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与新变——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西北师范大学位居丝绸之路重镇兰州,至今已有近120年的办学历史。西北师范大学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便利优势及所处区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长期开展丝绸之路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概括而言,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学科体系的建设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丝绸之路”系列课程开设、“丝绸之路”学科论证、“丝绸之路”典型区域专题研究。

汉唐西北地区基层行政的帝制化

秦汉时期,中国完全进入帝制社会。帝制社会体现在很多方面,基层行政组织也不例外。近代以来,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西部等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秦汉至唐宋时期的文献资料。这些出土文书内容丰富,资料原始性强,其中大量有关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的记载,是研究秦汉以来乡、里、村、坊等基层行政制度实施与推行的珍贵史料,是西北地区逐步进入帝制社会曲折历程的历史见证。西汉武帝时期,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内地实施的乡里制也推行于河西走廊地区。十六国北朝时期,汉以来的以西乡、东乡、北乡、都乡等为代表的方位名乡制及里的建制在河西走廊地区以及吐鲁番地区得以沿袭和实施,地方行政体系排列顺序基本上是郡—县—乡—里。唐朝时期,内地基层行政制度推行于更向西的以羁縻州制为主的西域地区。与县以上体制多变比较,西域地区的基层行政体系更具有稳定性。总体而言,随着唐的基层行政制度在西域地区的全方位推行,西北地区最终完成了帝制社会化历程。

祁连山浅山区青海云杉人工林与天然林水文过程研究评述

祁连山是甘肃河西走廊重要的水源区,浅山区是连接山地森林生态系统和绿洲生态系统的关键地带,祁连山水资源对维系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评述了祁连山浅山区人工林与天然林土壤水分观测技术、土壤水分运移、土壤水分连通性、水源涵养能力以及人工林与天然林水文过程差异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提出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借助新的观测和模拟手段,围绕祁连山浅山区青海云杉Picea crassifolia人工林与天然林土壤水文功能分异这一核心科学问题,开展人工林与天然林土壤水分运移过程分异规律及机制,人工林与天然林水源涵养能力差异及关键控制因素等问题研究,明晰人工林与天然林土壤水分变化过程以及人工林建设如何影响局地水分循环过程,确定祁连山植被建设和区域生态系统管理策略。

河西出土魏晋十六国衣物疏所记名物考

通过考证甘肃河西出土的魏晋十六国时期随葬衣物疏中所记名物10个,得出以下结论:《前凉升平六年(362)赵年衣物疏》所记“黄绐”是一种黄色的头巾,《三国魏青龙四年(236)民左长衣物疏》所记“单被”是一种上身衣物,《和平二年(359)二月阴汉妻郭富贵衣物疏》所记“绯绣把”是一种用红色刺绣丝织品缠绕着的手握,《咸康四年(338)十一月姬瑜妻衣物疏》所记“緷襦”是一种罗织物、也可以说是绞经织物制成的丹襦衣,《周女敬衣物疏》所记“青䌵”代指一种青色的上衣,《建兴五年(317)十一月夏侯妙妙衣物疏》所记“黄远蔾子”是蒺藜的一类,经过处理的黄绿色蒺藜子,入药之用,《桓眇亲衣物疏》所记“鍼桐”是类似于今天针线包一类的缝纫工具包,《前凉升平十四年(370)孙狗女衣物疏》中的“紫繍襦”是用颜料以绞缬手法印染出不规则的菱形小方格的面料制作的短襦。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解密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持续推进的过程,以历次党代会报告、历次五年规划和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依据,可以将对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发展进程归结为“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3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每一个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理论创新,最终探索出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基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视角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各阶段的创新缘由及理论和实践成果,有助于解密中国式现代化的遗传密码,进而继续完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最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教育强国:出场语境、核心内涵、实践路向

建设教育强国既是国家的战略部署,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最终目的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人民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教育,要求必须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融会贯通于建设教育强国全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推进建设教育强国这一理念的出场有其思想渊源、文化根基和现实支撑,其核心内涵包括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障、以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为重要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趣。因此,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推进建设教育强国的进程中,要以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以及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为着力点,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人才资源基础。

甘肃省旅游气候舒适度时空差异

通过对甘肃省2010-2017年29个气象站点日值数据的深度挖掘,应用温湿指数、风效指数、着衣指数以及综合气候舒适度评价模型,对甘肃省综合旅游气候舒适度进行时空差异研究.省内大部分地区逐日综合旅游气候舒适度变化呈“M型”分布,在5月和9月日舒适度最好,定西、甘南等高海拔地区呈“倒U型”分布,7月日舒适度最好;大部分地区5月份进入舒适期,持续3~5个月,河西走廊较舒适期为4~6个月;春秋季陇东南地区、夏季陇中以及甘南部分地区舒适条件最好;“黄金周”旅游气候舒适度俱佳;全省年综合旅游气候舒适度依次为:陇东南(75.6)>陇中黄土高原(67)>河西走廊(65)>甘南高原(58),年舒适度最低值在乌鞘岭地区(44);5~9月是全省最适合旅游的时间段.

炳灵寺大明碑若干问题研究

大明碑是炳灵寺石窟中仅存比较完整的古碑之一,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是研究炳灵寺石窟和古代河州地方史的重要资料。通过对大明碑的研究,揭示炳灵寺石窟在明代以来的重修历史和发展脉络,探索明代时期,炳灵寺与周边主要寺院之间的依存关系,进一步阐述元明以来藏传佛教在炳灵寺传播演变的历史和明朝政府对河湟、洮岷地区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统治方略。

“国之大事”视阈下的甘肃古代疫情防控

瘟疫伴随人类的出现而出现,古籍中很早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和认识。瘟疫给人类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是危害人类生存的重大灾害之一。甘肃在古代是瘟疫多发区,见于正史记载的瘟疫有32次。统计显示,疫情分布于陇东、陇中、河西和陇南地区,分布范围基本上覆盖甘肃全省,跨越时代从东汉至清。见于正史的疫情都与封建国家兴衰有关,具有“国之大事”的性质。分析可知,正史记载疫情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是“合于圣人之经者”。在古代,疫情一旦出现,感染就“排门发生”,单户的编民是无法做到有效疫情防控的。迅速控制疫情蔓延、及时隔离病人、全面发药医治、妥当处理善后等救治措施都是国家行为。虽有僧道之士等社会力量介入疫情防控,但成效毕竟有限,与政府救治无法相提并论。可以说,在甘肃古代疫情防控中,政府具有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党的政治建设的三重维度

基于系统观念从整体性、结构性、要素性三重维度审视党的政治建设,对于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整体性维度看,党的政治建设伴随党经历了初步探索、曲折实践、逐渐完善和创新发展四个阶段的演进历程;从结构性维度看,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规律、旗帜鲜明讲政治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三条逻辑主线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全过程;从要素性维度看,新时代锚定党的政治方向、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重点要素,是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所在。

“丝绸之路”得名依据及“丝绸之路学”体系构建

“丝绸之路”概念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至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学者开始倡导“丝绸之路学”的学科建设。从当时至今,又过去了40年,“丝绸之路”及“丝绸之路学”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重新审视“丝绸之路”概念的内涵及传播过程、积极构建“丝绸之路学”体系成为时代的需求。

习近平领导干部斗争艺术的哲学意蕴

习近平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在不同程度和角度上阐释了斗争的涵义,不断扩展和深化了对斗争的认识,为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斗争艺术的认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斗争艺术的系列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重要的时代价值,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基于多入渗模型的荒漠砂质土壤积水入渗模拟对比

包气带土壤水分入渗在水文循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入了解降雨-积水-入渗过程的相互关系对评估荒漠环境下土壤水分补给和降水再分配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自然沙丘的丘间低地为研究对象,通过土壤剖面入渗原位观测试验。采用Kostiakov、Green-Ampt、Philip入渗模型和Hydrus-1D、Hydrus-2D/3D水文模型模拟了土壤水分垂直入渗过程,旨在寻求土壤积水入渗可接受的方法。模拟与实测结果比较表明:综合考虑平方和误差、均方根误差等验证指标,Philip模型能够预测砂土入渗率、累积入渗量和湿润锋推进过程,并且整个湿润区,Hydrus-3D模拟土壤含水量的效果明显优于Hydrus-2D,RMSE均值和R^(2)系数分别达到了0.018 cm^(3)·cm^(-3)和0.93。综上所示,Philip与Hydrus-3D模型结合可有效地估算砂土积水入渗参数和模拟水分传输过程,进而提高土壤水分入渗研究效率。

唐长安宫禁门钥管理制度

唐代长安宫禁城门钥匙并非由城门郎统管,而是呈现出“两轴六区三系统”的格局。这样的钥匙管理体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实践,通过区域的划分、专职人员的设置来保证长安城内特别是宫城内人员的安全。

再论敦煌写本“便物历”的起源与性质——与简牍资料的比较研究

敦煌写本中存有大量便物历类文献,这类文献的起源与佛教的救济借贷无关,而是与政府的救济借贷密不可分。从相关简牍资料可知,早在先秦时期,便物历类文献就已经伴随着政府的各类借贷活动而产生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用“便”字作为借贷符号,也没有用“历”来命名此类文献,故当时没有“便物历”之类的名称而已。便物历与契约在功能和性质方面密切相关,那种有画押、见人或口承人而发挥借贷契约作用的便物历是契约的简化形式,双方都具有会计凭据和法律证明等方面的功能,故双方的性质也是统一的。

北魏《金城赵安妻房夫人墓志》考释

2004年,赵君平《邙洛碑志三百种》^(1)首次公布了北魏《故尚书主事郎金城赵安妻房夫人墓志》拓片图版。据介绍,墓志发现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县境内,但具体出土时间、地点和志石收藏情况不详,仅有拓本流传于世。墓志呈方形,拓本长、宽各49厘米,志文17行,满行17字,凡计286字。志文记述了墓主人房文姬的籍贯郡望、家世生平情况,涉及其丈夫金城赵安及诸子女的婚宦信息。

安维峻“陇上铁汉”的形象与晚清清流政治

安维峻是晚清时期一位忠君爱国、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不惧权贵、不畏强权、敢于直言劝谏的英雄式人物,他与清流群体成员不仅有着较为密切的私人交际联系,还在思想观念以及具体作为等方面保持着高度的相似性和一致性。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后,安维峻积极谏言,纠正和惩处了一些地方官员的不当行为,对地方实力派也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震慑作用;但是安维峻维护皇权,打击地方实力派的主观目的性太过强烈,有些奏疏内容显得牵强附会,闻风奏事的固有缺陷与耿介直言的谏言风格最终为自己招致了祸端。纵观安维峻的政治生涯,他有着清流的良知、血性和气节,向世人展现了“铁汉”儒者的形象。与此同时,安维峻也与其他大多数清流人士一样,有着思想狭隘、保守甚至迂腐的一面,他对外界新变化知之甚少,晚年言行逐渐逆时代潮流,盲目忠君、一味复古、反对维新变革,渐失昔日刚劲之气。安维峻是晚清清流群体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与许多清流人士在社会经历、贡献、局限性等方面存在大量相似之处,人们对安维峻的固化印象也体现了对清流群体的笼统认知。通过解析安维峻及其清流生涯,可以管窥晚清政局下的清流政治。

元代集贤院与道教之关系

依照《元史》记载,元代集贤院的众多职能中,管理道教是其中一种,但是对于如何进行管理,在元代政治制度方面以何种方式实现管理,以及由集贤院中何职何人管理,《元史·百官志》中未做明确记载。本文通过其他史料,检视集贤院对道教管理的缘由、管理权限体现在哪些方面,同时,对于集贤院管理过程中官员与道士之间的关系做一简要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