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道德关系模式的历史反思

西方学者在法与道德关系的争论中提出了许多模式 ,著名的有康德模式、富勒模式、哈特模式等。这些模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揭示法与道德的关系 ,但都不够理想。法和道德都有观念、规范或制度、秩序三个层次 ,二者的观念层次是相通的和深藏于现在一般所说的价值观念之中。另外 ,在秩序层次二者也是很难区分的 ,因为它都落实在人的行为中 ,而一个行为 ,如果符合秩序的要求或构成社会秩序的话 ,可能同时具有法律意义和道德意义。这样 ,法与道德的区别主要存在于规范或制度层次。

对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思考

国外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与女权运动—样成绩显著。但是,在我国法律领域从学科系统构成的角度来论述女性法律现象的却甚少,要使女性主义法学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特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形成独立的学术风格,这是任何一门学科的生命力所在。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定义

我们要从科技意识形态出发,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不应当仅仅是主观任意的“部门法体系”而已。它是既有内在逻辑关系又有相对独立的各个部分间构成的系统,即我国的立法体制、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和部门法体系的总称。这个法律体系应该既具有世界范围的法律体系的一般性,又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一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性和重在控权性。它生成于后现代,必须适应多元社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科技时代的需要。它是中国法制传统与后现代法文化相融合的集中表现。

法律现实主义的再生——兼评布赖恩·莱特的自然化法学思想

法律现实主义是20世纪在美国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一场法学的智识运动。这种运动对美国的法律教育和法律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它对英美法理学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二战以后,法律现实主义走向衰落。布赖恩·莱特近年写了一系列文章试图为法律现实主义寻找一种哲学基础。他从奎因所提倡的“自然主义”哲学中寻找到了理论资源。他想以此实现法律现实主义的再生。他认为法律现实主义是一种自然化法学。

村民资格问题研究

渐趋增多的征地款纠纷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案件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此类争讼的处理不当将直接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影响农村发展的大局,严重阻碍我国农村改革的现代化进程。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村民资格认定。但是,涉及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等制度的不完善和相应法律法规的不相配套,导致在处理此类纠纷时的法律适用缺位。因此,探讨村民资格的取得丧失、明晰村民资格的认定标准、设定村民资格问题的处理原则及救济途径,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法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法的合法性问题是很重要的 ,西方许多思想家都对此作了论述。一种法律要被人们遵守 ,首先必须被信仰 ,而法律信仰的本质是对它的合法性 ,即正当性和权威性的确信。这种确信是以人们对法律的合法性评价为基础的。合法性评价应从实质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 ,二者各有其评价标准。

走近“陕派律学”

“陕派律学”虽然形成于清末 ,但事实上 ,陕籍人士任职刑部由清初即代不乏人 ,可以说源远流长。陕派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一般都出身科举 ,由于任职西曹 ,究心于传统律学 ,取得骄人的学术成就 ,成为传统律学最后的高峰。不但如此 ,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在长期司法实践中 ,秉承了求真务实、重视民瘼的特点 ,在司法审判中表现出“公正”、“抗直”的优秀品质 ,不畏权势 。

个人破产者的重生——新加坡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启示

破产者和债权人在各自的利益上通常处于竞争的状态。以往的个人破产法以强制债务人还债为己任,对债务人设定严格的限制措施,使其长期陷于一种"窘境"之中。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破产者提供一个第二次起飞的平台,让其获得新生已是新的立法趋势。为此,现代个人破产法律制度更注重将破产者、债权人和社会三方的利益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综合平衡。新加坡个人破产法律制度"解放"破产者的措施,可为我国建立个人破产法律制度提供借鉴。

试论张家山汉简《钱律》

汉简《钱律》反映了汉代在盗铸钱上的“告诉”与连坐制度。通过与唐律相比较 ,发现唐律中关于私铸钱犯罪的有关规定显然是由汉律继承发展而来。

两极化刑事政策导向下的刑法修订——简评2005年最新修订的台湾刑法典

台湾最新刑法修订的立法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的价值趋向。大陆刑法应借鉴台湾的立法取向,向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发展,同时关注罪犯的再社会化问题。

犯罪故意类型新论

本文对于犯罪故意的类型 ,进行了系统的新探讨 :(一 )首次提出了行为故意和结果故意的分类法 ,进而将结果故意划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确定故意和不确定故意、实害故意和危险故意 ;(二 )首次提出容忍故意的概念 ,将间接故意划分为容忍故意和放任故意 ;(三 )赞同将故意分为目的故意和非目的故意、预谋故意和非预谋故意、作为故意和不作为故意 ;不赞同积极故意和消极故意、无条件的故意和附条件的故意。

雅典的民主制度及其局限

雅典城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摇篮,雅典民主制具有"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鲜明特色。雅典的民主制度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

法律诊所教育与法律援助

从事法律援助是法律诊所课堂外的教学形式。来自于美国的经验在中国被认可与应用不能证明诊所教育就是成功的,中国诊所教育有必要对诊所开展法律援助从根本上明确它的社会定位。研究诊所法律援助独特的风格,使之区别于政府的和其他非政府的法律援助,将教学目标与法律援助有机地结合,在教学研究与法律援助理论上有所创新,这对于在多种法律援助机制并存的现实情况下,非常有价值。

民主社会党参加“制宪国大”之原因探析

1946年11月,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一面大打内战,一面召集“制宪国大”,但为争取美援,贯于排斥异己的国民党政权迫于美国的压力而伪装革新,急需一两个少数党参政以粉饰门面。民社党人在犹豫、挣扎之后,终于提出“附条件的参加”。究其原因,民社党不仅在政纲、立场上与国民党有相近或相同之处,背后还有功利主义的驱使。

法律移植问题探讨

法律移植概念为舶来语 ,应理解为对外来法的继受。法律移植是自古贯今人类法制史上的普遍现象。有六种因素影响法律移植 :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民族因素、地理因素、社会因素、宗教因素。当代世界法律移植有两个新趋向 :法律走向国际统一化和以经济法律移植为主。在我国移植外来法中应注意 :优先考虑法学理论的移植 ,移植先进的法制 ,移植周密完善的法制。

“全球化”中法的一体化和多元化

人的交往需要规则,法律是其中最主要的规则之一,它必然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具有全球性或已经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并不等于所有的法律统一于某种法律或最后整合为统一的"世界法",而是各种法律不再孤立地存在或水火不相容地对立着,各种法律在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和不断地分化中趋于统一,是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统一。法律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现在尚处于初始阶段,它主要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全球扩张的结果,因而明显带有西方法律霸权主义性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法律全球化的积极意义,也不能认为它今后的发展永远会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

有组织犯罪之对策研究

要有效防治有组织犯罪,必须兼顾社会对策和刑事法律对策,二者不可偏废。在社会对策方面,宏观上,必须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微观上,必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金融机构管控、流动人口管理、枪枝弹药等危险物品管理。在刑事法律对策方面,应完善刑事立法,明文规定有组织犯罪的单位主体,完善刑法总则中刑事责任、刑罚方面的规定;提高有组织犯罪法定刑,引入财产刑。在刑事司法制度方面,尽快成立专门防治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机构,允许检察机关对有组织犯罪立案侦查,借鉴污点证人司法豁免制度,加强对证人的保护,加强国际区际刑事司法协助。

略论立法语言的模糊与消除——以刑法为视角

立法语言作为一种具有规约性的语言分支,准确性是其首要特点。为了实现立法目的,立法者应当用准确的语言文字表述法律条文。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使用模糊语言却是在制定法律时不可回避的事实。探析立法语言模糊性的成因、利弊以及如何消除其给法律实施带来的不利之处很有必要。

涤除权制度之我见

涤除权制度源于法国,主要为日本民法所继受,在瑞士民法典中也有所体现,是传统民法中一项古老的制度。因涤除权的行使给抵押权人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而备受争议,几十年来保留与废止之声不绝于耳。我国商品房预售情况的具体分析,表明这是发挥涤除制度功能的一种典型形态,涤除制度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基础和必要,应经过合理的制度构建予以明确和完善。

守法:一个需要哲学考量的法律问题

守法涉及法律是否能够实现并转化为秩序的问题,立法的目的就是要让法律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存在。可是,问题在于自觉守法与被迫守法是有重大差别的,对守法问题的终极思考不仅能够解决认识上的疑惑,还可以提升人们守法的自觉性。法律要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同时人们所要遵守的法律又必须是良好的法律,这是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留给人们的一个法律难题。一方面出于实践的考虑和理由必须服从法律的规定或者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服从法律又会败坏以民主为基础的法的观念和法治。如何解决这一具有悖论性的问题,哈贝马斯的建议或许能够给我们重新考量这个问题一些有益的启发,法律并非“一种自我陶醉的封闭系统;它要受到公民的‘民主的伦理生活’的滋养和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的呼应”。当我们把民主的立法和司法程序依赖于公民交往权利和参与权利的时候,其中也就带有了对于“共同之善”的取向,公民也就从私的法律角色转而采取参与者的视角。这样,法律就成为一种不是依赖于行政权力,而是基于一种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构建起来的规范性期待。