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反恐怖主义策略研究

近年来,由于沙特频繁遭受恐怖组织袭扰,且国际社会对其参与反恐行动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沙特政府对反恐策略进行了诸多调整,贯彻了"内外结合"的逻辑思路。内部主要通过"去极端化"策略改造极端分子的思想观念、促使极端分子回归社会以阻止恐怖主义在沙特的蔓延;外部积极倡导建立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的反恐怖军事联盟。沙特的反恐策略具有针对性强、国内治理与外交手段相结合的特点。沙特在反恐策略中的做法,可供国际社会从宏观战略角度借鉴。

中国法治反恐的里程碑——反恐怖主义法评述

《反恐法》适应了依法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现实需要,体现了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全面系统规定了我国反恐怖工作的体制、机制、手段、措施,是我国法治反恐的一座里程碑。《反恐法》强调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既突出反恐防恐,也兼顾保障人权,既反对极端主义,也强调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风俗习惯,既强调网络反恐,也强调推进国际合作。

论我国《反恐怖主义法》中的“去极端化与反极端化”

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打击极端主义是彻底遏制恐怖主义的关键。打击极端主义的方略可具体划分为去极端化与反极端化两种。前者是对已经接受极端思想者实施的特殊预防性措施,目标是使其放弃极端主义思想、重塑身份认同与复归社会;后者是对社会公众采用的一般预防性措施,目标是使其养成抵御极端主义思想侵蚀的能力,避免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对去极端化和反极端化作了初步规定,但是与域外相关法律制度比较,还需在实践主体、实践措施和立法体例等方面作进一步完善。未来有必要制定单独的《反极端主义法》。

“一带一路”建设中境外中资企业恐怖主义风险与应对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沿线国家的和平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挑战,部分沿线国家作为恐怖主义高风险国,长期遭受恐怖主义威胁,这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境外中资企业带来了风险。基于境外中资企业在投资设施、企业员工问题上面临双重恐怖主义风险,应从寻求专门指导、合理研判风险,重视涉恐信息攫取、阶段进行安全评估,树立员工反恐意识、加强防范设施建设,建立反恐预警机制、强化防暴安全训练等方面构建"一带一路"建设中恐怖主义风险的体系化应对机制。

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下健全地铁反恐怖安全研究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现实途径。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把握,能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地铁安全是城市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面临的传统威胁与新兴风险相互交织、偶发性节点破坏与系统性危机并存的复杂形势凸显,有必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角度来指导地铁公共交通安全反恐怖工作,努力提升城市交通应对风险的能力。通过总结国内外反恐怖斗争形势,归纳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下健全地铁反恐怖安全必要性,分析地铁恐怖主义犯罪手段、特点与危害性原因,进而提出地铁反恐怖对策研究,努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以提高地铁反恐怖主义犯罪应急防范能力。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历史溯源与现状描摹

对恐怖主义犯罪现状的客观描摹,是研究恐怖主义犯罪成因以及制定科学、合理的反恐对策的基础。恐怖主义犯罪并非当代社会的独有现象,而是经过了历史演进,不断更新、变化与进化的结果。在历史岁月的漫漫长河之中,恐怖主义犯罪曾衍生出纷繁复杂、千奇百怪的具体形式与样态。当代恐怖主义犯罪既承袭了古代恐怖主义的传统,又深深根植于现代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之中,从而与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展现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色。

“专业主导”的“专群结合”反恐怖机制研究

我国的反恐斗争已经进入了关键期和攻坚期,反恐斗争的成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反恐斗争特别是新疆地区的反恐斗争面临着流动人口管理和末梢情报收集的短板,要弥补短板,公众参与反恐就成为必然选择。单纯的"精英反恐"和没有专业力量主导的公众参与反恐都有其内在的弊端,"专群结合"反恐怖路径必须通过"专业主导"的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结合"并发挥其路径的效能。

中国反恐怖法中境外武力反恐怖行动的两个原则性规定

反恐怖法中境外武力反恐怖行动的必要性源自于境外恐怖威胁激增，而谨慎性则源自于实施境外武力打击所碰上的难点。只有两个原则性规定相结合，才能有效打击和威慑境内外的恐怖分子。2016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丰义法》（以下简称“中国反恐怖法”）在第七章“国际合作”的第七十一条中明确了中国武装力量出境反恐怖的职责与程序，相关内容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世界各国打击“伊斯兰国”反恐立法的焦点与困境

随着"伊斯兰国"在世界范围扩散其活动,相关国家普遍重视强化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立法,其核心议题是遏制本国人员参加IS活动、防范极端分子从"伊斯兰国"活动热点地区回流入境本国而带来巨大的恐怖威胁。相关反恐立法从三个环节解决这一议题,即在出境环节针对恐怖行为和人员出行的立法;在入境环节针对入境权、公民权和国际合作的立法;在打击行动环节针对行动权限、审判量刑、社会主体反恐责任的立法。针对"伊斯兰国"活动的反恐立法具有很强的及时性、针对性,但依然存在反恐立法长期面临的一些挑战,如公民义务和权利、司法判决的综合功效、反恐权限及其政治合法性等。

我国新疆地区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法规制研究

当下,世界并不太平。恐怖袭击在全球范围内有迅速蔓延的严峻趋势,对多个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恐怖主义犯罪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联合国与许多国家首要解决的政治与安全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不同于普通的刑事犯罪,它不仅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与公民的人身财产权,而且使公众的社会不安感、恐惧感急剧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日益彰显。震惊全球的美国"9·11"事件后,多国又接连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例如,

论宗教极端行为刑罚界限的完善——以《反恐法》(草案)与《刑法修正案(九)》的比较为视角

宗教极端行为作为宗教极端思想的外在表征,在恐怖活动犯罪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往往处于是否需受刑罚处罚的边缘。已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与《反恐法》(草案)就极端主义行为规定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不同模式,存在规定重叠与交叉适用问题,将给实务工作带来困难。建议在《反恐法》(草案)第八十一条中增加相应条款,明确两种处罚方式之间的界限及转化,对宗教极端行为施以适格惩处,促进去极端化工作的顺利开展及反恐工作的有力推进。

风险刑法理论视阈下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正式确定为一项罪名。该罪名的设定将预备行为加以实行化规制,使得法益保护前置化,对于防范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立法依据包括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其犯罪构成包含客体及客观方面、主体及主观方面内容。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确立也蕴含着一定风险,即该罪名的设定与刑法谦抑性原则间存在冲突、与适度犯罪化间存在矛盾且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公民的自由空间。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应在正确分析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贯彻刑法谦抑性、入罪环节限缩认定、安全与自由平衡等原则,克服上述风险,完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认定及具体适用。

反恐视域下民族团结政策的实践与思考——以新疆“去极端化”工作为视角

在当下新疆,"三股势力"的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方式是暴力恐怖活动。去极端化具备双重目标,反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极端主义。落实民族团结政策是团结凝聚各族群众的根本要求,也是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根本途径,民族团结的加强是去极端化效果的根本保证。在去极端化背景下,应对民族团结政策做辩证思考,在立足双重认同的基础上因势利导灵活执行。具体策略为甄别民族分裂思想、推动"四个认同"、树立法治权威。

恐怖主义的概念分析

根据我国《反恐怖主义法》,恐怖主义的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必要时也可以包括国家,但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不属于恐怖主义。即使其目的具有一定正当性,但根据比例原则,由于其以激烈的手段追求危害社会的直接目的且不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因而恐怖主义是一种重大的恶。恐怖主义的手段包括暴力、破坏、恐吓等,只要是能够产生"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的效果的手段,都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手段。恐怖主义的对象是确定群体的不特定个体,包括但不限于无辜者。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南亚的渗透:现状、动因与趋势

2014年6月以来,"伊斯兰国"(IS)在西亚北非不断兴风作浪,势力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南亚地区因为庞大的穆斯林人口、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复杂脆弱的安全形势,成为IS渗透的重要目标。2015年初,IS宣称在"呼罗珊"行省建立分支机构,并委任塔利班前指挥官负责行政事务,标志着其对南亚地区正式介入。塔利班、基地组织及南亚各国政府,都对IS表示反对和抵制。考虑到当前自身的强大实力、美国的反恐政策以及南亚地区形势,IS对这一地区的渗透极可能具有长期性。未来,相关国家需要继续保持警惕,并就打击IS开展务实合作。

污染环境罪设置危险犯的探析——以津冀巨型渗坑案为契机

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确立的污染环境罪是结果犯、行为犯还是危险犯一直存在争议。2013年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对此进行了说明,但并没有因此解决环境污染罪犯罪既遂标准的难题。学界通常将污染环境罪认定为结果犯,实务中也以发生危害后果来确定此罪,但环境污染危害结果发生的隐蔽性、滞后性,环境污染治理的复杂性、高成本等特性都决定了有必要在污染环境罪中设立危险犯的相关规定。在考虑我国特殊情况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可以对污染环境罪设置危险犯从侵害客体、主观方面以及既遂标准方面作出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