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现代化中的公共领域问题

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存在其独特的、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这表现在"真主主权"的理论和作为独立力量存在的乌里玛。近代的一些中东国家因进行初步的现代化改革而发生了变化,其内容包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变更;传统社会制度的改变;政治体制的改变;苏菲派教团取代乌里玛成为反抗殖民政权的主力;个别国家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二战后,中东的公民社会组织大体上分为三类,即传统的乌里玛.苏菲派教团,现代公民社会组织,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伊斯兰主义组织。

试析伊斯兰教与近现代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

伊斯兰教对中东传统国家体制的影响包括意识形态上的"真主主权论"和君主的"代治人"理论,传统的政教合一国家体制,社会领域的穆斯林特权地位和非穆斯林的社团自治,伊斯兰从普世的国家体制向列国体制的转变,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高度统一,国家对土地和农业剩余价值的控制。中东近现代的民族国家构建分为四个阶段: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时期,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初具规模,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全面形成和演变,现代民族国家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总体上,近代以来伊斯兰教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经历了一个"U"字形的发展历程,但中东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也遭遇了一系列问题,由此催生了各种反体制的伊斯兰思潮和运动。据此,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在中东国家的土壤中必然会发生某种变化,以适应当地的环境。

从文明交往看中东的帝国文明——《奥斯曼帝国》读后

用评价的方法 ,对《奥斯曼帝国》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写作特点进行了论述 ,认为此书作为国内第一套世界帝国丛书 ,填补了国内史学界的一项空白 ,对于人们增强世界历史知识 。

伊朗宗教政治思想研究的开拓性之作——评《阿里·沙里亚蒂思想研究》

阿里·沙里亚蒂是伊朗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其思想深受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存在主义,甚至苏菲主义的影响,在伊朗现代历史上起着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沙里亚蒂提出"伊斯兰革命化"和"革命伊斯兰化"的主张,倡导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伊斯兰"的国家,其思想影响了几代伊朗知识分子,尤其对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沃土,在一定程度上为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中东地区何以难驱暴力风云

阿以冲突是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长期以来举世关注,特别在世纪之交,巴以之间的暴力冲突再掀高潮,而且愈演愈烈,长时间未能平息.追溯、分析其产生的根源有助于正确观察、预测中东局势的发展与变化.

石油、国际劳工及其对现代中东社会结构的影响

二战后中东地区的石油与国际劳务市场对石油输出国和劳务输出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中东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结构以及教育体制方面的巨大转型。通过对二战以来中东地区国际劳工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劳工在来源上分为国际流动和内部流动两种,并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影响中东国际劳务输出和输入的因素主要有中东产油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高速的城市化、中东社会的局势和中东国家的移民政策等。石油与国际劳工对中东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随着石油经济的兴起,大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产业工人等新兴阶层得以迅速成长,促成了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总之,石油和国际劳工在现代中东社会结构的变迁中是一个重大因素。

试探中东现代化的动力、特征及影响因素

中东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启动最早的地区之一,其动力在一战前是奥斯曼帝国自救运动,一战后民族主义成为经久不衰的动力。中东现代化属于典型的"无土栽培",现代化缺少内部社会基础,对外部人力资源、技术存在严重依赖,而且受到地区安全、外部大国、伊斯兰教以及文化、民族、宗教多种因素影响。未来,中东现代化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以冲突的解决、伊斯兰教的调整以及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协调问题。

中东地区的德鲁兹人:历史与未来

德鲁兹人产生于公元11世纪,是一个数量不多、且没有建立国家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中东地区,尤以黎巴嫩、以色列、叙利亚三国最为集中,对中东国际关系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分析了德鲁兹人的产生、发展史及其宗教信仰的主要内容,探讨了三个国家德鲁兹人的不同发展趋向及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被分割在三个国家中的德鲁兹人由于发展的差异和地区局势影响,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中东现代化与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文化挑战

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中东国家普遍面对着国内二元文化的挑战,民族国家建构存在着极大缺陷。其根源是在现代化的压力下,各民族和利益群体对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利益分配所产生的分歧在文化上的体现。中东国家要解决民族国家构建问题,根本答案在于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并使各民族平等分享现代化成果。

跨界族群视阈下的俾路支问题研究

跨界俾路支族群是伴随欧洲的殖民扩张和势力范围的强行划分逐步出现的,并随着真正意义上具有独立主权的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等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正式固定化。对俾路支族群自身而言,作为各国内部的少数群体,都面临政治参与度低、经济贫瘠、文化落后等一系列族群发展的本质性问题。从民族国家层面来看,俾路支族群分离主义主导下俾路支人跨界联合,将促生一个潜在区域性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形成,这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版图构成极大的威胁与挑战。就地区安全形势而言,俾路支叛乱组织发动的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狂,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带来消极影响。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看,跨界俾路支人聚居区已成为毒品贩运和难民非法偷渡的天然门户,这不仅严重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也引发了严峻的国际人道主义危机。正确区分俾路支民众的合理诉求与叛乱分子的分离主义动机,高度重视俾路支部落首领的作用,切实构建一个容纳俾路支人的命运共同体,是跨界俾路支族群问题治理的最佳路径。

21世纪以来中阿经贸合作发展的多维透视

在2001年至2021年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双边货物贸易额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稳定,沙特和阿联酋等重点市场持续发挥着领头羊作用。能源联系始终是中阿经贸合作发展的主轴,中国即将到来的能源消费峰值可能削弱中阿经贸的增长推力,但基于巨量油气进口的能源联系对中阿经贸合作的推动作用还将持续。除了阿联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以外,中国对阿拉伯产油国都持有巨额逆差,对非产油国持有巨额顺差。中阿经贸合作整体平衡与个体失衡的背后是中国商贸产品的较短产业链和较低附加值。基础设施建设和相互直接投资是中阿经贸“1+2+3”合作格局的两翼,前者发展相对较快,后者则一直在低位徘徊。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园区建设,强化中阿在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等高新领域的合作,建立中阿能源命运共同体。

从“美国化”到“自主化”: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与转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降,土耳其国防工业经历了从美国化到自主化的发展道路。得益于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军事援助,土耳其国防工业呈现美国化的发展特征,尤其是在武器进口方面仰仗美国。1975年因塞浦路斯危机遭遇美国武器禁运后,土耳其国内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国防工业自主化转型的变革。这场变革包括降低国防武器对外依赖程度、增强自主生产能力、强化政府在国防工业发展中的领导角色等多重内容。到21世纪,土耳其国防工业自主化程度不断增强,不仅提高了武器国产化率,还实现了武器的大量出口。国防工业的自主化发展战略既改善了土耳其武器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境遇,又为土耳其摆脱与美国的依附性联盟关系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国防工业力量的显著提升,土耳其在地缘政治格局、国际军火市场和对外关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地区问题乃至国际政治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试析土耳其的反美主义

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行为.在土耳其有其独特的演变轨迹和表现形式。一战后土耳其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以民间交往为主.到冷战时期双方建立了同盟关系。但由于两者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土耳其国内产生了反美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反美主义在社会各阶层中爆发,反美主义的内容泛化.并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土耳其反美主义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全球霸权与土耳其的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美国地区战略与土耳其区域外交诉求的矛盾,以及美国文化与土耳其本土文化的冲突。土耳其反美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土耳其通过民族主义话语和实践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反抗。从其特点看.土耳其反美主义的驱动力是捍卫国家利益,其精神内核是民族主义。当前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发展有利于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恶化了美土关系.增添了中东局势的变数。

伊拉克教派冲突的特点、缘由与前景

2006年初以来,伊拉克教派冲突与其他冲突互相影响,使伊拉克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这场冲突主要表现为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什叶派的冲突。伊战后,激烈的权力争夺是冲突的根本原因,而国家重建工作进展缓慢、“基地”组织等外部势力的作用及两个教派之间的宗教差异和历史矛盾也是重要因素。教派冲突不可能在短期内予以消除,但也难以演变为大规模内战。尽快建立一个充分体现各方权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化解教派冲突的根本途径。

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的建构及启示

历史上,波斯文化是伊朗高原的主流文化,但伊朗历代王朝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和文化多元一直是伊朗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现代伊朗疆域形成的过程中,多民族互动造就了众多跨界民族以及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各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和部落忠诚时常高于国家认同。因此,整合国族意识、塑造国家认同成为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自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以来,伊朗政府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克服长期存在的多元身份认同,强化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成功维护了伊朗的国家统一。当代伊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较为强烈,追求政治平等、经济发展和语言文化自由成为伊朗各民族的主要关切。伊朗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对后发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和民族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政治伊斯兰运动与也门民族国家重构

在也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政治伊斯兰运动经历了从政权异见派转变为政治参与者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和激进化的特点。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崛起对当前也门国家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也门政治危机仍在持续,以胡塞武装为代表的激进政治伊斯兰势力呈现迅速发展之势,但也门现代历史中维持国家政局稳定的经验表明,"融入—温和化"模式对也门未来政治重建和社会转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巴林经济转型的回顾与反思

巴林是海湾南岸地区石油资源开采最早的国家,但由于现在的油气资源仅有十年的开采期,这样注定其是海湾地区资源枯竭最早的国家。为了应对后石油时代的到来,巴林在经济转型方面应未雨绸缪,利用石油收入发展符合国情的各种产业和基础设施。巴林以多元化战略为内容的经济转型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产生了盲目建设和低水平重复等诸多问题。从长远看,巴林经济转型的最终成功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还必须依靠经济的专业化和自由化发展,提升自身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打造高度自由的、服务型的现代经济。

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成为美国公理会差会的首要传教目的地之一。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活动对美国海外传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美国对外扩张的先锋,美国传教士与奥斯曼帝国的博弈是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的缩影,它代表着"基督教的美国"与"最后的穆斯林帝国"之间的文明碰撞。在与帝国穆斯林、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的互动中,美国传教士始终以实现新教在奥斯曼帝国最大程度的传播为目标,其宗教关怀下掩盖着谋求自身国家利益的本质。美国传教士的活动对奥斯曼帝国具有一定影响,它在促进帝国教育和妇女事业发展的同时,还间接助长了帝国境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为帝国的解体埋下隐患。

多维视角下的阿塞拜疆什叶派问题

政治化程度较低和教派关系融洽是阿塞拜疆什叶派区别于黎巴嫩、伊拉克等国什叶派的显著特征。16世纪初伊朗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定为国教,加速了阿塞拜疆人的什叶派化进程。19世纪初期以来沙俄和苏联的先后统治,给阿塞拜疆留下了深厚的世俗化遗产。1991年独立之后,阿塞拜疆的宗教政策以世俗化为核心,大致经历了温和规范、严格管控和局部调整三个时期。在此背景下,什叶派以宗教为旗帜的政治化主要包括两种表现形式,即巴库聚礼清真寺社团的温和政治参与和纳达兰村的激进政治抗争。什叶派大国伊朗虽然力图以多种方式影响阿塞拜疆什叶派,但效果比较有限。当前,虽然阿塞拜疆什叶派与政府存在一定矛盾,但远未达到对抗的程度,弱政治化和弱教派认同将是阿塞拜疆什叶派发展的长期现象。

文明交往论与“一带一路”建设

文明交往论强调人类各文明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合作和交流,与习近平主席提出旨在实现平等合作、互通有无、共同繁荣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好的契合点。文明交往论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理论武器,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处理好诸多复杂关系和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沿线国家真正地了解中国,更好地做到增信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