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差异与收敛特征研究——基于“条件—过程—结果”的三维测度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时代背景,立足“条件—过程—结果”的三维框架,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与均值赋权相结合的方法测算201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利用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和Markov链刻画其时空演进趋势,使用Dagum基尼系数及空间收敛模型分析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且条件维度、过程维度和结果维度三者之间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始终领先;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依存性,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间差异高于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差异,并占据主导地位;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大西北和东北综合经济区具有显著的σ收敛特征。

基于形态属性的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再测算

动态监测与科学评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基于形态属性,从信息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4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2013—2020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呈现逐年上升的变化趋势,且总体及不同形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省域差异明显。(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主峰分布呈现明显的右移趋势,且存在显著为正的全局空间关联和局域集聚特征。(3)Dagum基尼系数分解显示,区域间差异是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将结构化数据与文本分析相结合,构建了地级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组合赋权法,测算了2011—2020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进一步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研究了城市群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群数字经济在考察期内实现了显著升级,但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十大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差异较大,具有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态势。从空间依赖性来看,我国城市群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聚集效应,并且空间相关性总体呈现增强的趋势。为量化分析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分析范式与数据支撑,也为促进城市群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以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中国是涵盖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发展战略。实施国家数字中国战略,有助于通过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来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切实赋能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并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作用机理上,数字中国建设能够强化创新驱动、协调区域发展、保障绿色发展、促进开放发展、推动共享发展。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建设数据要素市场、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以及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绿色经济增长:后发优势与隧道效应

文章测算了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和基于碳排放效率的绿色经济增长指数,并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和探究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增长的机制,从相对差距的视角论证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驱动因素及后发优势。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是提升碳排放效率、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赋能绿色经济增长;(3)数字经济在相对落后的城市存在后发优势,发展数字经济是缩小城市差距、实现区域协调的重要手段;(4)在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中存在隧道效应,该效应是相对落后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

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研究

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作为黄河流域与西部地区相对重合的关键区域,兼具地理与经济两个维度的相似属性。从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出发,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概念界定,将其内涵定义为相对静态的资源及环境状态与动态的治理及生产能力,从这四个基本维度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进行综合指标测算与统计分析。基于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的生态保护现状,从生态、产业、资金、制度四个方面对协调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继而对路径进行阐释,以期为实现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演进与理论研究脉络

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联动性。数字经济发展政策肇始于信息化,并在政策领域、政策重心和政策目标上展现出3维演进特征。2000—2012年数字经济发展呈“理论跟着政策走”的趋势;2012年党的十八之后,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等热点理论研究开始引领政策实践,二者间的互动更为积极有效。文献计量结果显示,党的十九大之后数字经济词频数达536,是2013—2017年的16.75倍;中心度也由0.18上升至0.32,数字经济研究的关联性和拓展性显著增强。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是研究领域的关键节点。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演进和理论研究脉络,可以展望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及数字金融会保持较高的研究热度,并且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及数字安全将吸引更多的关注。与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和数字贸易相关的政策法规也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聚焦点。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布及收敛特征研究

为探讨数字经济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测算了2016—2020年中国31个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Moran’sI指数刻画其时空变化趋势;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讨论其收敛性与影响因素。从时空分布特征来看,近年来中国各省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存在明显梯度特征;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演变趋势不一致,绝对差距呈扩大趋势,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扶持力度、贸易开放程度,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从收敛性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σ收敛和β收敛现象,并依托综合经济区形成了若干个数字经济发展俱乐部,区域创新能力对数字经济的收敛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西北地区23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探索2004—2018年黄河西北地区城市经济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及演进过程。结果表明,黄河流域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在波动中上升,基本处于勉强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差距主要源自区域内差距,总体差距呈缩小态势;整体区域极化现象不明显,中游地区极化现象较明显,上游存在轻微极化现象;2004—2008年样本城市不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2009—2016年耦合协调度显现出正向的空间集聚关系,集聚类型多为“高—高”和“低—低”型集聚。需充分立足各城市发展优势,针对中上游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高质量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的协调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均衡,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数字化技术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为二者关系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提供了动力。笔者认为,数字经济在政府职能转变中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新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提升、政府决策的精准性、政府投资的高效性、政府对人才配置的优化和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伴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通过重塑市场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数据要素确权机制和生产者声誉机制在市场层面实现制度创新;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制度供给者和实施者,借助数字化技术推进自身角色向服务型转变。基于此,笔者提出以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协调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在于加快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在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创新协调推进中形成新的制度供给,对市场主体的创新进行激励和约束,并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双轮驱动加快数字政府的建设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企业现代化转型的要求与路径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广阔的机遇,这要求企业更主动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浪潮当中,进行全方位的现代化变革。企业的现代化转型受到技术、资金、劳动力和政府政策的共同影响,在组织结构上呈现出平台化、网络化、扁平化、柔性化的转变。对应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式企业现代化需要完成价值创造转型、市场环境转型、管理能力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型,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吸收世界范围内的经验等路径,获得“量”和“质”两个维度的增长。

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明确中国供应链安全面临的挑战与优势,提升中国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中国供应链安全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供应链“断链”与产业跨境转移等风险,同时也具备产业体系优势、市场规模优势、举国体制优势和数字基建优势。为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数智供应链建设,优化制造业产业链高中低端产业布局,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稳定作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人口规模对一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多方面影响,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结构、经济规模、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治理四个维度上具有独特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首先,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力资本规模优势,但也面临人口结构转换问题;其次,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但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再次,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发展纵深优势,但也面临更加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最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治理能力优势,但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治理场景。进一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以优化人口发展应对人口结构转换问题,要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要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衡,要以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要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以适应复杂治理场景。

以新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新经济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所生成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主要包括知识能力、数字经济、智能技术、平台经济和全球化等。基于法国调节学派的分析框架,新经济可以推动宏观层面经济运行的有效循环累积、中观层面产业间的自我良性循环和微观层面企业的自我正向反馈,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因此,以新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需要建立"宏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观产业结构优化-微观企业效率提高"的三维目标导向,在宏观层面通过技术效率的改进、技术进步的提升和配置效率的改善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中观层面通过产业间供给平衡和价值链的跃升以优化产业结构,在微观层面通过管理效率的强化、服务效率的完善与生产效率的提升以提高企业效率。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安全风险预警与防范机制构建

数字经济在迅猛发展的同时,需要高度关注发展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以及风险预警与防范。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或会从国家、社会、产业、企业和个人层面引起安全风险,可由五个层面切入进行风险预警体系的构建。着眼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防范需要,对不同层面的风险,采取多种防范机制,包括从数据、网络、法律政策多方面采取措施;协同治理、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区域平衡发展,高质量就业体系建设,加大教育投入;防范纵向垄断,改进企业商业模式;多部门协同合作,多行并举。

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和政策调整研究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内在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十三五"规划向"十四五"规划的战略转型机遇期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呈现一系列新变化:互联互通、优势互补的区域大循环格局开始形成,数字化、智能化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高水平区域经济开放格局。笔者认为,新的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加速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的转型和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新时代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区域总体协调发展与区域相对均衡发展并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导向、以"四个全面"作为区域战略布局基础。新时代的高质量区域经济政策调整方向表现在建立梯度化层次化的区域创新系统,提升区域数字一体化公共服务系统的供给质量,强化内外互通的区域开放联动机制。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具体事实和未来展望,论述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对增强“三链”韧性和协同性、拓展区域协同的广度、深度,以支撑新发展格局、消弥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有重要意义。未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具体路径是:各区域需要立足于自身比较优势,形成特色创新发展之路;抓住新一代数字通用技术革命的机遇,形成区域间协调发展新思路;要以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探索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中国新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及其路径选择

自从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概念在美国提出后,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民需求的转变,受信息与产业革命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开始通过发展新经济探索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再次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源泉。新经济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特征,这"四新"特征为中国新经济的顺利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创新化经济、信息化经济、产业新模式化经济、绿色化经济四个方面构建中国新经济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反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通过加权合成的方式对2004-2018年各分项指标以及中国新经济发展的整体表现进行评价分析,分析了制约新经济发展的因素,提出加快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深层变革,培养新经济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等方面加快我国新经济的发展。

黄河流域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黄河流域76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模型,探究黄河流域城市经济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及演进过程。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水平在波动中上升,由濒临失调转向勉强协调,下游城市始终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显著高于中、上游地区。②协调发展演进模式分为四类:持续领先型、演化趋同型、双向互动波动型和单方驱动主导型。③协调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主要源自区域间差距,总体差距呈缩小态势。④流域整体和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极化现象,上、中游极化较明显并逐渐转为轻微的多极极化,下游极化不明显。因此,需充分立足各城市发展优势,针对下游和中、上游灵活制定政策,以期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高质量协调发展。

新发展阶段物联网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支持体系研究

作为数字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自身独特的价值创造功能,物联网对我国社会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强大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城市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各类生产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物联网技术可以成为新阶段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应坚持完善和优化物联网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支持体系,通过产业标准支持体系、技术支持体系、人才支持体系、公共服务支持体系以及基础设施支持体系建设,为我国物联网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构筑优质高效的物质环境与制度环境,在加快推动物联网技术突破创新和行业应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物联网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