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视域下公共服务创新:机遇、挑战与变革

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5G、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和政务服务、行政管理深度融合,为数字治理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一方面,带来了公共服务创新的机遇:数字化减少公共服务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智能化能够降低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公共服务创新遇到挑战:创新流于表面形式、缺乏深层次职能转变,创新过程比较封闭、缺乏开放式主体互动。面向数字时代的公共服务创新新革向应按照如下展开:公共服务由“单向主导”向“多元互动”转变、公共服务由“路径依赖”向“数据驱动”转变。数联万物,依法而治,数字治理建设之路,虽崎岖难行,但本着仁善的价值判断和精深的技术理性的初心,构建制度设计规则,方能实现美好远景。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新时代法学教育

新法学建设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的统一。法学教育是新法学建设的基础,但我国法学教育还存在教育理念不明,缺乏价值引领,重理论轻实践,学科单一回应性差以及在国际上尚未建立我国法学话语体系等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实践性。新时代法学教育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笃定目标,着眼长远,德法兼修,通融价值,立足本土,面向实践,学科交叉,兼修文理,融会古今,比较借鉴,教学联动,知行合一,不断推进新法学建设。

大数据在法治政府评估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及对策

借力大数据对法治政府建设进行评估,有利于优化评估模式、丰富数据信息来源、增加评估准确性、提高评估的效能从而形成长效的动态监测机制。然而在实践中却存在对大数据应用的认识和思维误区、功能转化和技术安全方面的瓶颈、评估运行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等诸多问题。优化大数据在法治政府评估中的应用,必须构建科学的法治政府评估大数据信息体系、不断优化数据存储,政府层面还应当进一步推进数据开放共享,同时还要重视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

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实体反思及程序检讨

我国暂予监外执行领域呈现双重悖论,部分不该暂予监外执行的服刑人员通过徇私舞弊逃避刑罚执行,应该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反而未暂予监外执行。从实体角度来看,当前不应当将对暂予监外执行的定性错位为刑罚执行消灭制度,应当将其转型为刑罚暂停制度,并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适时扩大其适用范围,必要时可以扩展到行政管理事由。当前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具有决定主体多元化、决定程序行政化、决定程序封闭化的特点,可以以检察机关为暂予监外执行的统一指挥主体,将听证作为决定程序的重要部分,从而便于利害关系人的有效参与,落实司法公开,维护暂予监外执行的公正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衔接法律机制的构建——以功能定位再思考为主线

《预算法》第5条规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相互衔接。吊诡的是,预算法和其他财政法律未就如何衔接提供明确的规则指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衔接面临法律规则缺位的窘境,不但使政府财政行为无所适从,还会影响有限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此问题的解决之道暗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功能定位的本源性命题,学界对此颇有分歧,形成了"营利性"与"公共性"两大进路。事实上,在"中国语境"下,上述进路仍有商榷的空间。从历史发展脉络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具备资本性和社会性功能,以此为根基科学合理地设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其他预算在资金流动、科目设置、流转比例等法律规则。

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的优化

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在主体上涉及党委和纪委、上下级企业纪委之间的领导关系,监督的重点是"关键少数"。在内容和形式上可以归纳为预防、日常监督、责任、办案、协调等机制。制约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纪检监察的组织机构和人力资源、企业廉政风险防控能力、职工民主监督的力度和群众广泛参与的程度等。因此,为进一步优化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保证国企持续稳定发展,应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企业纪检监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以效能监察为重要抓手推进监督执纪落地,加强民主监督提升群众广泛参与的热情。

协商式行政执法行为法制化研究

随着协商行政理念的兴起,我国行政执法方式正逐渐从命令强制式向协商与合作式转变,协商式行政执法正逐渐适用于行政执法实践中。但由于协商行政执法行为指导原则不统一、协商范围和方式不明确、协商结果效力不确定、协商程序虚无化、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使得协商式行政执法行为杂乱无章、弊端丛生,亟需实现法制化。立法机关应该重点对协商的基本原则、范围和方式、程序、效力和监督机制等内容进行法制化构建,以期为协商式行政执法行为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和规范约束。

我国给付行政民营化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给付行政民营化是现代给付国家收缩国家任务、精简人员、节约财政支出以及提高行政效率所采用的行政改革手段。然而民营化并非完美无缺,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产生这些问题的法律层面上的原因主要是给付行政民营化的法律保障机制之缺失与不完善。建立健全法律保障机制是给付行政民营化稳健运行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后民营化时代行政合作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45万亿“堰塞湖”之谜

高商誉的存在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能够提升公司资产总量,另一方面则有可能提升商誉资产减值风险,对公司形成不确定性的影响。那些商誉占资产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资产缩水随时存在,如同行走在一条高悬于两峰之间的冰丝绳上.

乡镇政府治理的法律困境及破解路径

行政任务下移背景下,乡镇政府治理面临属地管理原则"异化"、权责不匹配、责任追究泛化、执法组织体系不健全和工作人员法治意识不强等法律困境。本文认为,摆脱乡镇政府治理法律困境的最优路径是建立乡镇职责准入清单制度,推动政府治理重心下移,增加财政保障力度,完善考核追责机制,健全乡镇执法机构,提高乡镇工作人员治理能力。

民办图书馆立法问题研究

《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使得社会力量兴办民办图书馆不但成为可能,而且具有了合法性。民办图书馆的设立对保障公民文化基本权,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永续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公共图书馆法》对民办图书馆的规范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难以有效规范和促进民办图书馆的发展,因此,应该修改《公共图书馆法》,增加对民办图书馆遵循的基本原则,设立的主体、条件与程序,运行机制,扶持与保障,监督检查和退出与接管等内容的规范,以冀为我国民办图书馆的永续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法学教育改革背景下图书资料信息建设的意义及路径探究

首先分析当前法学教育的基本现状,明确高校图书资料信息建设在法学教育改革中的必要性,然后从教育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大数据应用等方面论述图书资料信息建设工作的重要作用。从宏观布局和微观操作两方面分析当下图书资料信息建设工作存在着的主客观方面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图书资料信息建设工作的完善路径。

民办高校退出法律机制研究

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高校竞争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受到少子化、竞争加剧、高成本经营和全球化等内外因素的影响,部分民办高校经营不善、难以为继,面临破产和退出。民办高校的退出不仅事关举办者、投资者利益之得失,而且关系到学生和教职员工合法权益之保障,因此建构一套科学完善的民办高校退出法律机制实属必要。民办高校退出法律机制之建构应该就建立和完善财务风险管控机制、建立经营预警机制、强化合并诱因机制、确立重整再生机制、构建清算与接管机制、完善利益相关者权益保障机制等内容进行重点规制,从而有效预防民办高校退出和使民办高校安全退出。

论政治问责视野下地方人大预算审查监督的完善——以《重庆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征求意见稿)》为例

尽管我国《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为各级人大动用预算监督权提供了相对充足的文本规范，不过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预算监督引致上述规范难以有效对接地方实践，减损了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效能。基于此，重庆市人大在总结本地预算审查监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上述规范文本内容进行地方化改良，形成了《重庆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编纂我国文化法法典的初步构想

编纂一部统一的文化法法典既是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走向文化法治的必然选择。编纂文化法法典不仅具有统一精简文化法、创新文化法律制度、减轻法律适用者的负担、推动学术和文化宣传等功能,而且对于推进我国文化法法典化和文化领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文化法法典的编纂应该分阶段逐步进行,并采取文化公法典和私法典分立的模式进行编纂。文化法法典的具体编纂应该坚持以人民文化基本权为中心的理念,以保护文化权利和规范文化行政活动为主要规范内容,采取“序言、总则、分则和附则”等构成的体例结构。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我国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的理论证成与制度设计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应当以改善商事登记制度作为重要抓手,但目前实践中关于我国商事登记是行政许可还是行政确认在性质层面仍有较大争议。考虑到现阶段商事主体登记制度的历史基础已发生较大变化,且相关立法最终目的在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基于此,综合法条解释和法经济学层面的考量,应当确认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为行政确认制。在具体制度架构方面,应完善立法、司法与行政制度,在立法上明确商事主体登记采取行政确认制。具体的体系安排上,结合国外立法经验和我国司法实践,可以考虑将制度设计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事中事后要履行监管职责;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规范司法行为;建立类型化风险评估制度和商事主体住所网络化登记制度,完善多元监管体系,加大信用约束制度和行政制度层面的监督力度。

补多少? 怎么补? 补给谁? 生态补偿三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基于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体制机制调研的政策建议

如何在政策和立法上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我们对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进行了实证研究,梳理了现有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一、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在补偿方式、主体、数额、依据、体制机制等五个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

论我国刑事被告人受审能力的制度补位

被告人受审能力理论的产生伴随着被告人主体地位的提升和被告人权益保护的加强。被告人受审能力制度有利于保障正当程序、促成实体公正、确保庭审秩序。我国当前并无关于被告人受审能力的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呈现重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轻受审能力鉴定的现状,使鉴定人陷入两难境地,亦不利于人权保障。我国宜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合理构建被告人受审能力的认定程序,明确认定后的处置方式。

我国PPP模式中评估与甄选法律机制之构建

政府和私人部门以PPP模式履行行政任务,必然离不开运作良好的法治国制度的保障。良好的评估与甄选机制是PPP模式稳健运行的前提基础和制度性保障措施。PPP模式的评估机制是对行政任务能否采用PPP模式运行的可行性评估;甄选机制是要选择出一个能够顺利完成行政任务的私人部门。这两项法律机制的科学构建是PPP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其不仅能够促进和保障PPP模式的良善运行,而且也能够为我国未来的PPP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智识和制度样本。

“捕诉一体”机制下完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的思考

退回补充侦查是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犯罪指控体系的重要措施,但退查率居高、退查质量低下、退查制度异化等问题长期存在。"捕诉一体"为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取证提供了重要契机,促使检察引导侦查时机提前、促进补充侦查提纲细化,激活检察引导侦查动力,降低退查比率。但"捕诉一体"难以弥合检警对证据认识的固有差异,检警在个案中的沟通渠道依然不畅,公安机关"借时间"与"带病"强行移送等问题也依然存在。应当逐渐统一检警对证据问题的把握标准,畅通检警个案沟通渠道,通过理念革新与制度完善压缩技术性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