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视角下卓越法律人才科研能力的培养与创新——以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为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对依法治国方略内涵的深化,宏观上有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法治国家的构建、法制体系的确立,微观上则是对卓越法律人才这一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了深入发展的切入口,拓展了人才培养的管理、教育、就业等方面的路径。本文以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为例,积极探索卓越法律人才在科研能力培养的新机制,为今后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提供新的启示。

高校大学生网络直播行为研究——以陕西省X高校本科生为例

在网络直播平台中,高校大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张扬,心理需求得到了满足。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高校大学生参与网络直播主要基于娱乐消遣、放松解压、获取知识、便于追星、分享生活等动因。针对大学生参与网络直播偏向“娱乐至上”,网络直播存在“鱼龙混杂”,大学生易受网络直播“深度影响”等问题,从坚持价值引领,塑造正确的网络价值观;提升媒介素养,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强化舆论引导,净化嘈杂的直播舆论场等方面提出引导高校大学生理性参与网络直播的对策建议。

人工智能时代民事诉讼法学教学内容调整分析

人工智能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是当前世界各国法学界共同关注、积极探索的重要发展方向。文章从人工智能发展对民事诉讼的影响及基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重点分析,探究人工智能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帮助教师明确人工智能时代的民事诉讼法教学需求,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背景下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问题,并提出教学问题解决策略及教育内容调整建议。

民法典时代不动产谦抑适用善意取得的司法续造

2007年的《物权法》确立了优先保护第三人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司法实践中有粗放、机械适用情形,不当损害了原权利人利益。民法典时代,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立法未变的前提下,为实现原权利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平衡,司法续造必不可少。续造的核心是进一步厘清适用要件的认定标准,如限缩无处分权人为表见权利人,明确合同有效是适用前提,确定合理价格的要素等,严格遵循“非吻合,不适用”的谦抑精神。

关于新修订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的若干探讨——以陕西丹凤县法院“诉调对接”为例

诉前调解是近年来我国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各地法院创造出各有特色的诉前调解模式,在司法创新、能动司法、实现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在立法对诉前调解尚无明确规定,而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加先行调解规定的背景下,本文以陕西丹凤县人民法院实施的"诉调对接"模式为例,分析了诉前调解应注意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与美国ADR及调解程序的比较,提出了我国诉前调解在规程设计中应予明确的内容,以期实现立法与司法的统一。

陕西省高校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分析

近年来人们对手机的使用出现了类似于成瘾的心理行为特点,其中不乏高校大学生.借助于手机成瘾量表和孤独感量表对陕西省高校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孤独感虽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并不显著,但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尤其对大学生因社交抚慰而造成手机成瘾有显著影响.同时,大学生手机成瘾又反之对其孤独感具有显著影响.

国内民商法制度若干问题的分析

随着我国加入WTO，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国内的民商法制度在这种飞速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很好的满足现今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本文针对国内民商法制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优化营商环境下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之诉讼标的

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宏观视野下,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之诉讼标的判定不利于公法和私法的协同、保障中小股东权益和推进企业合规。具体路径选择上,有三元论、一元论和相对论三种模式。诉讼标的一元论存在诉讼时效和当事人适格层面的障碍,且既判力遮断范围过宽。诉讼标的相对论存在诉讼标的选择和判定上的困境,过分加重了法官的阐明义务,并存在证明困难的非特殊性。相比之下,诉讼标的三元论以实体法上对股东会决议瑕疵的分类为依托,更具有可取性。在起诉层面,应限制适格原告的范围并提倡诉的客观合并,完善法院依职权通知和公司公告制度。在案件审理层面,法官应进行充分的阐明,不受当事人自认的约束,限制撤销事由的追加,并确立特殊的审理规则。在裁判层面,法院裁判应以当事人请求为限,赋予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判决对世效力并确立别诉禁止制度。

数字经济市场风险的结构展开、成因分析与法治应对

数字经济成为当前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创新发展的新动能。但是在其发展中也表现出因技术的过度使用导致的数据安全以及市场垄断风险、因数字资产属性不明及监管滞后所导致的市场过度投机风险以及因数字经济环境关联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以法治化的方式应对数字经济的市场风险,首先以法律方式规范数字经济的技术使用标准与使用方式;其次以法律促进数字经济主体合规建设,同时并重对数字经济市场的法律监管;最后针对数字经济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以法律方式明确风险预警机制。将数字经济的发展引上健康发展轨道。

资本制度改革背景下公司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完善

如何保护债权人利益是历次资本制度改革的重要议题,公司信用信息公示制度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能够弥补认缴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担保功能缺失。但随着公司信用理论和信息公示实践的发展与变革,现行公司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显现出诸多问题,如公司信用信息公示不全面、不集中、不真实以及对失信公司的惩戒力度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应通过拓展强制性公示信息的范围、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强化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等措施予以应对,以完善公司信用信息公示制度。

婚姻家庭和谐的法哲学思考——以其他学科与法学的交融为视角

追求和谐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古老真理和基本理念,其核心价值是"和为贵"、"和谐共生"与"和而不同"的"贵和"思想。当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是建设和谐婚姻家庭,目前我们正处于新的、快速的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究其主要原因有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家庭伦理关系的解构与重建、个体的人格因素、传统家族伦理道德的沦丧与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破坏、经济理性对家庭核心价值的入侵、过度强调以权利理论全面建构家庭制度及婚姻家庭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等。对此我们应力倡并践行"贵和"理念,崇尚并培育宽容与多元主义的人文精神,树立与弘扬尊重人性尊严及包容他人的理念,重构婚姻家庭关系的伦理价值体系,重申与坚守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建构与完善婚姻家庭的法律环境,真正实现婚姻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健康。

我国《民法总则》中见义勇为条款与无因管理条款适用关系的教义学分析

关于我国《民法总则》第121条、第183条对见义勇为的适用关系,学界存在请求权竞合说与规范排除的竞合说两种观点。两种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偏颇之处。我国《民法典》保留了这两条的内容。为妥当调整因见义勇为行为所生之民事关系,需要对我国《民法总则》第121条、第183条的适用关系予以改进,以有利于实现我国《民法总则》第183条在侵权人与受益人之间合理分担见义勇为人之损失,兼顾鼓励、支持见义勇为之规范目的,并对属于拆配型法条的第183条予以拆分。拆分后的我国《民法总则》第183条包括四个相互独立的基本型法条。基本型法条1与第121条成立规范排除的竞合关系;基本型法条2与第121条成立请求权竞合关系;基本型法条3、基本型法条4与第121条既可能符合规范排除的竞合关系又可能符合请求权竞合关系,但根据第183条的规范目的,应以前者为妥。对第183条的"侵权人"做限缩解释后,在加害人对受益人构成侵权而对见义勇为人不构成侵权之见义勇为情形,无法适用第183条,只能适用第121条。基于概念统一性的体系化要求,第183条的"适当补偿"既可以是全部补偿也可以是部分补偿。

论地役权的物权法律技术——兼论《民法典》上居住权、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

地役权“为自己土地之便利而利用他人土地”之权利目的,仅凭债权性的合同即可实现。罗马法之所以将地役权的性质界定为物权,目的并非在于需役地人与供役地人之间土地利用关系的构建,而是在于使需役地、供役地的受让人继续承受地役权与地役权负担。罗马法实现这一目的的法律技术的要义,在于使地役权、地役权负担与需役地人、供役地人相“脱钩”,而与需役地、供役地相“捆绑”。大陆法系民法之所以将地役权性质界定为物权,与罗马法具有相同的旨趣,只是以人是权利的主体、主从权利关系、物权的对抗与排他效力等理论,取代了罗马法上“脱钩”与“捆绑”的法律技术。因此,民法赋予一项民事权利以物权性质之必要性,并非在于确立起人对物的支配,而在于确立起支配者对他人的排他与对抗。由此出发可知,我国民法赋予居住权以物权性质确有必要,而赋予土地经营权以物权性质则无意义。

民事诉讼侵害阻断制度释义及其必要性分析

在诉请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诉讼中,传统的作法是必须待到判决确定后才能对侵害行为采取措施。在此前,无论是法院还是权利人均没有权利制止侵害的继续发生。这种做法会使权利人的利益蒙受巨大的损失,也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必要针对诉讼中发生的侵害设立阻断侵害以保全现状的制度,避免权利人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现行有关侵害阻断的规定,大多属于应急性措施,立法界对其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理论界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对该项制度的本质与特征也存在着误解。

商法理念的司法实现

商法理念是商法自身的目标,包括基本理念和特有理念两个层次,商法的基本理念以商法作为特别私法为依据,商法的特有理念即适用商法应遵循的商法特色。司法实现商法理念的核心是公平。通过司法来实现商法理念有助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复杂的商法,突出商事审判的特质并发展商法。商法的基本理念包括公平和诚实信用理念,商法的特有理念包括维持商事营业、信赖保护和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

自然人人格的伦理解读——兼论德国民法典人文主义的价值起点

德国民法典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人格是民法典的价值源泉和逻辑起点,民法典的人文主义价值是以自然人人格的概念为技术中介而贯穿到整个法典之始终,以历史的视角,对自然人人格内涵作出动态考察,侧重对德国民法典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康德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作出分析,并对自然人人格所承载的价值作出阐释。主张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对此应当予以借鉴。

论遗失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对《民法总则》第196条与《物权法》第107条关系的解释

《民法总则》第196条将"未经登记的动产物权返还原物请求权"纳入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由此产生该条规定与《物权法》第107条之规定的关系问题。将《民法总则》第196条的规定叠加在《物权法》第107条之上,所表现出的失主的未经登记的遗失物返还请求权规则为:失主对拾得人的返还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期间;遗失物的受让人及次受让人享有前手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受让人具备善意取得的一般要件,适用《物权法》第107条的规定,但是失主在该条所规定的期间内主张权利的,适用诉讼时效期间;受让人不具备善意取得的一般要件,适用诉讼时效期间,且遗失物的转让行为应具有导致诉讼时效中止的效力。上述解释表明,在遗失物返还问题上,善意受让人并未享有比恶意受让人更大的法律期间利益,即出现了法律漏洞。其弥补方法有三:或是将物权请求权排斥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或是大幅度延长物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或是将遗失物排斥出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论政府公权力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侵害及其治理

当前政府公权力侵害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十分严重。对这一问题的治理需要从四个层面考虑:一是从治本之举考虑拟制地方政府追究土地财政的动因;二是改革和完善土地征收与出让制度;三是建立严格的土地征收问责责任制;四是司法权有效制衡行政征收权。

家庭暴力司法干预的调查与思考——以陕西省为例

笔者和项目组其他成员主要调查了解了陕西省西安市、榆林市、咸阳市和商洛市及安康市所辖部分县区内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干预职能、职责分工、工作机制、处理措施、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及执法现状等情况,分析了陕西省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类型、特点及危害后果,并提出完善相应的司法干预机制和相关立法的建议与对策,其中重点建议应切实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促进对法律保护人权这一基本精神的认识与理解,真正厘清和正确把握法律规制家庭暴力与维护家庭和谐的关系。同时急需制定与完善陕西省防治家庭暴力的统一的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及司法干预的机制,包括有必要在陕西省基层法院选点尝试开展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司法保护措施,即设立维护家庭暴力受害者人身安全的保护裁定(民事保护令)制度。

商法的双向运动与现代商法的生成逻辑

近代立法者以民法思维构建传统商法体系,这为传统商法与民法之间的融合创造了前提条件。民法商法化促使商法规范逐渐替换相应的民法规范,为民法带来活力,同时也使自己面临消解命运。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面商化使得民法展现其适应性品格,从传统民法向现代民法进行转变。企业家和律师为营业所设计出来的交易模型难以为民法和传统商法所规范,而围绕这些交易模型成长起来的新商法规则体系被称为现代商法。传统商法与民法的逐渐趋同,以及现代商法在交易模型基础上的不断发展,可以说是未来商法实践与商法学研究需要面对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