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谱”、“世系”与史诗--对《诗经》“史诗”诗体源流及演述方式、文化场域的考察

近来学界对史诗的研究日趋热烈,但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民族史诗文本的整理和演述过程的描述上。因为人类学方法的引入,使史诗研究有可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对《诗经》"史诗"诗体的来源,华夏族史诗与边疆民族史诗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先秦文献中所说的"帝系"、"系世"即是讽诵于祭祀仪式的口头史诗的文字形态的"节缩本",它们最初不具备合乐演唱的条件,只是口头史诗表演者的"提示本"。甲骨刻辞中的"祀谱"也是此类。《诗经》中的周族史诗只撮述故事梗概的文本特点是在接受了节缩后的"提示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传统的早熟。在书写传统的过滤下,大量的口传史诗湮没在文本定型的背后。这也是上古时期华夏地区族群史诗流传较少的深层原因。

试论先秦儒道两家在文学理论探索上的成就

先秦儒家和道家在文学理论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国的文学创作实践,奠定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品性。其主要成就表现在:第一,主张文学表现真情,反对虚情假意;第二,重视艺术修养和语言表现技巧;第三,在内容和形式上,孔子提出了"文"、"质"互依的理论;第四,注重"言意"关系;第五,庄周提出的"天籁说",不仅规定了我国抒情文学和音乐的最高境界,也反映出对诗歌形式的最关键因素———节奏的深刻认识。另外,道家的"齐(斋)以静心"、"乃凝于神"、"以天合天"、"指与物化"等思想,对后人研究酝酿、构思、形成最佳的文学创作状态等有很大的影响。

周期性振荡与结构性腐败--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运演中的平面循环现象

中国古代历史在周期性社会振荡中演进。每次大振荡都使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振荡带来的江山易主,事实上就成了新贵族代替旧贵族的一条血道。周期振荡的内在动因是"政治——经济"相耦合的结构性腐败。结构性腐败导致社会财富占有失衡,加深和激化阶级矛盾,从而无法逃遁周期性的兴亡交替。封闭的封建政治体制无法进行有效的反馈调节和自我修复。被压迫者长期积聚的怨恨和愤怒化为强烈的复仇心态,加剧了社会振荡的剧烈性和残酷性。

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百年中国美学批判

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以来出现过主义的喧嚣。1950年代的主义之争具有政治化、低层次的特点;1980年代以来的美学上的主义之争,却是西方美学各种主义在中国舞台上独领风骚,而中国美学沦落为看客的窘境。造成这种窘境的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深入透视,在主义喧嚣的背后,却是中国美学的主义的缺位。主义之于美学思想和美学流派的建立至关重要,也与文化强国的战略密不可分。

吴梅曲学文献观论议

吴梅是我国近现代公认的曲学大师,在整个曲学史上占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他不仅很重视曲目的著录,亲自编订了种类尽可能全面的曲目,而且嗜好散曲、戏曲作品搜集,专设"奢摩他室"、"百嘉室"保存各种版本。他还推尊曲律,喜欢校勘,特别擅长运用曲谱校核曲词,纠正了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他在曲学文献史料的钩稽方面尤能不惜气力,发现了不少为前人所忽视的新材料,对曲学文献辨伪、辑佚、注释、收藏、编刊也颇为青睐,提出了十分独到的见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卓越成就。作为一代曲学巨擘,吴梅造诣精深,建树非凡,集制曲、谱曲、唱曲、演曲、授曲、校曲、论曲、藏曲于一身,为曲学文献整理研究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幸南容墓志铭》非柳宗元所作

《洪城幸氏族谱》所载柳宗元作《唐故开国子祭酒文贞公墓志铭》是伪作,可由避讳、认李绛为同年、文末署名、抄袭柳宗元韩愈文章中的词句四个方面证明其为伪作。此文是后人有意作伪。同时推测了作伪者可是幸姓后人。

说“喝水”

古代文献中的"喝水",其含义与今天通行的"饮水"之义有很大不同。本文分析了古代文献中有关"喝水"的诸种用法及含义,并探讨了它与古代道教、佛教法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