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政治势能研究——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

“政治势能”是基于中国实践经验总结提炼出的一个崭新的公共政策分析概念。本文把“政治势能”作为逻辑工具分析社会治理中公共政策的执行,梳理政治势能在社会治理中的释放与作用机制,将政党分析置于社会治理研究框架之中,探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政治势能。研究发现,2018年以来涉及社会综合治理重大政治任务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效推进,有赖于该政策政治站位的迅速提升,通过党政联合发文、组建专项领导和工作组织等方式,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所隐含的政治势能迅速上升。本文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在讨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的政治势能研究时,除了将政党力量作为重要变量进行考察,党的领导在下沉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其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关系也是政治势能研究的重要面向。

伦理重建、信任重构与乡村现代化建设——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再反思

梁漱溟认为文化失调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以乡村本位的主体性建设为切入点,深入挖掘乡土社会传统伦理文化资源,以此培育新礼俗,型塑新的关系联结和社会整合形态。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以伦理重建为逻辑起点,以信任重构为动力机制,二者都意在以己为中心,推己及人,形成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连续统。实践中两者相互嵌入,形成纵横交织的关系网络,共同促进乡村现代化建设。在现代化视角下,梁漱溟这一思想蕴含着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发展思路、理性设计与感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过程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启发我们在当下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建设中要对农民主体性的培育、乡村伦理资源的挖掘以及整体性发展观的型塑做进一步思考。

索罗金关于城乡社会学的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通过城乡制度、文化、组织结构与人口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提出城乡分化多源于人们思维的建构。起初,城乡的差异较小,之后二者差异出现短暂性的扩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形成乡村城市化,最终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融为一体。因此,他将发展"城乡连续体"作为城乡发展的目标。索罗金这一思想启示我们,中国的城乡关系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入手,分别从国家体制、社区组织与个人行动出发来探索构建"城乡连续体"的具体策略,最终实现城镇化的包容性增长与城乡融合。

参与式行动: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的路径选择

实现农村发展是中西方国家面临的共同议题。以近代西方国家发展干预的演变过程及特征作为线索,罗伯特·钱伯斯在《农村发展:以末为先》一书中深度反思农村发展实践项目失败的主要缘由,围绕实践干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外来者”要进行价值转换,遵循“以末为先”的发展理念,并认为参与式行动是该理念的实践方案。中西方国家在历史演变进程、制度环境、乡村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应结合中国城乡发展逻辑体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要求,探讨罗伯特·钱伯斯提出的参与式行动在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适用性与重要性。乡村振兴是“外来者”与当地民众之间双向互动、共同参与的过程,其自身所拥有的各类资源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因此,要立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本土化特征,在充分发挥“外来者”与“内部人”各自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同时,在乡村振兴具体实践中还需明晰各个行动主体的能力和任务,实现“参与”与“行动”的兼顾,高效整合多元系统,从而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开展。

社会冲突视角下扶贫移民社区的治理过程剖析--以甘肃河西地区w村为例

扶贫移民搬迁的有效实施打造了诸多移民社区,改善移民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冲突与对抗。本文在回顾达伦多夫的阶级冲突理论和科塞的多元冲突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河西地区w村的田野调查,发现该移民村在三十年的治理过程中面临自然资源、社区权力、价值观念等不同类型的冲突,文章系统梳理扶贫移民社区的冲突类型与治理过程,分析总结其应对、化解矛盾冲突的机制,以期对其他地区移民社区的融合发展与有效治理提供有效借鉴和启示。

加强法律配套制度建设 推动农民合作社创新发展

为了适应合作社发展的新形势需要,进一步明晰合作社的业务边界和制度边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2017年修订。新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虽然仍然在名称上延续着＂专业＂的表述,但是已经取消了＂同类＂农产品和＂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中＂同类＂的限制,将合作社在实践中探索的新经验融入到了法律调整范围,以此来应对合作社出现的综合化发展趋势。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文化自组织的发展机制研究

如何扭转乡村衰败的趋势,重塑乡风文明体系,成为新时代的重大命题。关中农村的自乐班组织,有着自主性、灵活性、公益性的特征,它在精英动员支持下迅速发展又因成员分化而衰落、重生。积极的组织成员、广泛的地域社会支持和乡土文化成为自乐班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民间文化自组织——自乐班发挥着繁荣乡村文化、塑造文明乡风、整合乡土社会的积极功能,有效遏制了乡村衰落趋势。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应加大培育民间文化自组织,通过文化涵养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乡村组织网络再造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基于陕西省山县“321”模式的分析

当前村民自治乏力,乡村社会治理力量薄弱,治理领域"内卷化"问题凸显,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迫切的转型需要。基于陕西省山县"321"模式的分析,本文从乡村组织网络再造入手,分析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转向。研究发现,通过组织网络构建,将乡土社会中的熟人逻辑嵌入现代治理网络当中,充分利用传统村落中原生的治理资源,重新激活组织网络节点的主体意识,将分散的、异质化的村落社会有效组织起来。同时,通过构建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实现国家权力的逐级、逐节下沉,国家行政权力由单向度的渗透、嵌入转变成多维度的融合与贯通,实现了差序治理与行政嵌入的有机结合,推动行政化、科层制的治理逻辑向网格化、多元化的治理逻辑转变,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嵌入”乡土社会——关联营造的视角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一般以土地的规模化为前提,而土地经营权流转会造成乡土社会中农民的利益分化,因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处理与普通农户的利益关系、社会关联与情感连带的问题,其持续发展必然要与乡土社会进行深度互动。"嵌入性"是理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及其与乡土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关联营造的方式,利用"中介""担保人"等熟人社会的关系纽带,以及人情、面子等乡土习俗,来建立与其所"嵌入"的乡土社会的精细关联。关联营造的机制关系着农业的均衡稳定发展,也关系着乡土社会的秩序稳定。

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与中国扶贫实践

精准性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反贫困实践,采用常规治理还是运动式治理成为精准扶贫可能与否的关键。除照章办事的科层运作外,常规治理还有策略主义、半正式治理、"不出事的逻辑"等内涵,其内在弊端"模糊治理规则、影响政治绩效"使得它在恰当的时机下向运动式治理转化。依托于首长负责制、驻村工作队、群众动员等组织运作机制,地方政府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也表现出精心应付的缺点。作为常规治理的重要补充,运动式治理不可能消失,其偏离运动目标诱发多重紧张的弊端及相应纠偏机制值得继续深究。

规划性社会变迁、执行压力与扶贫风险——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评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脱贫的措施之一,本质上是一种规划性社会变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因为任务完成期限的时间紧迫性和压力型体制下的考核要求,基层政府面临着强大的政策执行压力,从而导致了政策执行偏差和扶贫风险。要避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负面政策效应,需要在执行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尊重贫困群体意愿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为政策执行的可逆性留有余地。

双轨分层与中国的弹性社会结构

通过考察进城农民工的阶层意识、阶层归属(体系)和人生面向可知,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之外,城市与乡村的分层体系就像两条并行的轨道,相互独立、相对封闭。城乡双轨分层视角将既往被学界视为抽象的"底层"的农民还原到农村社会阶层体系中,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的来源——家乡归属感、城乡二元制度以及半工半耕的小农经济模式,它保证了农民自由进城返乡的权利,保障了城乡社会的良性互动。城乡互依的弹性社会结构为中国应对各式危机提供了足够的纵深空间,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政治稳定,使得盛行多年的"中国崩溃论"预言接连落空。

“准街头官僚”的失范与治理——以城管部门协管员为例

针对既往"街头官僚"研究忽略了协管员、临时工这一在政府部门大量存在的"准街头官僚"群体问题,指出城管协管员在为城市管理作出贡献的同时,其表现出的以权谋私、妨碍执法及抢夺权威等失范行为,对城市治理、队伍建设和政府形象产生了恶劣影响,亟须治理。然而,由于事权配置失衡,基层治理资源匮乏,协管员身份等因素,使得协管员治理陷入"既离不开又难以有效管理"的"投鼠忌器"式两难困境。认为基层政府应致力于培育正规力量,在协管员等"准街头官僚"群体的报酬上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并明确和加强一线执法队员和协管员间的连带责任。

论维利型上访的形成机理及治理——基于对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二元分立的思考

既有关于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研究中存在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二元分立的解释框架。通过对于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实际上存在着共性,即两者均没有充分关注国家发展与变革中,农民的观念与认识是否与之保持一致;把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政策当作国家和农民的共识,作为政府与农民共同接受的原则。将国家与农民之间认知差异性作为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研究的新视角,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既不同于“农民有理、政府无理”的维权型上访,也不同于“农民无理、政府有理”的谋利型上访的上访类型,即以维利为目的的“维利型上访”。此类上访是在国家社会认知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农民对一些政策法规不认同,认为相关政策法规不合理、不公平,损害了自身利益。于是农民为维护自身的生活状态、既有利益的稳定,或者为维护在政策调整之前本应该、本能够得到的利益,用上访的形式与政府抗争。维利型上访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由于国家与农民认知的差异性,农民认为自己的诉求是有理的,但因为诉求与政策法规不符,通常会被政府识别为以谋利为目的的无理上访,导致在上访中,农民有理,国家也有理。维权型上访、维利型上访、谋利型上访三者之间在一些条件下可能会发生转换。维利型上访在我国的转型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且应与其他类型的上访区别治理。

合作社:让农民成为振兴乡村的主体

2018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因而,亿万农民的主体构成是谁?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又如何成为振兴乡村的主体?就成为需要直面的问题。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全国现有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4亿,农业经营户2.07亿,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仅有398万。同时,2016年,全国尚有5.9亿乡村人口。这意味着农民的数量依然庞大,超过了建国初的全国总人口,并且小农户仍然是亿万农民的主体,在乡村人口中占据着绝对比例。

培育具有合作精神的企业家 推进合作社规范化建设

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角,他们形塑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对于农民合作社来讲,培育具有合作精神的企业家,是推进农民合作社制度创新,推进合作制度表达与合作制度实践相一致的内在关键力量。当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乡村能人领办的合作社是各地较活跃的农民合作社,这些合作社能否顺利走上规范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关系着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前景,是学界必须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

统筹推进农民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协同发展

2020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笔者认为,这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面对数以亿计的小农户,这将是长期存在的基本现实,必须尊重小农户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绝不能犯为所谓的现代化而将农民驱逐出土地、任由市场残酷肆虐的错误。

从治理失序到文化整合:以宁夏J移民社区为例

宁夏西海固地区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移民工程有效缓解了当地生态环境压力,并取得显著的扶贫成效。以宁夏回族一个移民社区J社区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近40年来该回族移民社区治理变迁过程,阐释了不同治理阶段所呈现的特征及演变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该回族移民社区从早期的治理失序最终走向后期文化整合的过程中,主导移民工程的政府始终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即引导不同的主体在村庄治理中通力合作,同时积极发挥宗教信仰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信仰的作用使多元的治理主体能够在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彼此信任、团结互助,进而组成团结的、紧密的、不可分割的社会关系网络,使J村最终形成一个以回民文化为核心的移民社区共同体,实现了移民村庄治理的和谐稳定。这对新时期深度贫困地区少数民族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经验借鉴与启示意义。

村民自治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201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30周年。30年来,学界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持续推进,从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研究到村民自治的实践研究,接着到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研究,再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模式研究,研究的关注点不断转换。在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学界对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单元等村民自治核心论题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实复杂性的认识,而且为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参照。回顾了30年来村民自治的研究成果,接下来的村民自治研究需要持续关注如何挖掘基层社会自治的传统资源、村民自治与家风建设、村民自治与公民权建设等论题。

嵌入村庄的党建精准扶贫研究——基于宁夏华村“百富带百贫”工作的调查

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与模范先锋作用。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不少地方在实践过程中都进行了党建扶贫的探索,而"百富带百贫"的党建扶贫实践就是其中的创新探索。该党建扶贫模式,不仅充分发挥了富裕党员的帮扶作用,而且还将扶贫工作嵌入村庄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当中,扶贫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党建扶贫关键在于以党组织建设为抓手,对接合理有效的扶贫行动与资源,形成扶贫的社会合力。同时,扶贫工作离不开群众的支持,新时期的党建扶贫也应该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