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表演权”的法源澄清与立法完善——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在我国学界,对于机械表演权的国内法依据和国际法依据一直存有争论,而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演权定义过于宽泛,造成其在控制范围上与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存在交叉重合,正在修订的《著作权法(草案)》3个稿本都未解决此问题,因此建议以"现场性"统辖表演权和放映权,并以此区别于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形成界限分明、简洁易懂和逻辑合理的传播权体系。

农村改革与集体所有权的完善

回顾农村改革30年的发展,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集体的统一经营,如何协调集体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关系,如何依据集体所有权的特性加强集体所有权的制度建设。其基本结论是:集体的统一经营模式也是集体所有权实现的有效形式,应当赋予其应有的法律地位;应当公平合理地规范集体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关系,在规定承包经营权对集体所有权的定限作用时,应当适当强化集体所有权;应当依据集体所有权的公有性质加强集体所有权的制度建设,解决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与成员在集体所有权中的利益实现问题。

外国人名的类别与编辑策略

外国人名出处多源,形态多样,其汉语译名也复杂纷繁,这给编辑工作者带来很多困难。文章分析了外国人名的构成和类别,归纳了外国人名汉语译名的编辑规范,提出了形之有效的编辑策略。

《著作权法》第43条与第44条之冲突及解决——兼论“播放作品法定许可”的规定之完善

在现行《著作权法》框架下,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对播放录音制品不享有权利,故第44条"播放录音制品法定许可"仅涉及作品,从而可以被第43条"播放作品法定许可"涵盖;第44条"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的规定造成播放法定许可中对录制作品的保护高于普通作品;第44条授权国务院仅就播放录制作品制定付酬办法,造成播放普通作品付酬问题无法可依。应取消第44条规定,对播放录制作品统一适用播放作品法定许可,由此《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付酬暂行办法》因失去制定依据和适用对象应予废除,同时应授权国务院制定统一的《播放作品付酬办法》。

城市经营性租赁房屋征收中承租人的利益保护

城市经营性租赁房屋的补偿一直是房屋征收中法律关系最复杂、利益纠葛最多、也最容易引发纠纷乃至恶性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其中的核心是如何补偿承租人。对此,1991年和2001年两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都有明确规定,使承租人得到一定保护并减少了纠纷发生,但2011年颁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将这些规定全部删除,表面上似乎简化了法律关系,但却留下了纠纷产生的隐患。对承租人利益保护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现实背景,现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应当修改完善,从赋予承租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参与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权利、重新订立租赁合同及相关法律救济权利等四个方面保护承租人的利益。

除夕:中国传统的讨债日

在中国,除夕讨债习俗历史悠久,流传甚广。除夕因为要祭祀神和祖先,要吃团圆饭,所以债主容易找到欠债人,容易讨到债,这是除夕讨债习俗产生的原因。各地形成了不同的讨债习俗和躲债习俗,这些习俗中不乏人性化色彩。尽管除夕讨债习俗在短时期内不会在中国社会中消失,但在法治社会全面建立之后,它对社会的影响将会日趋式微。

著作权法上出版者“返还侵权所得利润”规定之反思

"无过错无赔偿"是知识产权法一项基本归责原则,但现行《著作权司法解释》却要求出版者即使无过错仍须"返还侵权所得利润",这一规定混淆了基本法理,也与其他立法规定相冲突,建议借《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之机删除该内容并重新作出符合法理的规定。

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及其体系化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不断强化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的效力。我国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由规范性文件明确赋予,具有更强的拘束力,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同质性、单层次性等特点。与此同时,我国指导性案例效力的有关规定存在影响指导性案例的生产和供给,阻碍指导性案例品质的提升并弱化指导性案例的实质效力,弱化其他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的价值等弊端,以致指导性案例已然"适用难"。为兴利除弊,需要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进行体系化、层次化的建构,即一方面融合、吸收习惯法,建立效力层次区别明确、体系化的指导性案例,另一方面理顺指导性案例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其他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之间的关系。

新时期传媒工作者应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本文从出版和编辑工作的角度出发,剖析了新时期传媒工作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新闻报道应坚守人文立场,崇尚人文关怀。而假新闻层出不穷的原因无非如此:新闻人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媒体利益的驱动;无线网络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为造假提供了便利条件。时下有些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报道存在"泛娱乐化"倾向,人文关怀任重道远,假新闻层出不穷。传媒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主要在于:新闻作品及报道要凸显人文关怀,既要坚持新闻内容本身的"人文性",又要坚持从受众出发、以受众为主体。出版和编辑工作者还应努力营造良好的媒体舆论环境,依法执行签约制度,努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基于出版编辑工作的媒体广告舆论引导

出版编辑工作者理应研究媒体的含义、功能及其整合作用,在此基础上认真分析媒体广告的传播目的,积极引导商业广告舆论。目前一些广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导,例如夸大其词的广告误导消费,以及思想观念方面、文化方面的误导等等。有鉴于此,出版编辑工作者应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按照广告法的有关规定正确把握宣传导向,及时地正面引导媒体广告舆论。

法律中的语言游戏与权力分配

既然法律是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一种手段,那么表达法律的语言就足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立法者通过语言,确立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原则,而语言所表征的分配方式本身,证明着规范的正当性。但是,立法者通过语言对社会权力所做的分配不可能终局性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向后延伸到司法过程中。司法者通过对个案中具体权利的决断与平衡,将立法者对社会权力所做的初次分配现实化、具体化、个别化。所以说,法之正义是由立法者和司法者共同缔造的,在立法者和司法者那里,语言本身都是一种权力。

法律之内实现社会效果的合理路径——社会学解释方法的司法适用

当前由于具有可操作性方法的缺失造成法官在寻求裁判的社会效果时出现任意化和扩大化的现象,而社会学解释方法是在法律之内实现裁判社会效果的一种科学进路。此种方法的适用前提是法律文本出现复数解释结果、法律适用的效果不足以及法律文本不完备;适用步骤是首先预测不同解释的社会效果,其次选择社会效果最优的解释。社会学解释具有过多考量法外因素可能破坏法的安定性、社会效果考量的主观性、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等局限性,克服的方法是严格遵循适用规则、运用利益衡量验证,以及充分进行说理论证。

规范技术和语言权力——语言在法律中的意义

语言之外不存在法。只有通过语言,观念形态的规范才能被深深地镶嵌到国家政治制度的架构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律之治正是借助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实现的。语言是法律传递价值的手段,并形成法律的概念和逻辑,从而为法律提供特有的思考手段。但是,由于语言本身存在某些缺陷,使其无法完全满足法律表达的需要;加之,语言的界限就是人类认识的界限,以语言表达的法律必然出现“理性不及”的状况。因此,必须以司法者的语言技术克服立法语言的表达困境,这是法律解释之必要性的最充足理由。

东坡先生的法律人生

东坡先生的家乡眉山士绅喜读法典,善与地方官员雄辩,东坡先生的文学风格一定程度上受到眉山地域文化的影响。世态炎凉、落井下石反映了人性的阴暗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光与趋利避害的人性有关,而且与法律制度有关,苏东坡先生一生的遭遇即可印证此点。东坡先生在官场上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是怎样执法的。由于东坡先生是著名文学家,对他事迹的记载远比其他官员更为详尽,所以,他平生的所作所为,是考察官员遵守法律的极好标本。东坡先生一生与佛教的缘分非浅,佛教影响了他的法律人生。东坡先生的诗文如实地反映了王安石变法中"新法"给百姓带来的诸多弊端,成为研究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史料。

论物权平等保护原则与所有权类型化之关系

确立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的意义在于确认所有权类型之间的平等。物权平等保护原则与所有权类型化规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国物权立法确立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平等地受法律保护,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作出类型化规定,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是有宪法依据的,是符合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的社会实际的。

我国专利代理人从事诉讼代理的合法性困境与出路

我国现行立法并未赋予专利代理人从事诉讼代理的权利,但实践中专利代理人以公民身份长期职业化、营利性地从事诉讼代理并得到司法部门的认可,这一做法面临诸多合法性困境。已有的"全面肯定论"、"全面否定论"、"有限参与论"和"维持现状论"均有偏颇之处。在考察外国立法的基础上,建议允许具有律师资格的专利代理人经历一年法律实践后独立代理诉讼,同时允许达到一定执业年限的专利代理人经过诉讼培训并考核合格后与律师共同代理诉讼。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专利代理条例》应作相应修改,以促进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

天才远离法学——中国法学人才素质问题探讨

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法学领域很难招到一流人才,即天才。恢复招考三十多年来,众所周知的天才几乎没人进入法学领域。天才远离法学的原因是非常多的。重视天才,是因为从历史上看,许多天才的贡献是超一流的,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众多学科的鼻祖就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法学也可能招来天才,但这只可能是零星的点缀。法学界吸纳天才的事业任重道远,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收获,只能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