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纂修的检视——以2021年《刑诉法解释》为视角

2021年《刑诉法解释》再次修订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删除“普通程序审理刑事案件”与“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优化了刑事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调整“程序性事项”和“庭后可以处理”,重置了刑事庭前会议的程序性裁决机制,使之呈现出裁量性和事后性特征。删除“争点整理”的表述,以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和是否“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的形式弱化了刑事庭前会议的争点整理机制。以“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建构庭前建议撤回起诉机制,实为刑事庭前会议本体功能的不当延伸,可能成为控审冲突新的风险点。

论公诉变更规则:以《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切入

“变更、追加、补充起诉”系大陆法系广义“公诉变更”的概念范畴。“变更起诉”的本质是在案件同一性范围内的起诉更正,适用于如下场景:其一,在案件同一性范围内对被告人身份记载的变更;其二,在案件同一性范围内,对起诉事实作出扩张、限缩或者其他修改、更正;其三,在案件同一性范围内对罪名、适用法条的变更。“追加、补充起诉”的本质是不具有同一性但具有牵连关系案件的一并追诉,对于不构成牵连关系的案件,检察机关只能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予以追诉。应当引入针对公诉事实同一性和案件牵连关系的法院审查程序,以确保检察机关作出“变更、追加、补充起诉”的决定合乎诉讼法理。

论网络“白帽子”的刑事合规保护

网络“白帽子”运用网络爬虫技术爬取用于模拟测试的网络信息数据,目的在于查找网络漏洞,客观行为因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构成要件而存在法律风险,主观意图因以维护网络安全为追求而具备合法空间。实务中对网络“白帽子”的刑事治理既存在难以界定爬取网络信息数据的非法界限而使网络“白帽子”不当入罪的问题,又存在无法划定爬取网络信息数据的合法空间而难以发挥网络“白帽子”网络安全维护作用的问题。学界对网络“白帽子”是否入罪存在不同观点,但均认可能够划定网络“白帽子”边界赋予行为空间。网络“白帽子”刑事治理领域应引入刑事合规理念,通过内部风险控制机制与外部司法指导机制实现网络“白帽子”合规保护,实现网络安全维护的同时消解潜在信息数据安全风险。

对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的理性思辨——兼与台湾中央警察大学余振华教授商榷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存在的法理根基是对个人自由独立性的保障,亦是该理论所要求和体现的价值,其新客观违法性理论弥补了主观违法性理论与旧客观违法性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与矛盾,这对我国目前的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改革与重构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司法过程中仍应坚持"刑事违法性",这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形式合理性所决定的。

企业刑事合规本土化的现实困境及化解路径

企业刑事合规是新时代国家与企业合作治理的现代公司治理新模式。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本土化面临刑事合规制度的理论根基匮乏、“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的刑事合规理念出现偏离等困境。究其缘由,除现有规范供给不足外,我国刑事合规适用的对象范围相较于域外发生错位,以及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引入尚存在衔接不畅等问题。将“基本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作为刑事合规适用对象范围的实质限定条件,同时结合司法实践立足于“两个主体说”的立场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条款重新审查作出合理解读,实现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分离,以此扭转实践中“双放”的错误刑事合规价值取向。此外,我国的单位刑事责任论现阶段无需重构,将企业责任视为合规责任的观点应是未来我国企业普遍形成合规文化时的理想选择。当下亦亟须完善刑事立法供给,增设合规不起诉的特别程序,补充刑法层面的合规“恩惠”规定,为刑事合规提供稳固的教义学理论根基。

法学研究中的概念分析方法

概念分析是现代分析法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概念分析通过区分概念和范畴的逻辑结构或必然与本质属性来探求我们的世界的某些方面的真。法学研究中的概念分析方法源于早期分析法学的分析传统和日常语言哲学。自H.L.A.哈特把日常语言哲学中的概念分析方法引入法学研究之后,这种方法在现代分析法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法律是什么?"和"权利的性质是什么?"这类的问题必须借助概念分析的方法才能回答。概念分析可以用来探究法律命题的真。运用概念分析方法探讨法律的一般性问题是一种求知的体现。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调整

为了探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完善司法保护制度,针对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及监禁处罚的现状,应用归纳分析和调查研究的方法,依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深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政策、刑罚政策和处遇政策,提出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非刑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的刑事政策,以达到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缺失及其完善

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是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标志着我国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进一步强化,但因观念上、立法上及执行上的缺失,导致该制度的实际运作很不理想,应通过更新司法理念、完善立法、健全和规范具体程序、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管理等予以完善。

论刑事法律全球化时代的“国民不引渡”原则

在刑事法律全球化日趋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今天,如何有效地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消除合作中的羁绊,已经成为国际刑法需要认真探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从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出发,不将在外国犯罪的本国国民交给外国审判,或者不让本国国民在异国他乡的监狱中服刑,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国家的做法。但是"国民不引渡"给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新形势下采取新的立法势在必行。

从传世的和新出土的陕西金文及先秦文献看西周的民事诉讼制度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法发展的完善时期,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奴隶制民事诉讼法律。陕西出土的传世的及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明确而真实地反映了西周民事诉讼制度,再佐以先秦文献总结出西周民事诉讼制度的概貌。西周的调解制度、巡回审判制度以及宗法制的影响,使西周民事诉讼制度对中国司法制度有独特的影响。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抽象危险犯。针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有毒或有害食品的司法认定、主观上明知和客观上因果关系的证明等问题,应当进行刑法与刑事程序法、刑事证据法的一体化思考和安排。

从旧与从新:刑事再审之程序法适用论

刑事诉讼法历经两次修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其在再审案件中适用的"从新"与"从旧"问题。厘清"程序法从新"与溯及力的关系及其内涵,可以划清刑事再审中新旧程序法的适用界限。刑事诉讼法不但对已完成的诉讼行为和已决案件无溯及力,而且还应严格限制再审中"程序法从新"适用的范围。刑事再审以适用原审时的程序法为原则,即技术性的诉讼行为规范、实体性的证据规则、非法证据的认定及排除等程序事项应适用"旧法";以适用再审时的程序法为例外,即管理性的程序事项、法庭审理程序事项、程序性证据规则等程序事项可适用"新法"。

治安调解的完善及其基层治理价值研究--以陕西省铜川市“王益经验”为视角

陕西铜川市王益区公安分局在治安调解领域开展了诸多创新,表现在整合调解机制克服多调并举的矛盾,夯实队伍建设克服力量不强的矛盾,以及协调联动克服公信力不足的矛盾。通过持续实践并总结,形成了"因地制宜、依靠群众、充分动员、协调联动"的治安调解"王益经验"。作为基层治理的宝贵实践,"王益经验"对充实我国基层治理手段、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具备直接而现实的价值。此外,"王益经验"对推动我国基层治理不断发展也带来了诸多启示,包括深入预警化的发展方向、提高信息化的发展水平、拓宽体系化的发展向度、树立弹性化的发展思维、深化专项化的制度供给等。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实体限制规则研究

由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未设计严格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与证据规则,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再审程序启动随意,加之未对"有利被追诉者再审"与"不利被追诉者再审"进行区分,刑事再审程序对被追诉人权利构成极大威胁。应区分实体法中的犯罪事实与程序法中的犯罪事实,以公诉事实的指向与裁判事实的效力为逻辑起点,以刑事诉讼法中之犯罪事实单一性、同一性为理论工具,对我国刑事再审"事实"与已裁决"事实"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实体限制规则。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构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是维护公平正义与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这一制度有利于促进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权利平衡,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在我国,有相当数量的被害人难以获得来自犯罪人的赔偿或其他方式的补偿,从而陷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痛苦之中,这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亟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新论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到底是八种犯罪行为,还是八种具体犯罪的罪名,学界分歧较大。从该款的立法精神、规范目的以及对"犯罪行为说"存在的弊端分析入手,应当坚持犯罪行为限缩的"罪名说"的观点,因为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是法益保护的应有之意。此外,在坚持犯罪行为限缩的"罪名说"观点的基础上,对该款规定的相关犯罪应进行具体的分析。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近年来,我国某些基层法院在死刑案件中试行刑事和解受到诸多非议。西方国家严重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成功实践可资借鉴。在我国,刑事和解可以成为裁量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重要参考因素。应当适当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期间,创设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程序性规定。应当允许死缓执行过程中的刑事和解。

中国法学研究中存在“知识遮蔽实践”吗?——反思新保守主义有关“中国理想法律图景”的承诺

近三十年乃至自近代一百五十余年来,中国的法学研究主要处于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之下。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化依旧是现代化的继续,由此,"中国——全球"二元结构分析模式并不能获得比"传统——现代"二元结构分析模式更多的正当性。中国法学研究中不存在"知识遮蔽实践"的问题,新保守主义对于现代化范式支配下的中国法学研究处于一种"知识遮蔽实践"的判断是难以成立的,这是由于新保守主义有关"中国理想法律图景"的承诺在论证的逻辑上出现了理性建构主义立场和自然演绎主义立场自相矛盾所导致的。

量刑事实证明问题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变革时代政法人的司法使命——沃伦与王胜俊能动司法哲学观比较

从社会现实出发,寻找正确的司法哲学指导司法活动,积极回应时代的司法需求,是政法人的时代司法使命。作为中美司法能动的主要倡导者,沃伦和王胜俊都主张司法应积极回应政治和变革时代的民众权利需求,高度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关注社会实质正义,注重司法结果衡平。但由于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等巨大差异,二人对于能动司法的理解当然也不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