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合作生产”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关中平原“横渠模式”的实证考察

文化既是乡村得以延续的根基,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在共建、共治和共享的治理情境和制度架构内衍生的文化治理共同体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面向。在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合作生产”不仅在提升文化治理绩效、形构文化治理秩序、优化文化治理体系和重塑文化治理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更能有效消解“集体行动困境”的积弊。基于秩序、权力、话语和数字四维视角,从党建引领下公共秩序的维系、治理重心下移中的政府赋权、积极公民培育下的公众充权、技术赋能下的社会网络建构等方面阐释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合作生产”的建构逻辑。在此基础上,从一核多元下的主体协同、产业驱动下的市场引入、创新激励下的动力激活、技术赋能下的工具助推和互惠共赢下的共生平衡等方面提出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合作生产”的实现路径,以期推进乡村文化治理整体性格局的形成。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浙江“千万工程”的启示与思考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重要议题。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从价值、目标、主体、方式四个逻辑维度,为当下乡村治理实践路径提供方向。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浙江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从人居环境整治到乡村综合治理,完善党建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结构,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发挥乡村文化与数字技术的作用,创新“四治融合”的治理方式推动乡村治理中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相结合。现阶段,我国不同地区在治理资源分配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由此衍生出的乡村社会也存在人文环境差异,而乡村治理对农民差异化需求回应有限,在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后的治理结构易形成基层行政吸纳自治的困境,致使农民公共事务参与度低。鉴于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充分考虑“千万工程”所蕴含的乡村治理具体经验在区域间传递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避免出现因具体经验传递不当造成治理成效不佳的负面效果。

功能农业 西部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

功能农业,2017年被写人中央一号文件,并已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推动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新生力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功能农业的概念,功能农业最早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其国2008年在《中国至2050年农业科技发展路线图》中首次提出的。他指出农业发展经历三个阶段:高产农业(1950-1990年)是为了“吃饱肚子”、绿色农业(1990-2010年)是“吃得安全”、功能农业(2010-2050年)则是为了“吃得健康”,侧重于增加农产品的健康内涵。

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模式建构、生发逻辑与驱动机制

面对我国乡村社会日趋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风险灾害,传统的应急治理模式已显现出结构性弊端。目前我国乡村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窗口期,伴随着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数字要素已成为乡村韧性治理的有效载体,成为缩小城乡风险治理差距、加速现代乡村风险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面向。以“韧性”和“技术”为逻辑起点,建构起“适应性循环”这一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新模式,该模式以韧性治理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结构”的重组再造,以数字赋能为驱动要素进行系统“功能”的更新迭代,实现整合环境生态与工具属性超越这两大结构性突破,旨在推进乡村韧性治理的体系化创新。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陕西省袁家村的经验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但要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必须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作为支撑。本文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案例进行解剖,讨论在共同富裕的微观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构成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条件,要想实现“村庄强”和“农民富”的双重目标,还必须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构建科学的分配机制与治理环境;(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乡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影响,因而在进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分配时必须充分吸收乡土社会运行规则,通过逆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分配机制创新,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在村域内实现公平分配;(3)良好的村庄治理生态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集体成果公平分配的保障,因而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集体收益分配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改善村庄治理生态,以此构建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共同富裕和村庄实现善治的良好格局。

联动与协同: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与实践进路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治理单元从县域提升为市域,其目的在于有力回应和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但伴随着治理空间、治理任务和治理结构的变化,市域社会治理与县域社会治理遵循着不同的逻辑。研究认为,市域作为五大行政层级的中间层级,向上链接省域,向下链接县域,在社会治理层级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节点”作用,因而市域社会治理需要遵循“上下联动”和“左右协同”的治理逻辑,在纵向治理层级上需要处理好“中央-省级-市级”和“市级-县级-乡镇”的层级关系,实现上下级政府间的有效联动,保证中央政令得到有效落实;在横向治理界面上实现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间的高效协同,调动市域范围内的治理资源,形成治理合力,进而有效破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

超级村庄变迁与农村自发城镇化实践

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稳步推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内源式发展视角出发,以永联村为例,从“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具体历程,重点分析了超级村庄迈向稳态城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在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过程中,拥有主体性的村集体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载体作用,村庄社会保持开放性是有效融合内外部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党组织领导下的普惠性追求则为村庄朝着城镇化方向转型确立了目标指引。通过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的转型,村庄逐步突破了“城-镇-村”格局中以城镇为发展中心的“核心-边缘”梯度发展模式,农民过上了城镇化的生活,走出了一条自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村庄的变迁也丰富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形态。

复合合约:返乡资本发展规模经营的制度逻辑

结合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合约治理的分析,本文建构了复合合约的理论框架,以解读返乡资本发展规模经营的制度逻辑。研究表明,返乡资本实现稳定发展经历了“适应-改造”的探索阶段。在初入乡村时期,返乡资本面临着内外部环境不稳定带来的适应性调适问题,市场性合约与多重社会性合约之间存在明显张力。通过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及社会资本的获取与整合,返乡资本得以“改造”复合合约治理框架,即扩大多重社会性合约的影响范围和进一步引进市场性合约,推动两类合约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实现匹配与融合,将其与多元主体间模糊、复杂的互动关系明晰化、简单化,为发展规模经营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