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南三閣:《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版本系統研究之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的現存版本皆源自《永樂大典》,且無一例外地經四庫館臣之手編訂删削,但在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多有因館臣私鈔而流出的版本;七閣《四庫全書》修繕告竣後,南三閣藏書允許赴閣鈔録,亦多有南三閣傳鈔本流布於世。這些因不同途徑流傳於世的版本,差别微小,爲判定版本來源與版本系統帶來很大困難。儘管如此,仍可根據版本比對並輔以傳世史料,排除傅圖本、重圖本爲南三閣傳鈔本的可能,基本判定中大本爲文瀾閣傳鈔本,南圖本爲文宗或文匯閣傳鈔本,並進一步認定現存浙江圖書館的文瀾閣補配本除了包含文瀾閣原本及清光緒間丁丙兄弟補配的内容,還摻入了文宗或文匯閣本《要録》的若干卷册。通過對現存《要録》與南三閣相關若干版本的探討,不但釐清了該書的部分版本系統,爲更好地利用《要録》提供了便利,也爲進一步發掘版本研究背後更爲廣闊的歷史學意義奠定了基礎。

韩国国博藏《唐仪凤四年金部旨符》残卷释录与研究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编号为NMK1、NMK2的两件大谷文书,与此前经过大津透、榎本淳一缀合并命名为《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的文书属同一案卷。通过与以往刊布的残片文书的缀合,这一组文书更为完整地提供了庸调等物征收与配送相关信息,对于具体了解唐前期的财赋管理制度,尤其是财政物质的征收配送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还可较清晰地展示财政类旨符的编写结构,便于从整体上把握此类文书的内容与性质。

宋元砧基簿問題再探——以兩件未被討論過的元代砧基文書爲中心

南宋時期出現的砧基簿,雖經宋、元、明學者多方研討,但仍存争議,且缺乏實物論證。本文揭示了兩件未經研究的宋元砧基文書實物:一爲元江西道源書院砧基文書,形成於元中後期,因襲宋末學田砧基簿,堪稱宋元學田砧基簿的代表;一爲元江西林塘砧基文書,由宋末名臣江萬里後人在元朝置造,具有分家析産産權證書的特點。兩種砧基簿的内容、格式可以證實一部分以往對砧基簿的研究論斷,但均未提及學者强調的土地“打量畫圖”。砧基簿在其演變中,受不同時期、官府、理念的影響,會出現不同内容格式的官民文本。最晚到南宋後期,以李椿年、王鈇爲代表的兩種經界法都成爲製作砧基簿的基礎。林塘砧基簿是一份由於社會背景發展而導致某些要素不全,因家族分家析産需要而置造的産權備忘録,主要面向家族内部;而道源書院砧基簿爲應對宋元之際部分學田被霸占的困境,特意凸顯了田土糾紛、宣示産權的内容。隨着宋末以來核田簿、魚鱗圖册、類姓簿等土地簿籍愈發嚴密成熟,官民共有的砧基簿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元中後期以後,砧基簿可能完全成爲民户自行置造並保存的財産證明書了,這種形式的砧基簿在明初還有存在。

宋徽宗“即真之诏”考辨--兼论南宋政权继统构建中的史书编纂

宋徽宗八字“即真之诏”应是可信的,而“圣语”“即真”二字诏书说不足凭信。“即真之诏”的书写和传递过程大致是:建炎元年四月十日左右,宋徽宗书写诏书,并交付曹勋;七月二十八日,曹勋逃归南京应天府,并将诏书上呈宋高宗。在南宋政权的继统构建中,作为宋徽宗之子的纯正血统是赵构获取大位的重要前提,其即位后获知的“即真之诏”又进一步服务于赵构登极的正统性与统治的合法性构建。围绕“即真之诏”的史书编纂,主要有以下变化:宋高宗建炎年间以客观记录其来龙去脉为主;继而在宋高宗绍兴初年,耿延禧、汪伯彦等人很可能有意调和“即真之诏”的书写时间与曹勋逃归上呈的时间;随着宋高宗的统治趋于稳固以至于此后的宋宁宗时代,其叙事的政治性渐弱,又复归客观。

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方震华先生长期关注唐宋时期的政治史、军事史,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①其中,中国历史上的文武关系问题是其着意钻研的课题之一。早在2001年,他便以"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 D. 875-1063)"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

宋代義門優免制度的實踐--以《餘姚開元劉氏家譜》所收宋公文書考析爲中心

《餘姚開元劉氏家譜》所録兩宋時期旌表義門户部牒和優免公據史料價值較高,反映了在朝廷崇樹義門、敦風化俗用意之下,義門優免制度在實踐中卻呈現“無序”狀態。一方面,南宋朝廷爲均平賦役而追加規定,對各類優免人户只免差役,不免科配、和買等;另一方面,義門後裔爲經營家業,不避對鄉里聲望的影響,數次引據北宋時旌表敕書中“除二税外,並免諸色差徭”條款,向路、府、縣各級官府求免海塘夫役、和買及科配,並申給優免公據。爲表示關懷義門,地方官府遂在公據中依樣畫瓢抄寫旌表敕書中的表述,而不按南宋在行賦役制度寫明優免名目,使得義門後裔從反復的申訴行動和措辭模糊的公據中多次獲益,卻讓吏胥、鄉司在賦役徵派中依違兩難。劉氏義門優免權落實過程中的衝突是宋代基層賦役徵派紛擾不斷的一個縮影。

南宋初年中央统军体制的调试及其运作方式研究——以御营使司的兴废为线索

南宋建立后,既有的枢密院-三衙体制已经废弛,宋廷迫切需要组建新的中央统军体制。御营使司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初设的御营使司,主要职能是"总齐军中之政"。随着御营使司长官人选从李纲到黄潜善、汪伯彦的转变,御营使司统军局面逐渐形成,三省、枢密院反成其陪衬。由于外有金人追袭、内有诸将难制及统军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御营使司的职能趋于衰减。维扬之变后,御营使司丧失边防措置权,三省、枢密院的职能开始有所恢复。苗刘之变后,御营、御前军分立,"御前"统军的局面开始出现。在吕颐浩主政时期,中枢军政运行仍存在诸多弊病。范宗尹主政后,赵鼎主持改革中央军制,罢废御营使司,并向"御前-枢密院"体制转变。南宋初年中央统军体制的调整,对于勉力维持风雨飘摇的南迁朝廷立足东南,有重要意义。其运作方式,对新的统军体制亦有重要影响。

宋代文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

自先秦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在治国中都面临着文治与武功的两大重任,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思想家皆高度重视两者的关系。如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唐太宗则这样概括了文武关系及文臣与武将的各自作用:“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互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痒序。

《折狱龟鉴》“吴中复便宜处置邮兵”案按语辨误

《折狱龟鉴》是南宋初年郑克编撰的一部案例汇编,所辑故实上起春秋,下至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1)),并以按语的形式分析、考辨,对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宋代法制史具有较高参考价值。该书卷五《惩恶》收录一宗宋案:“吴中复龙学知江宁府时,属郡邮兵苦巡辖者苛刻,辄共拘缚,鞭之。及狱具,乃不应死,中复以便宜戮其首恶,余悉配流。奏,著于令。”

评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兼谈孙应时改官的问题

《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随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①是黄宽重2018年出版的学术专著。读者从书题中可初步了解作者的研究旨趣,即通过梳理孙应时个人的学宦生涯,探讨南宋中期发生的以“庆元党禁”为标志性事件的一系列政局变动中,孙应时及其代表的“道学追随者”如何应对这一可能吞噬他们的危局。

唐后期诸司与州县差役纠纷探析

唐后期直属中央的诸司侵凌州县、影占差役人户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是新旧赋役体系交替和行政体制转轨背景下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两税法推行后,诸司吏役不再由计司与州县统筹调配,而是自行选补。由于使职差遣体制下诸司地位高于州县和二者在政务运行中关联不足等体制、机制问题,诸司选补吏役时多影占州县人户。为惩此弊,朝廷将由君相审核的挟名敕机制引入诸司吏役选补流程中,并在大赦文中多次申明。五代宋初,朝廷逐步调整诸司与州县的关系,落实吏役选补“不碍州县色役”“候州县回文”等原则,明确州县在差役事务上的统筹权。与此同时,加强对诸司吏役定额的管理。《天圣赋役令》等相关令典确立了“户”作为差役的计征单位,除官户外的所有人户都是州县差役承担者的原则。诸司与州县的差役纠纷现象由此消解。以上复线的历史过程,是唐宋之际以两税制度为核心的赋役体系演进的重要内容。

宋代读书风气何以盛行

宋代读书风气十分盛行,从帝王“日阅三卷”到乡童“朝诵暮弦”,整个社会表现出浓郁的读书气氛。时人甚至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这样的读书风气,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宋代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风气,一方面是由特定社会条件所促成,另一方面也是人为努力的结果。

戀土難移:兩宋之際一位陝西醫官的家庭與人生——以《雷時泰墓誌》爲中心

宋金易代之際,宋統治區域北方的人群面臨可能到來的國破家亡,他們的選擇各有不同。其間所呈現出的家庭狀況、個人經歷,不僅可以觀察時人的生活、心理狀態,亦可以探討易代背景之下地方社會的變動。《雷時泰墓誌》提供了兩宋之際一位陝西醫官的家庭與人生故事。通過觀察不難發現,無論北宋時還是入金後,身處“富民”階層的雷氏一家,有意與國家保持疏離,專注鄉里事務,以維持其在本地的經濟與社會地位。這與同時期“富民”階層以富求貴的表現相比,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向。究其本質,則是雷氏國家意識的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