的价值约束:以中下等贫困农户为放贷对象、不以取息盈利为目的、持续的“活民”职能、较短的时间约束等。但统治者道义自觉的不稳定、官吏在放贷时追求私利的普遍性、日益拉长的运行链条、国家在农村金融市场中逐利的内在冲动等,使得“最需要钱的人最贷不到钱”,“名义上是救助性的低息放贷,实际上却是高利贷”,“需要放贷的时候却得不到”等现象频频出现,彰显了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背后道义约束的脆弱。

南方的茶文化与汉唐时期的华北社会

茶文化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饮食文化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有学者把茶叶、茶文化作为一种非华北本土起源的文化来看待,探讨这一＂外来文化＂在华北的流行情况。（2）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华北社会对待南方茶文化的态度,

中国传统农民的生存安全追求——以陕西洛川居生村为例

中国古代农民重视生存安全的保障问题。以陕西洛川居生村为例,村落居址的选择、有效的院落设计与建设、国家的保护功能、村社共同体和多样的防御工事等是中国传统农民的生存安全追求的重要保障。

律法与业报——宋代耕牛保护体系研究

牛在中国古代农耕经济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历朝历代都相当重视对耕牛的保护,并颁布了一系列保护耕牛的措施。在宋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形成了独特的耕牛保护体系。在律法方面,宋廷对不同程度的涉牛案件均有着极其详细的刑律规定。宋代基层民众则主要通过利用鬼神与业报相关的护牛文化以防止涉牛案件的发生。北宋初年至南宋末年,官方的耕牛保护政策与民间的护牛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北宋初年到末年的一个回落期,再经历南宋初期之高峰期后略有回落,但存在南宋仍整体严于北宋全时段的这样一个周期规律,这主要是由于南宋的人均耕地面积偏低和长期的军事压力所致。

中国古代海红果的名实考察与价值利用探研

海红果是我国黄土丘陵沟壑地区一种珍贵的本土稀有树种资源,栽培历史至少达千年之久。古代劳动人民在栽培海红果树的过程中,形成了精细的栽培技术体系,并在利用其食用价值的同时,充分挖掘和利用其观赏价值、经济价值与药用价值。海红果的栽培及其在古代生活中的多元利用,印证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独特的生存智慧,承载了悠久的中华农业文明和厚重的农耕文化。时至今日,散布在陕晋蒙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古海红果树群,已成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的重要内容。

近代地方志所见野生动物益害分类及认知观念变迁

把野生动物分为有益和有害动物,为近代地方志物产动物部分编纂所采用的一种分类方式。这种分类方式以野生动物对人产生的益害为标准,把古代社会形成的害兽观念与近代引进的害虫、益虫、益鸟、益兽等观念结合在一起,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特点。近代地方志在构建有益和有害动物种类的过程中,对诸如刺猬、鼹鼠、麻雀等动物的益害属性存在着争议,但是其中展现的保护有益动物和捕杀有害动物观念,与古代社会野生动物保护与捕杀观念有着明显的不同,反映了近代社会对野生动物的一种认知。近代保护有益动物的观念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

传统农业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农业科技与文化作为活态的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在中国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我们一般会把它看作是落后与过时的东西。就在我们全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发达国家却提出'向中国传统农业学习'的命题。这是发思古之幽情吗?理应不是。他们应该是感受到了现代农业的某些缺失,而体悟到了传统农业的某些价值。那么中国农业具有哪些优良传统、价值与意义,何以能数千年可持续发展?我们中国人有责任、有权利予以解答。

有毒植物胁迫与农耕兴起

目的为了更好地认识农耕兴起的原因,从现代生态学和毒理学的角度研究有毒植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方法对关于有毒植物的史料记载整理研究,结合农耕的发展进程,分析了二者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有毒植物的毒性方程抑制了脊椎动物的取食行为,因此改变了它们的食物构成,而且植物化感毒性对稳定的农耕起到了推动作用。结论有毒植物胁迫是农耕兴起的诸多因素之一,特别是从有毒植物到食物作用的进化,从植物化感毒性对农耕稳定的作用等方面促使人类作出农耕的选择。

国家效用函数调整、公有产权扩张与农贷职能拓展——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贷制度演变的经济史考察

我国的农贷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演变,放贷对象更加偏好"组织起来"的农民而不再是单纯的贫困农民;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代替了农户家庭成为主要放贷对象;更加强调农贷的生产性用途,用于贫困农户生活消费受到了很大的挤压;农贷利息发生了结构性分化,农贷的救济性色彩因更加强调偿还性而有所弱化;国家银行直接发放农贷的职责越来越多地下放给了农村信用社,等等。农贷制度的结构性演变与国家效用函数调整密不可分,是国家追求公有产权扩展、加强农村金融资源控制和推行"赶超战略"的必然结果。

2011年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 重回长安,创意自然

中国人有浓郁的周秦汉唐情结,外国人有神秘的东方文化向往。重提长安,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由此产生了共鸣。为什么是西安？自1851年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园艺博览会（以下简称＂世园会＂）以来,

试论科举制与宋代书院的兴起

宋代以文治国,以科举取士,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建设书院,书院的教材、内容和科举考试内容大致相同;书院以教书育人科举应试为目标;师资也由有科举考试经验的名师组成;书院的藏书扩大,丰富了教学资源。书院修缮科举制的不足,推动了科举的良性发展;新儒大师对于只重各利的片面科举观的矫正,对后辈的科举取仕影响重大。可以说,科举带动了书院的兴起,书院也推动了当时科举制度的改革。

从“抵斗还官”到“量取息米”: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利息策略的演变与道义困局

赈贷是与赈粜和赈给平行的救荒举措,旨在满足灾民或贫民借贷口粮、种子、牛具的基本需求。在实施赈贷之际,被救助者的贫困社会属性和救荒的道义正当性,内在地要求官府采取"秋成抵斗还官"措施,不收取放贷利息。但救荒资源的经常性短缺、备荒仓储难以持续运转和日常化赈灾造成的财政压力,倒逼着"量取息米"政策的出台。而收取利息的赈贷行为,又违背了该项制度的设计初衷。从"抵斗还官"和"量取息米"的策略演变,折射出古代灾荒赈贷制度运行的内在道义困局。

汉唐间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在江南地区的本土化发展

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体系率先成熟于秦汉时期,是以北方旱作农业为基础所形成的,所以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汉唐间,伴随中央政权对江南地区的次第开发,传统农业技术的诸多元素也源源进入江南地区,催生了稻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对江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我们亦不难发现,源自于北方地区的传统农业技术不是立竿见影地在江南地区产生普遍影响,而是存在一个不断本土化的过程,至唐代,这一过程大体完成,因此也最终引发了江南经济的真正的繁荣。

农业进程中的“拿来主义”

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曾高度称赞中国人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这一段“采纳和吸收”的过程常被我们忽视,然而,它对于中国农业的自我更新与发展却着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化”的生活黄瓜（胡瓜）、大蒜（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