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以大学为依托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价值与限度——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

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阐述了建构以大学为依托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价值,指出建构以大学为依托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既是我国建立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加强多元化农技推广力量发展的有力举措,更是对政府主导型农业推广体系的一种补充和完善。论述了以大学为依托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限度,指出其面临可持续性发展、体制身份认同、综合功能发挥、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等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

社会变迁背景下农业科技传播机制创新——基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阎良区甜瓜“试验站”个案分析

中国农村改革业已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使得农村的农业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机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当前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文章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阎良区甜瓜试验站的农业科技传播机制为例,试图探索适合农村社会变迁背景下农业科技传播机制创新的有效路径,以期为国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

＂农林科大模式＂：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典型经验

"农林科大模式"在推广载体、推广目标和推广机制等方面具有较强创新性。它着眼产业发展,创新农技推广载体;面向农户需求,提高推广效率;整合多方资源,增强推广能力;改革管理机制,保障农技推广力量。它对于完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和提升基层农业推广能力有启示价值。在健全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进程中,"农林科大模式"的活力和吸引力还在于它具有可移植性。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创新的“农林科大模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突破原有以行政区域为单元的农技推广界限,探索建立政府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以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吸纳企业、地方经济组织和农户参与,与区域农业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新模式,可称之为"农林科大模式"。它是国家现行农技推广体系的重要补充,对于探索和建立高效、快捷而又能够持续运行的农技推广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较强的推广价值和重要的借鉴作用。

“试验站”:西部地区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探索——基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以行政性为主导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制之间的不匹配逐渐彰显,而且两者之间的张力共同引发了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创新的多元化发展。在当前农村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基于区域农业的特征,以农业大学为依托的"试验站"模式,开始显示其特有的优势,并且在与地方政府和农民直接的互动中,达成"产学研"三位一体的效果,尤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等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但由于这种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其中不乏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考察这种推广模式的运行实践以及制度环境对新时期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社会适应差异性研究

在社会流动背景下,因婚姻的缔结而产生女性人口迁移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婚姻迁移女性并非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她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根据迁移目的和迁移过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传统型、回迁型和双迁型三种类型,三种类型的婚姻迁移女性在一般特征和社会适应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

农村迁移老人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

【目的】分析农村迁移老人定居城市的意愿以及影响他们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方法】以对西安市农村迁移老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村迁移老人定居城市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有超过一半的农村迁移老人具有定居城市养老的意愿,年龄、健康状况、居住模式、住房条件、与同住子女的关系、社区参与、配偶是否随迁对农村迁移老人的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结论】统筹城乡综合考虑迁移老人的公共服务需求,从社区层面的构建迁移老人的社会参与机制。

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及启示意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虽说社会工作在百余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农村社会工作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甚至一度中断于美国,后来又处于边缘化的发展状态。近年来,随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农村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农村社会工作又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并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文章旨在梳理农村社会工作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研究领域、遭遇的现实问题以及研究视角的转向,期望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有所启示,使之与城市社会工作能够均衡发展,相得益彰,共同应对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所浮现的重大社会问题。

“双轨政治”重构与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激活基层行政研究的社会学传统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农村基层行政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后果。通过激活农村基层行政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建构"双轨政治"的理想模型,总结当前农村基层行政的特征,并结合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丰富经验,提出依法行政的体制改革仍需尊重基层社会的自治传统,充分利用有效的自治资源,支持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和团队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公域、私域与公私秩序:中国农村基层半正式治理实践的阐释性研究

本文以＂公域、私域与公私秩序＂的理论框架分析中国农村基层半正式治理实践的存在空间、实践机制及变迁轨迹。研究发现：在帝制时代,公域里的法制与私域里的礼治是异形同构的关系,都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折射;通过绅士的连接,正式的官僚制与非正式的乡土社会治理之间形成了一套精巧的秩序衔接机制,共同维系了帝国秩序的稳定。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政府越来越强调政体建设的重要性,公域里的治理逻辑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性治理日益兴起;私域里的秩序形成机制在现代性的入侵下正在碎片化中进行要素的重新组合,但尚未完成重构的过程。一快一慢的两个节奏,破坏了二者之间的协调性与自洽性,加重了半正式治理实践的荷载,对基层社会产生了诸多的意外后果。政府在加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政权建设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变革,也需要加大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力度,创造性地重构半正式治理的实践模式。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专业性和行政性的双重悖论研究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是专业性和行政性两种模式并存,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各自都存在悖论,这种农村社会工作的双重悖论表现在二者都无法有效地改善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实现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专业性农村社会工作的悖论体现在其自身拥有专业的优势,表现在专业的理念、价值和使命等,可以独立于行政体制,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但是面对基层"不合法"的治理结构时往往无能为力;行政性农村社会工作本质上属于国家的制度安排,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大量体制内资源的支持,在短期内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不能改善乡村的治理结构。这两种工作模式将会在未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领域长期并存,如何协调与基层政治的关系是当前专业性农村社会工作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范式转换——基于赣州、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发展理事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基于江西赣州和湖北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分析,本文发现理事会在改造并利用农村宗族势力的过程中创新了基层民主实践机制,以多元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解决了代表性难题、决策机制难题,以及农民的参与程度问题,构建了一个治理"钉子户"的高效机制。理事会在实践中重构了农民"公""私"认同的序列谱,具备了"国家授权的合法性与农民自发的认同感"的双重权力属性,既利用了传统的宗族资源,又避免了介入地方"公务"时的不合法困境,推进了两地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社区建设。鉴于农村宗族的基础性结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本文认为当前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从革命范式向改良范式的转变,逐步探索建立一种受保护的社会自治权的协商式增长机制,使农村宗族最终成为一种有益于地方社会秩序整合的建设性力量。

农民视角的西北地区集体林权改革政策研究——以陕西为例

文章基于问卷调查与田野调查的资料,从农民的视角考察了我国西北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重要问题。研究发现,农民对林改成效的评价与政策预期存在不小的差距;林权改革取得一定的社会效应,但是它的经济成效并不明显;林权改革既要体现农民本位和保障农民权益,也要关注村社权利和村庄整体福利的提升;林改政策执行出现了某些程度的偏差,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此外,要密切关注林改后的农民需求及其变化,努力建构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政策供给机制,促进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统合经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政府行为及其逻辑——以陕西省汉阴县为例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关乎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村共同富裕的成色。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研究发现:统合经营是新时期基层政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特征。案例实践表明,县域政府以制度统合聚合体制资源,优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基于资源统合打造混合式经营模式、培育经营主体并吸纳农户参与,从而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体系;基于利益统合紧密政府、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利益联结,通过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构建利益共同体,从而夯实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制度统合、资源统合和利益统合构成了县域政府统合经营行为的重要面向,三者互为促进、协同驱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内涵、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基于中国国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规划性制度变迁的国家行为、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动能、高效能治理和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主要存在行政推动较突出而内源发展相对不足、农村现代化滞后于农业现代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有待提高以及农村全面改革有待深化等困境。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构建党领共治格局,注重推动要素有序下乡与乡村内源式发展相协同,健全农业科技成果“顶天立地”机制,以共同富裕为主要取向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以及同步推进“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基层标准化治理何以可能——基于动态能力视角的案例研究

基层治理现代化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新时代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特征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出“标准化治理”。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本文剖析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以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为主要载体的社会治理,旨在揭示标准化治理驱动基层善治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标准化治理与科层化治理逻辑并不矛盾,前者是对既有科层化治理的积极改进及纵深发展。它彰显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规可循的制度逻辑以及治理有效的效能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注重明晰标准化治理的边界,预防和减少可能出现的偏差现象,进而为增强基层善治能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陕西规模化猪场猪粪与饲料重金属含量研究

测定了陕西省11个地区64家规模化养猪场中64个育肥猪饲料和相应的猪粪样品中Cu、Zn、Cr、Ni、As、Pb和Cd等元素的含量，并评估了其潜在的环境风险。结果表明：饲料和猪粪中均含有大量Cu、Zn、Cr、Ni、As、Pb和cd等，并以Cu和Zn含量最高；饲料中cu和zn平均含量在38．33～805．61mg／kg和90．69～1208．19mg／kg之间，猪粪中Cu和Zn平均含量在78．99～1543．28mg／kg和68．72—3011．72mg／kg之间；陕西育肥猪饲料中重金属已经超出国家标准中的浓度限值，其中Cr、Cu、Zn、As、Pb和Cd的最高超标倍数分别为5．44、134．27、10．98、60．08、7．67和110．86，饲料是猪粪重金属的主要来源；限制陕西省规模化养殖场猪粪农用的主要因素是cu、zn和Cd含量。估算表明，安康、商洛和杨凌地区猪粪农田施用不足100年土壤cu或zn即超标，陕西农田土壤Cd在18．3～99．3年后即达到容许量。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研究——基于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

本研究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利用2010年"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课题组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所收集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除了个体的能动性如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会影响其留城意愿外,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出生组效应、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以及一定的空间效应都会影响农民工的留城和返乡意愿,另外,性别因素也会导致其留城意愿的差异,文化方面的适应也会极大地影响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

生计空间是人们生计实践的复合系统,生计实践涉及了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多元要素,传统的移民扶贫更多地关注了贫困者的地理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改善,没有关注农户生计空间整体的改变与再塑造,导致扶贫出现次生贫困与返迁现象。文章通过对陕南扶贫移民生计空间变化的考察,分析了移民搬迁后移民生计空间的扩展、优化和由于经济空间流失、社会空间断裂、制度空间社会排斥导致的移民生计空间被挤压的状况,认为必须精准识别贫困者生计空间的贫困,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系统的协调改革为移民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计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移民生计行动能力,使移民彻底摆脱贫困。

利益分化与精英参与:转型期新型农民合作社与村两委关系研究

作为新增的利益主体,合作社的发展打破了村落社会内部的权力平衡体系,带来了村庄利益格局的分化。本文将合作社视作权利拓展型参与者,将村支部和村委会合并统一视作权力垄断型参与者,双方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分化。合作社需要拓展自身的权利体系,不断扩增自主活动的空间;村两委则需要让渡部分权力,尤其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权力,而这需要双方能够构建起一个有机的民主协商机制。在村落内部,不同组织的精英围绕权力制衡与权利增长的博弈,体现为对村落内部稀缺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民的行动逻辑尚受碎片化的宗族等地方传统的影响,资源的争夺会带来不同宗族派系势力之间的合纵连横,这极有可能会激化不同派系之间的冲突,从而不利于村两委与合作社关系的整合。当前合作社发展中出现的负责人与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的现象具有阶段的合理性,而如何在合作社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形势快速变化的需要,构建一个权力制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