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教育对受教育权的变革及其在教育法典中的表达

数字技术正在推动传统教育向智慧教育蜕变,以智慧教育为显著特征的全球教育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受教育权被赋予新的内涵,受教育机会权兼有“入学机会”和“数字教育机会”,受教育条件权从获得“物理条件”向“虚拟资源”延伸,受教育结果权的评价方式从“结果评价”变为“过程评价”。为适应权利保障诉求,教育立法价值取向应从保障“社会权为核心的受教育权”发展为追求“自由权为主的学习权”,兼顾“教育机会均等”与“公平优质教育”,从“教育管理法”向“国家教育管理权与个人受教育权的平衡法”发展。教育法典编纂应对智慧教育模式下受教育权新内涵做出回应,加大公平优质教育的制度供给;增加保障教育选择自由权的制度;确立数字教育保障制度和数字教育隐私保护制度;纳入非制度化教育与终身学习法律制度,保障教育活动中的自由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警惕福利陷阱 促进事业发展——论“学前教育法”的立法目的

揆诸中外,因为立法导致教育事业发展停滞或倒退的案例,值得学前领域借鉴。为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学前教育立法应避免提出过高的标准,认可小规模幼儿园、看护点和家庭托管的存在;关注最弱势儿童,允许民办普惠性营利性学前教育机构存在;将适合全国统一规定的支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法律化。

教师法修改应建立公职教师与教育行政机关的“公务派遣”制度

公职教师,即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教师,应限于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在编教师。教育行政机关在公职教师的招聘、工资发放和解聘等事项上发挥关键性作用,所以应参考劳务派遣制度,建立教育行政机关和公职教师之间的“公务派遣”制度。基于“公务派遣”关系,教育行政机关应与公职教师签订聘用合同,公职教师应接受教育行政机关的公务派遣。《教师法》应将这种“公务派遣”关系法定化。

“学前教育立法论坛”会议综述

2018年9月28日,"学前教育立法论坛"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会议就"学前教育法"的立法基础性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学前教育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三个议题进行了讨论。

小区配套园治理的产权障碍与立法解决

2019年以来国家对小区配套园重拳出击进行集中整治,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治理中的移交环节在实践中推行困难,易出现法律瑕疵,其根源在于配套园的实际产权与教育管理中通行的公办园、民办园分类发生错位。对小区配套园的产权追溯应按照现行法,以土地出让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上的规定为准,无规定的以产权登记为准。回归制度初心,应坚定治理决心,在立法中巩固治理成效,建议对已建小区配套园坚持完成治理、坚持普及普惠、坚持依法确权;对新建小区配套园明确其公办园性质和公有产权,并设置教育行政部门对小区配套园的前置审批权。

《学前教育法(草案)》逐利限制条款的合宪性解释

2020年9月7日,《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向社会公布。2018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之“(二十四)遏制过度逐利行为”的主要内容在《草案》关于“逐利限制”的第27条中得到了延续。该条内容如下:社会资本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公办幼儿园、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

高校学位授予标准设定权的法律属性与权利边界--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修改

我国法律对学位授予单位设定学位授予标准的权限规定不明,导致学位纠纷案件频发。理论界对高校能否增加学位授予标准认识有分歧,法院对案件的审查标准存在差异。厘清高校学位授予标准设定权的法律属性,并划定其行为的边界是修改《学位条例》的重要议题。学位授予权的“双重属性说”决定了高校学位授予标准设定权的权利属性,其外部特征表现为“办学自主”,其内部权利核心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权的权利边界为高校设定学位授予标准权划定了权限范围。学位授予标准包括了学术标准和非学术标准,高校在学术自由的范围内自主增设学位授予的学术标准,法院坚持司法对学术的尊让,以不抵触原则低强度地审查学术标准,落实高校的学术自由权。高校依据法律设定非学术标准,不得增设其他非学术标准,法院依据法律保留原则高强度地审查非学术标准,防止学生权益受到侵害。

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宪法规制

高考加分事关亿万兆民。考生入学请求权的宪法依据常被误认为是受教育基本权利,其实是平等权。虽然高校在招录过程中依附于政府,但当其行使录取自主权时,该权力的实质是学术权力,来源于科学研究自由。横亘在考生与高校之间的调档行为属于行政许可,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不宜继续存在。各省新建或培育高水平大学是保障平等权和科学研究自由的根本之道。北大、清华和热门专业取消奖励性加分,补偿性加分不构成录取的决定性因素,则能实现平等权与科学研究自由的均衡。

立德树人与《教师法》的保障

《教师法》修订须为立德树人提供制度保障。在责任主体上,所有讲授国家规定或认可的课程的教师必须履行立德树人义务。为此,应为教师履职提供条件,明确公办中小学教师公务员身份,赋予教师职业权利和受尊重权,从而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通过强化师德教育、细化师德义务来维护师德底线。

教师法修改应明示:体罚适用治安处罚

2021年媒体报道的教师体罚学生事件呈现出地域广泛、年龄低幼、手段多样、诱因细微、伤害较重、处理封闭等特点。体罚禁而不止在法律上的原因有:立法赋予了教师“首次体罚免责权”和“体罚”权,司法实践中构成犯罪但未致死亡的案件的67%未判实刑。针对教师体罚学生,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现象。法院判决教师体罚学生不适用治安处罚侵犯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予以治安处罚是制度共识,也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上的依据。韩小会案的一审法院认为:职务行为是否受治安处罚需要特别指引;掏空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单位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公办中小学教师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后,为消除分歧,《教师法》应明确规定,教师体罚学生适用治安处罚。

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历史演进、运行困境及完善路径

学生申诉制度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伴随着教育立法理念的变化,其经历了艰难探索、发展完善和逐渐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检视当前学生申诉制度,仍存在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职能发挥不够、申诉处理程序有待细化、省级行政教育部门作用仍需加强、“两投”事项处理程序亟待优化等问题。对此,要从优化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审查程序和委员构成比例、扩大委员会审查权限、修改申诉期间学生处分或处理执行原则、健全学生申诉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真正使学生申诉制度符合当前实践变化,在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中发挥更大作用。

教育人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量化研究是实证法学研究的方向。国内外尽管就教育人权评价提出了诸多指标,但并不全,需要基于教育人权的国际标准提出教育人权评价的指标体系。在吸收国际教育人权评价指标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教育人权的各方面影响因素,主要应该从教育目的、各阶段教育人权、相关权利和国家义务这四个方面来构建教育人权评价指标体系。

《民法典》与学生伤害事故责任认定规则及其展望

《民法典》的出台为学生伤害事故责任认定规则带来了新的变化。此前,在司法裁判中,对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第三人引发的伤害事故、校园性侵害、性骚扰与猥亵案的责任认定规则存在问题。因学生伤害事故责任认定与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导致"校闹"现象频发。《民法典》细化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规定文体活动中适用自甘风险原则,对第三人导致伤害事故中的补充责任、校园性侵害、学校场地及设施引发的事故、学生个人信息保护以及委托监护等方面予以详细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机制的完善,需要学校积极履行义务、加强程序和证据意识;各部门联合,依法治理"校闹";健全学校安全事故赔偿机制;加快校园安全立法等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