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治理现代化:“新”法律形式主义视角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决定。其中,关于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方面,提出要“推进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故而,加快建构起科学、合理的能源法治体系建设,就成为当前推进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和任务。无疑,“新”法律形式主义为能源法治体系的形式证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旨趣。其不仅有助于能源理性的形成,且可防范工具主义的危害,实现真正的能源创新与进步。故未来能源法治现代化的形式构造应在基本法、政策法与司法之间展开,使能源基本法反映能源理性,政策法促进能源实践,司法保障能源正义,从而最终形成一个融贯的能源法治体系。

《能源宪章条约》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规制研究

实现碳峰值、碳中和已成为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诉求。为实现这一诉求,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国际投资变得愈加紧迫。然而,《能源宪章条约》在促进与保护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却不尽如人意。相关实践表明,其投资规则不仅侵蚀了东道国的规制权,不利于其规制可再生能源行业,而且其争端解决机制也易被投资者用做索赔的便捷工具。是以,未来的《能源宪章条约》改革,应积极利用其"现代化进程"谈判,重塑投资规则,改进其争端解决机制与仲裁机构之间的协同,从而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勃兴之势。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到能源宪章组织的现代化进程谈判中,不断输出中国立场与方案,审慎考虑加入《能源宪章条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泥于《能源宪章条约》,而是要充分利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全球领先地位,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能源秩序重构中。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国的制度贡献与路径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在能源领域所取得的斐然成绩与中国的相关制度贡献密切相关。“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国际能源合作新的制度生命力,特别是其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为国际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制度平台。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中国需以构筑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积极构建碳中和“1+N”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机制建设,保障“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行稳致远。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2013—2018)的制度建构:实践创新、现实挑战与中国选择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已走过丰硕的五年。而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制度的有力支持。自"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于2013年提出,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发布,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制度建构,既继承了中国能源治理的原有模式,又开创性地发展了诸多新的制度路径。这表现为,在理论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以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合作的基本理念,开展相应的制度创新;在实践方面,中国特色的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积极有效地驱动了地方创新精神的涌现与发挥;而在对外合作上则采取了包括对接、论坛等多元化合作模式。此外,"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制度建构是双向的,其不仅在于通过制度安排,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进口;同时也是中国利用其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优势,积极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清洁能源建设的结果。当然,随着"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深化,中国或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现实挑战。例如,在政策的进一步创新、制度建构的体系化、法律政策的规范性以及机制化建设等方面都有待于强化完善。为此,实现能源合作制度建构从功能主义向规范主义转向,由实体能源向虚拟能源合作的深化,加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机制化建设,以及进一步扩大制度建构的开放性,通过"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模式,将更多愿意参与到"一带一路"能源建设的国家纳入到其中,将是中国能源合作走向成熟,并为全球能源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案的有力举措。

后疫情时代全球能源治理重构:挑战、反思与“一带一路”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下,油价暴跌的事实表明,传统能源安全观已无法适应全球能源稳步发展的时代诉求。既有能源垄断结构的坍塌、能源治理机制的不适应以及新能源革命的出现都对后疫情时代全球能源治理形成新的挑战。为此,应树立起新的能源安全观,以实现能源供需平衡为旨趣,重构全球能源治理新秩序。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应积极发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制度优势,在全球能源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促成向新能源安全观转向;另一方面,应努力提升国内能源大循环的治理现代化水平,提高应对国际能源风险和外部冲击的应急能力,以期实现新发展格局下,保障国内能源安全的新时代使命。

从国际法形式效力的视角对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制度反思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然而,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美国并未真正退出该条约。因为《巴黎协定》的条文规定明显限制了美国的退约行为。对此,国际法形式主义理论认为,正是基于法律形式的存在,国际法对美国的退约行为产生了相应的制度粘性。未来,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应重视《巴黎协定》后续规则构建中的形式要件,积极把握规则设计的剩余权力。另一方面,也应与美国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与沟通,以期促成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一带一路”与后疫情时代国际能源秩序重塑:全球挑战、治理反思与中国选择

虽然当前国际油价已趋于稳步回升,但新冠肺炎疫情与油价暴跌所暴露出的叠加效应,却印证出国际能源治理的无序化;且到目前为止,这种无序化仍未得到根本性改观。这也将意味着,国际油价的再次振荡、国际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仍会对未来国家能源安全形成严峻挑战。显然,这种无序化和不确定性是由于国际能源机制的治理能力匮乏所造成的。故而,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秩序重构之时,应从根本上确立起新的国家能源安全观,充分发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制度优势,加强能源金融建设,从而实现在新发展格局下,促成国际能源秩序重塑,保障能源安全的新时代使命。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天然气供应的安全挑战与法律对策

国内天然气供应面临着供需紧平衡、对外依存度高、调峰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为改变这一窘迫局面,就须加强"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天然气供应,以保障国内能源安全。为此,应通过相应的法律政策举措,改革国内油气管理体制,开发油气市场;加强能源合作,严格供应责任,并应尽快出台天然气储备条例,以保障未来中国天然气的供应安全。

碳达峰、碳中和与路径选择:英国绿色低碳转型20年(2000—2020年)的启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中国今后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大任务。采取何种制度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转型路径选择错误,好的愿望也极有可能带来坏的结果。英国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绿色低碳转型的国家,但路径选择的不当,却没能使英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能源安全也面临更为严峻的现实挑战。为此,一方面,应认识到绿色低碳转型制度设计是一个由现实语境支撑的多重动态逻辑,需时刻避免制度安排的简单化;另一方面,绿色低碳转型制度设计亦须防范对市场与政府基本规则的偏离,始终回归到宪法与法治的层面上。

卡托维兹一揽子计划：美国之后的气候安排、法律挑战与中国应对

卡托维兹一揽子计划是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之后,国际社会出台的第一份关键性气候安排。该计划包括了多个重要议定成果,但最为关键的仍是,其正式出台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这意味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正式开启了《巴黎协定》法律规制的全面适用,但同时也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缔约方将面临新的法律挑战。为此,须高度重视《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化建设。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缘起、建构与挑战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成立标志着"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机制已初步建成。它既体现了中国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又彰显了中国意欲重塑国际能源法治新秩序的基本诉求。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机制建设、碎片化处理、现有国际能源规则的冲突协调以及大国能源合作等方面,"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为此,在未来的制度安排方面,其应进一步将重塑国际能源新秩序、促成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加强能源金融制度建设作为其重要的路径选择。

“一带一路”能源金融的制度建构:国家属性、实践挑战与应对策略

自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以来,国家通过金融策略有力地提升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然而,能源安全中的隐性危机和能源金融中的战略瓶颈都成为当前中国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未来"一带一路"能源金融的制度建构,应进一步强化国家的主导作用,围绕能源定价权积极谋划能源金融的战略布局,通过建立能源保障基金和加大对油气的金融政策支持,维护能源安全、防范能源危机;"一带一路"能源的投融资,应实现金融对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的并行支持,建立起长效的"一带一路"能源金融监管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能源供需平衡机制的构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由于全球油价暴跌而剧烈震荡,时至今日尚未完全走出这一阴影。现有的国际能源治理机制对此却捉襟见肘,以致油价暴跌的危害最终波及全球经济复苏。究其原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机制多建立在"中断或短缺"的能源安全观基础上,从而无法及时应对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油价暴跌引发的新一轮能源危机。对此,一方面,应重新回归"供需平衡"的能源安全观;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新组织的制度优势,为重塑国际能源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全球能源供需平衡机制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